1970年初，廷光重新接管了劳动工资科的工作，他非常感谢党组织给了他新生活。他又开始了拼命三郎的劲头，连续加班一个月，把几年来散乱的报表和文件清理了一遍，让科室的工作重新走入正轨。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报答上级领导和党对他的信任。

　　当他坐了三天两宿的火车赶回北京的时候，已经临近年三十了。他此次回家探亲的心情与以前大不相同，他们夫妻都得到了公正的结论并恢复了原职，这比任何事情都值得高兴。公司给了他一个月的休假，现在他终于可以与家人好好待在一起，过一过家庭生活了。

　　廷光回家度假，不仅给全家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也给舜瑶带回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丈夫回家是她三年来最好的安慰。三年来，他们夫妻各在一方承受着世俗的歧视与精神上的折磨，尤其是廷光，还要承受思念家庭的痛苦和无法与家庭共患难的内心谴责，他在大西北的单身生活更加辛苦。

　　廷光感谢孩子们全力保护了妻子的安全，他尤为感激益砚在家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他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儿子。

　　这个春节，廷光感到最为遗憾与内疚的是，全家九口人只有二女儿没有回家。但他不能后悔自己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年三十的那一天，他出去买了很多食品，钉了一个大木箱子，给远在内蒙古的女儿寄去了过年的食品。

　　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吃了一顿三年中最丰盛、最热闹的年夜饭。廷光拿出一大包鞭炮，为庆祝家中的喜事，他让儿子从窗外挑出一串直垂到一层地面的鞭炮，午夜十二点，消停了三年的鞭炮声又一次从他们家的窗口响了起来，憋了三年的孩子们又都蜂拥到他们家的窗口外面，欢呼跳跃，钟家的鞭炮声似乎已经成了周围的号角声，他家的鞭炮声响过以后，附近便接二连三地响起了爆竹声。

　　益强回京探亲，向廷光夫妇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并郑重地告诉他们，他即将离开小城调往济宁工作的消息。因为小城的工业建设已经完成，国家要把工程技术人员调到小城市去搞企业建设，他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到济宁市，任命他在那所新建工厂担任技术员。这个消息让廷光感到十分不愉快。

　　春节过后，益强就去了济宁市。从那以后，一种内疚感时时困扰着廷光，他后悔不该让儿子离开大学去小城，他原本打算重返故乡的计划，因儿子的调动而落空。

　　自从廷光去了嘉峪关，因那里是半高原气候，寒冷干燥引起支气管炎，又因治疗不及时转成肺气肿。一到冬天便引起剧烈的咳嗽与哮喘，有时因长时间剧烈的咳嗽，他的面孔青紫继而满脸通红，他的身体状况令舜瑶十分担心。

　　久别重逢，他们夫妻有说不完的话，再加上双方都重新恢复了原职，他们之间的话题又增加了不少。这是他们三年来最舒心、最慰藉的一次重逢。

　　回京探亲，廷光去医院认真地做了全面检查，大夫劝告他，他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半高原环境，并给他开了全休假条，希望他能在北京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廷光与妻子商量，冬季回京疗养，天气暖和的时候再回大西北工作，舜瑶表示同意。

　　春节期间，廷光意外地收到了大哥廷硕的来信，他终于知道了这个将近二十年音讯全无的哥哥的消息了。

　　廷硕判了刑以后，就去了新疆劳改场，在那里一待就是二十年。桂枝在小城一个人拉扯着孩子，给人家当保姆，终因惦记丈夫，带着儿女去了新疆，在那里他们安了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她们可以放心地过自己的日子。虽然丈夫在劳改，但是远在边疆，无人知道他们的底细，孩子们上学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桂枝仍然当保姆，用那点辛苦钱供儿子上了一所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儿子毕业以后，与她一起供女儿上学。一个女儿考上了医学院，另一个女儿上完中学后就参加了工作。桂枝终于苦尽甜来，儿女们不再让她去干任何活了。

　　廷硕在劳改场，挑土、搬石头、开山洞、铺铁轨、绑钢筋，样样重体力活他都干过，不少人病倒病故，但他却咬牙坚持下来了。他看到自己的妻子没有抛弃自己，不远万里带着孩子一门心思扑着自己而来，他必须咬牙服完自己的刑期。在劳改场，有一个老中医，祖辈是宫廷的御医，家传秘方一直传到他这一代，他成为稀有的名医。在劳改场，廷硕与他成为患难朋友，他教给了廷硕很多医学知识和不少秘方。廷硕很是聪明，半路出家，也能号脉下药方子。

　　老中医病故以后，廷硕大着胆子给劳改场的工作人员看病，结果，他看好了不少人。再加上他劳动表现好，他的刑期减到了二十年，转到了农场劳动，有了一定的自由。现在，他终于可以每个星期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

　　廷光看到大哥的信后，是喜？是悲？是痛？他不知道。但是，从此他可以与廷硕通信了，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愿不久以后，可以见到大哥。

　　舜瑶一直为工作的事情闷闷不乐，三年的群众运动让她心寒，重新工作使她无从下手。革命委员会把学校的教学工作重新交给她去负责，而那个与她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支部书记调到了其他学校，学校新调来了一个中年女书记。她感到重新迈出步子困难重重，特别是她对于专政组的那几位老师有一种厌恶感。如果接管了教务工作，必定要与他们打交道，她有一种心理障碍。

　　新来的支部书记是一个性格爽朗的人，她说话直截了当，办事麻利干脆。她希望与舜瑶一起把学校的教学工作重新搞起来，但是，舜瑶并没有马上回应书记的要求。

　　在办公室，舜瑶整天翻阅一些几年前的资料。三年多了，学校停课一直到现在，这段空白时间造成了一大批学生成为新一代文盲。学校不上课，但学生仍然一年一年往上升，而这些学生，连一年级学生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就进入了六年级。很多学生不会写作文、不会算术、不会读书、不能看报纸、字写得歪七扭八，他们识不了几个汉字。可就是这批学生，在这三年多当中，却学会了不少骂人的话，也学会了如何撒谎，如何欺负别人。看到这一代人，她的心里就感到一阵绞痛。

　　文化大革命使千百万学生荒废了学业，可是社会上却流传着“只要出身好，就会有工作”的论调，让更多的学生懒于念书。面对已无心念书的学生，舜瑶无法做教学计划，她对工作没有信心，只希望自己做一名普通老师。她变得心灰意冷、意志消沉。

　　新书记理解舜瑶，也很同情她的遭遇，这位书记深深地敬佩这位有才华、有能力的教务主任，为了鼓励舜瑶重新开始工作，她讲了一段历史。

　　她的丈夫是当权派，在运动中挨批斗的时候被打残，虽然现在已经平了反，但却终身瘫在床上，她自己是某校书记，也因家庭成分不好，受到审查与批斗。

　　她对舜瑶说：“老霍啊，一切都过去了，只有忘记过去，才能面对将来，为了给国家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接班人，我们应该抛弃个人利益，为教育事业做贡献。忘记过去吧，一切都重新开始吧！”她对舜瑶寄予了更大的期望，她愿意与舜瑶一起共同办好这所学校，并愿意做舜瑶的副手。

　　新书记的话认真热情没有半点虚假的吹捧。舜瑶感激她对自己的信任，但是，她还是不敢放手去工作，她害怕自己再被扣上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帽子。

　　1970年寒假一结束，学校就正式复课了。停了三年多的课，如何把学生的学习热情再次焕发出来，对于闲散了三年多的学生们，如何重新把教学抓起来，大家感到困难重重。新学期一开始，全体老师就把目光集中在舜瑶的身上。

　　支部书记把学校的教学大权完全交给了舜瑶，就连人事调动工作也由舜瑶去安排，只要对教学有利，书记就全力支持，她只希望舜瑶能够放开手脚去工作。书记的坦诚与信赖，终于打动了舜瑶那颗冰冻了三年多的心，她终于点头接受了这项工作。

　　为了公正地分配老师，让每一位老师都有能力接受任何一个班级的教学任务，舜瑶制定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计划。她让每一位老师带一个新生班，从新生入学教起直到他们毕业，这样做，不仅培养了师生之间的感情，老师们也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教学经历。

　　舜瑶的计划得到了革命委员会与支部的完全支持。就在她向全体老师宣布计划的时候，一个曾经是专政组的老师当场就顶撞了她，会场的气氛立刻就出现了紧张的状态，大家注视着她等待她的表态。

　　舜瑶对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早已预料到了，她也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她没有慌乱。看到那位老师的态度，她平静地对他说：“这是革命委员会的决定。”那个老师听后愤愤地坐了下去。

　　那一个老师之所以对舜瑶怀有敌意，在运动中狠狠地整治她，是因为以前舜瑶没有认可他的教学能力而没有提升他的职位和工资。作为一名教师，把一个落后班级带为先进班级，这就是一名教师的能力与水平。如果把一个好的班级带成一个乱班，那他就不配留在学校当老师。而那个老师正是因为接一个好班就乱一个班，这让舜瑶十分痛心。要知道培养一个好的班集体需要花费半年以上的时间，而要让一个班集体变得糟糕起来，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舜瑶为了提高那个老师的教学水平，送他去培训去听观摩教学课，单独帮助他提高教学水平，结果却遭到了他的记恨。

　　自从学校宣布了上级领导批示的那一天起，专政组的几个老师就变得无声无息了，他们自感愧对舜瑶，见到舜瑶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匆匆而过。他们知道，以后，他们还是要在舜瑶的手下工作的。

　　过了一段时间，几个专政组的老师私下找到了舜瑶，请她原谅他们的过错与过激行为。看到这几个敢来面对自己并承认错误的人，舜瑶给予了他们最大的宽容。

　　为了对全体学生负责，舜瑶在学校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摸底考试，来了解学生这三年的真正知识水平。结果令她十分痛心，三年来，学生们的知识一片空白，虽然是已经升入六年级的学生，但知识水平却还停留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上。

　　为了让学生们达到毕业生的水平，舜瑶配备了全校最优秀的教师抓高年级的教学。为了让真正想学到知识的学生，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她付出了更大的精力与耐心，帮助了一部分学生走出了那片空白地。

　　从1970年，她重新上任以后，她也把自己最后的热量献给了这所学校，为教育事业填补了三年的空白。她不得不承认，当她看到六年级的学生连一封信都不会写的时候，那种紧迫感便重新回到她的身上。她再一次站起来，带领全体老师走出了那片阴影，再一次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颗闪光的星。

　　老师们说：“这所学校只要霍主任在，它就会闪光。”

　　书记对舜瑶说：“老霍呀，这所学校只要有你，我就放心，你是我们党最忠实的朋友，也是我最可靠的工作伙伴。”

　　五十一岁的舜瑶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她那一本本备课本就是她的财富，她以更加顽强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培养接班人而铺路，又以任劳任怨的品德为她所追求的事业一丝不苟地去奉献。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常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名言作为她在教育事业上的一把尺子，她教育学生，不仅要让他们有一个文化上的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还要让他们有道德上的好成绩。她一直认为，幼儿的基础教育是根本的根本。

　　佳欣一直在家属委员会与那些大妈、大伯们一起学习，每一次工厂来招工都因视力差而被拒之门外。她看到周围的邻居和同学，无论职业好与坏，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羡慕、着急、郁闷，但她没有丝毫办法去改变这一切。她无奈地每天去参加学习，每天回到家都会长叹一口气。

　　舜瑶看着女儿闲待在家里，心里非常着急，但她还是鼓励佳欣，一定能够找到工作。舜瑶还告诉她：“孩子，趁着现在有时间，把中学教材学一遍吧，以后一定会有用处的。”

　　从那以后，佳欣白天去学习，晚上就捧着姐姐们的中学课本，认真地自学起来。

　　1973年春节过后，一家街道小厂到家属委员会来招工，家属干部恳求工厂的领导：“厂长呀，你们就收下这个待业青年吧，这个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老老实实的一个孩子，就是视力差一点，身体没有病呀！这个孩子是一位非常好的青年，给她一个工作的机会吧！我们可以作证明的。”

　　来招工的正是这家小厂的支部书记，他看了一眼佳欣后，便拿着那份证明信，带着佳欣和另一名腿有残疾的女孩子去了他们厂。在家待业三年，佳欣终于有了一份工作，她回到家里，蹦着高地告诉了舜瑶这个好消息。

　　佳欣满怀欢喜地来到工厂上班，她第一天走进工厂大门的时候，心里就凉了半截。那是怎样的一家工厂？外面堆积着大捆大捆的原木，低矮的几间屋子四面透风，里面到处飞扬着锯末。几台机器前，工人们不停地锯着板条和板块，再看工人们，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大妈、大叔和大伯。佳欣感到上帝真是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这是一家木材加工厂，只有书记有初中文化程度，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他用信赖的目光，看着新招来的几个学生，对职工们讲：“我们工厂有希望了，我们需要这些年轻学生的文化知识，用他们的文化来改变这个厂子的面貌。”

　　佳欣看着那些大叔、大妈和大伯们，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酸楚，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学徒的生活。

　　厂里不分男女，大家都要扛木头，就连那个瘸腿女孩子，也要站在机器旁递木条子，佳欣干得非常辛苦。

　　佳欣在工厂，整天与男工人一样搬木头拉锯条，她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血茧子，她用纱布缠在手上继续扛木头。每天，她回到家，躺在床上只有喘气的力气。

　　舜瑶看着她心疼不已，但还是鼓励女儿，说：“孩子，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咬咬牙，习惯就好了，好好干吧！”

　　佳欣看着自己那双变得粗糙的双手，咬着牙继续在那家小厂干活。

　　学校开始复课了。但是，与以前不同的是，教科书的内容删减了很多，文字改革，一切都从简了，还是那句话，识字是为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干活没有必要知道深奥的知识。大学仍然关着大门，高中生毕业以后要下乡插队，分配工作由国家统一安排。

　　益砚重新站在讲台前，面对重新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们，虽然他的心情跟文化大革命以前截然不同了，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伏案备课，每天早晨五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无论是酷暑三伏，还是数九寒天，他总是第一个跨进学校大门。

　　冬天，他到了学校，先把办公室的炉子生好，再去打热水，然后去教室为学生生好炉子。夏天，他冒着大汗，为大家准备好凉白开水。他的恩师退休了，他成为化学教研室的负责人，他依然面带威严，依然严格执教，依然令学生们畏惧。他还是那句话：“作为一名教师，让学生取得好成绩是我的责任。”

　　他依然每天在上课前十分钟就站在教室门口，等着自己的学生们走进教室，从未有过一次缺勤和迟到。他用舜瑶的话说：“时间是信誉，失去了信誉就培养不出优秀的学生。”

　　当他重新站在讲台前的时候，学生们发现钟老师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位衣冠整洁、脚下生光的老师了，益砚的穿戴彻底改变了学生们对他的印象。他已经彻头彻尾地改变了自己的外表，身穿一件蓝色中山装布外衣，腿上穿一条褪了色的蓝布裤子，脚上穿了一双黑布鞋。但是，他的头发却仍然光滑不乱，这是任何人也无法让他改变的生活习惯。文化大革命对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让他铭刻在心，但无论他把自己包装得多么朴素无华，从他那张傲慢的面孔上依然刻画着他不屈的心理状态。

　　益砚对学生只有一个要求，上他的课必须认真，教科书精简了，但他还是把化学中的精粹教给了自己的学生们。他告诉学生们：“同学们，你们要多学知识，学好知识不是为了老师，而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将来。”

　　益强去了济宁印染厂，在那里重新开始了另一种单身生活。在一片荒郊野外重新建设一座大型印染厂，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备受老工人们的尊敬与期待。益强记住了廷光夫妇对自己的嘱托：“孩子，你的根在工人当中，他们才是你的主人，要任劳任怨不要荒废了你的知识。”

　　新建厂，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条件非常艰苦，但益强的身上却看不出丝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呆子的痕迹来，他的脸上袒露出的是坚定与自信。工人们身上有多少汗，他身上的汗水比工人流得更多。工人们手上有多厚的老茧子，在他的手上就有更多的血泡，他不怕自己被磨粗磨糙，他与工人们一起摸爬滚打，从来没有含糊过。

　　益强非常聪明，他给厂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并亲自带领工人们一起冒着凛冽寒风、烈日酷暑，建厂房、安装机器、架设电线，厂子里最危险的地方一定会看到益强那壮实的身影。老工人们看到这个从北京来的大学生，聪明忠厚、坦诚谦虚、吃苦耐劳，他说得少、干得多，深受老工人们的爱戴，厂领导看出益强是一颗好苗子，破格提拔他为车间主任。

　　其实，有很多工人都是从小城来到济宁参加新厂建设的，不少人都知道益强的家族史，但是，这些老工人们却没有对益强有半点歧视的言行，他们对这个小伙子的评价就是一个“好”字。

　　自从舜瑶恢复了名誉以后，佳茗也回到了实验室，结束了三年在车间劳动的生活。三年了，她没有穿过新衣服，她不敢打扮自己，不敢追求自己的生活，她压抑了三年的郁闷终于可以释放了。她没有什么可顾忌的，妈妈已经得到了平反，并重新担任了学校的领导工作，她又开始把头抬了起来。

　　王府井的蓝天高级裁剪店，每个星期又都会出现佳茗的身影，她不是做一件衣服，而是几件几件地做，她要把失去的青春在短时间里进行补偿。家庭成分论影响了她上大学，成为她终身的遗憾，她拼命地做衣服以抵消心中的郁闷。

　　她在工作中，疯狂的工作精神无人能比，纺织系统每年的算盘比赛，她仍然夺得第一名，廷光教给她的“扒皮”的珠算法，仍然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快、准就是这种算法的法宝。佳茗很是自豪，自己的绝技无人可比，她要强、工作效率快，她在大家面前显得傲慢、盛气凌人。她没有错，她牢记廷光的话：“干活就要认真，不能出错，做统计就要细致，不能出现数据上的误差，账面上的钱一分也不能随便移动。”

　　她按照自己的生活意识规划自己的生活，做衣服成为她嗜好。“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外，就是自己的时间”，她假日必去王府井大街。她不断更新的衣服，成为女工们追求的榜样，为此，她很是得意。

　　三年以后，佳珍从内蒙古兵团第一次回京探亲，她的脸变得又红又粗糙，稚嫩的双手变成了一双粗糙硬厚的铁手。兵团的艰苦生活令廷光夫妇万分心疼，但是一想到北京有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在那里生活，他们对女儿除了加倍的疼爱以外，就是在她回家的日子里，多做一些好吃的来弥补内心的隐痛。

　　佳珍去了兵团，北京知识青年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上，盖起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开垦大荒原，种上了粮食与蔬菜，他们打水井、学骑马，在枯燥的大草原寻找自己的乐趣。

　　佳珍一到了兵团，同校的女同学就把她的金嗓子向大家做了宣传，北京的学生们立刻在远离亲人的大草原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宣传队，他们白天开垦大草原，晚上聚集在一起高唱革命样板戏。连队指导员鼓励学生们排练一个样板戏到全军去演出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热情的学生们选择了样板戏“海港”，佳珍和另一名男学生成为戏中的男女主角。

　　北京是京戏的发源地，不少来自于北京各校的学生中，能拉会唱的大有人在。很快，一支革命样板戏剧组就在连队里成立起来了。这些年轻的学生们，白天劳作在农田里，到了晚上，宿舍便成为排练场地，学生们热情高、精力旺盛，枯燥无味的晚上变成了活泼欢快的夜晚。

　　佳珍不愧是金嗓子，她那浑厚的女高音令所有的人为之一惊，很多女孩子为她没有成为歌唱演员而惋惜不已。那个扮演男主角的学生与佳珍天天在一起排练，渐渐地对佳珍产生了爱慕心情。佳珍一直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有一种压力，所以，她不敢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

　　麦收季节的一个晚上，男孩子约佳珍到刚刚割完的麦地去练练嗓子。佳珍高兴地与他走在一望无际的麦地里，他们边走边唱，还不时地练习几个动作。当他们打算返回住宿的时候，男学生突然大胆地向佳珍表示了爱慕之心。佳珍睁大了眼睛望着对方，她不敢相信爱情会来得如此之快。她没有接受对方的表白，冷静地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家庭背景。

　　那个男学生并没有因为佳珍的拒绝而灰心，他对佳珍讲述了一段自己的家史。

　　晚风吹拂着这对年轻人的面孔，晚霞照射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坐在空旷的麦地里，讲述了各自的家庭。

　　男学生的祖父母是京城有名的房产主，在京城最好的地段有上百间房屋，与儿女们生活在一处优雅的四合院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的祖父母遭到了批斗、抄家和剃光头，无休止的谩骂和羞辱使两位老人生活在无限的恐惧之中。有一天，祖母被红卫兵打倒在地，祖父上前扶起老伴，也被踹了一脚，当天晚上，祖父母就病倒在床上。男学生的父母顶替老人去挨批斗，可是，红卫兵仍然把两位老人从床上揪了出去。

　　那是一个寒冷的晚上，四合院里孩子们的房间都已经关上了灯，两位老人没有躺下睡觉，他们拥抱在一起，相互哭诉着内心的苦衷，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变得如此凶狠。

　　祖母会一手绣花绝技，她为官宦人家不断地织绣，积攒下不少银两。祖父有一手雕刻家传手艺，为有钱人做了不少木器家具，他们的银两不断增多，于是，他们把钱逐渐地投入到土地上，一点一点在京城最好的地段买下了这上百间房产。从此，他们靠出租房子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给子女们也都置下了一套宅院。

　　从老两口的房间里透出昏暗的灯光，显得很是凄凉。这个晚上，老两口悲切地诉说着、哭泣着。一个小男孩儿却趴在窗台上向里张望，他清楚地看到祖父母的面孔有多么的悲伤，同时，他也看到了祖父母颤抖着的虚弱的身体，他静静地看着里面的一切。一会儿，祖母从一个角落里拿出一包东西对祖父说：“我看，我们家已经没有地方再藏这包东西了，明天，让他们抄出来，我们的老命就没有了，可是，我们就剩下这包东西了，无论如何也要给儿女留下呀！”祖父噙着泪点着头，他踩着高凳子，揭开屋顶的一个天井，把这包东西放了进去。等他下来以后，他们在佛祖面前念了很长时间的经，然后祖母手里拿着一杯水和两小包白粉，老两口同时吞了下去。男孩子不知道这包东西是什么，他一直注视着房间里的一切。

　　祖父母坐回到椅子上，他们相互对望着，没有再说话。男孩子等了很长时间，祖父母依然纹丝不动，他终于忍不住轻轻地推开房门，走了进去。房间里很凉，他走到祖父跟前叫了一声，没有回答，他又走到祖母面前，摇了摇她的胳膊，祖母的头一下子歪了下去。男孩子惊叫了一声，跑出了房间。他呼喊着，整个院子各个房间的灯同时亮了起来。大家急忙跑进老两口的房间，这对老人已经没有了气息。男孩子坐在地上大哭不止，他什么也没有对自己的父母讲。

　　他是祖父母的长孙，他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祖父母的疼爱，只有他每天晚上必去祖父母的房间，当祖父摸着他的头让他回去睡觉的时候，他才会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一天，他看到祖父母悲痛的目光而担心不已，他睡不着觉，轻轻地爬起来，想去看看他们，却听到了老人们的哭诉声。

　　男孩子在自己的床上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他踩着凳子爬到高处，打开天井拿出那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一包金灿灿的金银首饰上百件。他傻了，他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把这包东西放进一个破口袋里，背着它们去了后海，他害怕这些罪恶纠缠自己的父母，像躲避瘟神一样，把它们扔进了后海里。

　　以后，每当他想起自己的祖父母的时候，浑身就会惊悸抽搐，他的心里落下了一种恐惧症。直到他去内蒙古兵团的时候，才把这段历史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佳珍听完他的讲述，眼睛里充满了泪花，她也把自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向男孩子讲述了一遍，在把自己因家庭问题而不能入团的事情说完以后，她难过地哭出了声。

　　男孩子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腰，这两颗因遭受歧视而受到伤害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从那以后，男学生成为佳珍心中的一部分，他们相互帮助、共同进取，在革命样板戏的演出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们所在的连队把自己排练的“海港”带到军区参加汇演，获得了第一名。佳珍的名字也因她的嗓子及表演的完美而在全建设兵团叫响了，他们开始在军区巡回演出，并把剧目带到蒙古包的牧民那里，名声越传越广。

　　佳珍活跃在文艺舞台上，她的金嗓子在军区无人不晓，基于她对工作热情和对军区文艺方面的贡献，共青团组织决定吸收她为一名团员。可是，政治审查再一次把她无情地挡在了那扇大门外，为此，她痛哭了整整一夜。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大西北的廷光的时候，廷光的心碎了，还是自己父亲的问题影响了女儿的前途，他欲哭无泪，抽了一夜的烟，以此来控制内心的剧痛。

　　佳珍为自己仍然得不到组织上的信任而失去了入团的愿望，她用自己的歌声来融化内心的痛苦。没过多久，她接到了一封内蒙古歌舞团的邀请信，聘请她去歌舞团当一名歌唱演员。她想当演员，但是，她更想早日回到北京，她写信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廷光和舜瑶为此很是伤脑筋，他们无法判断孩子的将来，去歌舞团将意味着永远回不了北京，但留在连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又想到现在这个九口之家分散在四个地方，最后，夫妻决定女儿还是留在连队等待国家分配回北京。这样，佳珍再一次失去了当演员的机会。

　　佳侨在工厂里积极的表现得到厂里老工人和领导的赞扬，她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她连年被评为优秀职工，纯朴的工作态度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使她得到了团组织的信任，但是，她始终没有勇气跨进组织。

　　佳欣在街道小厂干着与男人们同样的工作，扛木头、拉大锯、蹬三轮车，她动作越来越像一个男孩子了。厂里的工人大多数没有什么文化，厂里组织学习，都是她为大家阅读报纸和学习文件。她朴素和憨厚的言谈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赞扬。她工作了半年之后，厂长就让她离开了木工组，跟一名八级老电工师傅学习电工技术，开始了她另一种学徒工作。

　　这位老电工师傅是厂长的挚友，他带着自己的技术与厂长把这个小厂建立起来。他眼里不揉沙子、脾气大、性格倔，厂里的工人没有人敢跟他顶着干，他是从旧中国过来的手艺人，带有浓厚的手艺人意识，对佳欣的工作总是挑剔。

　　她第一次爬电线杆子的时候，看到三层楼高的杆子，她的腿不停地打颤，老师傅见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地上，便瞪起眼睛告诉她：“爬杆子是电工最基本的功夫，不敢爬杆子就别想当电工。”

　　佳欣咬着牙，戴上安全带，踩着脚蹬子爬上了杆顶，颤悠悠的杆顶，让她头昏目眩，老师傅却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佳欣也是一个性格刚毅的女孩子，只要她认准的理，就会一闷子扎到底。她知道师傅对自己藏着一手，感到心里不舒服，师徒两人经常搞得不欢而散。厂长耐心地告诉她：“学徒嘛，首先就要学会忍耐。”

　　有一天，暴风骤雨突然而至，厂里的电路出现了故障，大家在一片漆黑中停下手里的活，老电工师傅知道哪里出现了毛病，他要亲自出去检查。佳欣懂得雨天检查电线是个危险的活，她恳切地对师傅说：“师傅，让我去干这个活吧！”

　　老师傅疑惑地望着她，把要领告诉了这个女学徒工。

　　佳欣消失在暴雨中。老师傅突然感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情，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可别出现什么危险啊！可别出岔子啊！”他不停地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半个多小时以后，佳欣从暴雨中跑了回来，厂里的电灯又亮了起来，老师傅看着浑身上下滴着水的佳欣，眼睛里充满了疼爱的目光。

　　佳欣这次的表现，彻底改多了老师傅对她的印象，但是，老师傅仍然不教给她绝活。直到有一天，老师傅才告诉了佳欣他学徒的心酸史。

　　佳燕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孩子，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但是，她自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学习，1970年，所有初等学校复课，她升入初中，担任了物理科代表，她所去的是一所学习俄语的新建学校，在那里，她也遇到了真正的好老师。

　　在这所新建校里，几位中年教师成为主力教师。数学、物理、化学和哲学老师都是过去的右派分子，他们重返讲台，立即就沿用了1966年以前的那套教学模式。别的学校的学生松松散散，根本不念书，因为念书与不念书都要去农村，而佳燕所在的学校，那几位老师三天两头出考试题，并在班里排名次鼓励大家念书，这让佳燕十分高兴，每一次班里的总成绩佳燕都是第一名。在那几位老师的激励下，班里及年级的学生对学习开始有了热情，年级和班组也出现了激烈的竞争，佳燕却从来没有掉下第一名的宝座。

　　1970年8月，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不需要任何考试，只要单位组织上的推荐，就可以去上大学。能够去上大学的几乎都是工农子弟、干部子弟。“上大学，回京城”成为当时的口号。不过，国家也有明确规定，从哪里走的，大学毕业后，还要回到哪里去工作。但无论如何，上了大学就可以离开农田。有不少北京去外地的插队知识青年，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到名额去上大学。

　　1973年，佳珍因在兵团的突出表现，尤其是她在文艺上为全军所做出的贡献，当之无愧地被上级领导选送去上大学。兵团那几个有限的大学名额比金钱都贵重，谁都知道，能去上大学，就意味着光明的前途。可就是这个已经到手的名额，佳珍却让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相貌极差但心地善良的大姐。大家都说她做了一件大傻事，就连舜瑶也在信中劝她，家里供你上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领导如此看重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可是，佳珍仍然把自己的名额让给了那个大姐，并去军区为她说情。军区领导被她诚恳及正直的精神所感动，让那位大姐去上了大学。而佳珍让名额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已经热恋着的男朋友，她不愿意抛下男朋友自己远走高飞，她希望与男朋友永远在一起。

　　上山下乡几年，不少北京青年因看不到回北京的希望，而与当地农民结了婚，更有不少女青年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当地青年结了婚，但大多数北京青年则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返回北京。

　　廷光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大西北的风沙及半高原的气候了，不断增加的新病让他苦不堪言，只要一回到嘉峪关，就会增加一种新的疾病。肺气肿、高血压及冠心病、气管炎令他无法再去那里工作，他不得不在北京治疗休养。

　　半年以后，他的公司去了湖南湘潭市，要在那里建几座大型工厂，他结束了休养，随着公司转到了南方。身处湖南亚热带湿润炎热的气候，他身上开始大片大片地起满了湿疹，瘙痒难耐。在闷热潮湿的夏季，他喘气也很困难。上级领导要求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自己的床铺搬到了工人宿舍。

　　因为气候不好，廷光的哮喘病让他无法正常上班，他不得不继续休息。工人兄弟们很关照廷关，为了不让他感到寂寞，他们去工地干活，就让廷光在家里准备热水、晒晒被子和衣服。晚上，廷光为大家念念报纸，廷光很是感激他们对自己的照顾。

　　廷光特别害怕蛇，他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毒蛇经常出没的地方。每当同事们上班以后，他待在宿舍里的日子并不好过，常常可以听到屋顶上爬行的声音，这让他感到筋骨都会酥软了。

　　有一天中午，他给每一个弟兄都倒好了一大杯温开水，正打算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下子不再转动了，身子也像打了石膏一样动弹不得，浑身的血液似乎已经凝固，血压升高、心跳过速，他看到了一个恐惧的场面。

　　一条眼镜蛇正立在地上，与他只有一米之遥，张着大嘴，吐着信子，扬着头看着他。他心里清楚，只要被它咬一口，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呜呼命绝。他不敢动，更不敢跑，他开始浑身颤抖了起来。

　　就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磅”的爆炸声，那条毒蛇在地上翻了几下后便挺直了身子。廷光的脑子还在“嗡嗡嗡”地鸣叫，眼前的事情令他感到天旋地转，他向后一倒，不省人事。

　　原来，当廷光看到毒蛇的时候，正好工人们从工地回来，一个师傅看到了那种情景，说时迟，那时快，他顺手拎起门口的暖水瓶，照着那条毒蛇就砸了过去，好险！不偏不斜，正好砸在了那条蛇身上，一瓶滚烫的开水将毒蛇烫死了。

　　廷光被工人们送到了医院，他的冠心病急性发作，经过大夫的全力抢救，才从死亡线上回来。他再次感激工人老兄们挽救了自己的一条生命。

　　在医院疗养的日子里，廷光的病房整天都是阳光灿烂，只要他不哮喘，就会给大家讲故事和历史，还用生硬的湖南口音给大家讲笑话，沉闷的病房不断传出欢快的笑声，其他病室的人们陆陆续续来到他的病房听故事、聊天，病人们的脸上不再是那种痛苦消沉的神态了。

　　有一天，他到护士室找大夫，看到一个护士正趴在桌子上刻蜡版，作病例表格。他走上去笑着对那位女护士说：“你的时间很重要，病人们需要你，我闲着，让我帮助你刻吧。”

　　那位护士看着廷光认真的面孔，微笑着说：“这些工作都要我们自己去做，现在是午休时间，可以刻一点。你是病人，我的工作怎么能让病人去干呢？”

　　廷光诚恳地对她说：“我不抢你的工作，你照顾病人非常辛苦，我干这个活，不会影响我的身体，放心吧，如果你休息不好，就会出医疗事故的。”

　　那位护士看到廷光那副真诚的样子，把刻蜡版的活交给了他。其实，廷光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他喜欢做一些事情以减轻思家之苦。大夫建议他再疗养一段时间，他就想帮助大夫护士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护士给了他这个简单的刻蜡版的任务，他非常高兴。

　　当他把刻好的表格交给那位护士的时候，女护士睁大了眼睛看着他说：“钟师傅，你不会是拿到外面找人刻的吧？”

　　廷光笑了：“如果你认为刻的还可以，我还会继续帮助你们。”

　　女护士不敢相信，那表格上的字迹如同印刷的一样，可以乱真。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他亲自来到廷光的病房了解情况。

　　没过多久，廷光被院长请去，在办公室里，院长看着廷光那双智慧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钟师傅，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城府很深、知识渊博难得的人才，可惜呀！可惜！我从你脸上可以看出你的身世。现在，我也是刚刚恢复了工作，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我要让你的才能在我们院里得到全部的发挥。”院长又说：“钟师傅，等你的病好了以后，就调到我们医院来吧，我正需要一个工会主席呀！”

　　廷光没有想到住院治病却与院长结下了缘分，他感慨万分，自嘲地对院长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平庸地度过的，无官一身轻嘛！我这个年纪，更没有什么奢望的东西了，我这一辈子就怕有财富。现在，除了这笔字一直跟随着我，我什么也没有了。如果你还能看上我的字，在我住院期间，我可以为你们干一点事情。”廷光婉言谢绝了院长的邀请。这次谈话之后，院长还是去了廷光所在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