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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第一章

  廷光回到家,给这个饱受社会歧视的家庭带来了久违的父爱。他下放劳动得到了工人们的保护,从他第一天去工地劳动起,工人们就没有让他动过一块砖和一片瓦,他们把他当成了一个宝贝,让这个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并把有关文字的工作一概交给他去处理。在与工人们相处的日子里,廷光也很开心,他兢兢业业地为大家工作,并为他们烧热水、写家信、念报纸,让他们一回到宿舍就能喝上热茶水。在远离家人的建设工地上,廷光用他的文化知识和风趣的历史故事带给这些男人们很多欢乐。同时,他们也从廷光的帮助中得到了精神滋润,对廷光更加信任了。

  

  尽管廷光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摆脱精神上的鞭策。探亲回家,儿女们高兴,妻子也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就在这个家庭备受煎熬的时候,两件喜事从天而降。

  

  廷光回家不到一个星期,佳侨告诉他,学校军宣传队长和老师要来家访,她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让廷光感到非常地紧张。

  

  那一天早晨,佳侨学校的军宣传队队长与一位老师敲响了钟家大门,廷光沉稳地去开门。在大门外边,一位军人正微笑地看着他,旁边还有一位男老师,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后,廷光热情地请他们进家门。

  

  他们走进钟家,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接着那位军人非常和蔼地对廷光讲了全国的运动情况和党的政策,又讲了佳侨在学校的表现,最后,他严肃地对廷光说:“我们党的政策一贯是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目前,国家已经停止了招生工作,应届毕业生需要参加工作,在工作中去学习。现在,企业开始招收工人,我们学校要把优秀的学生送到企业里去,名额有限。校方决定将佳侨作为第一批学生送到企业参加工作。祝贺你们,你有一个好女儿啊!”说完,这位军人走到廷光面前,握住了他的手。

  

  军人最后的这句话,激荡着廷光的心,他心中甚喜,无以言表,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眨着眼睛注视着眼前的军人,军人手上的热量顺着手一直通向他的全身,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长期以来,他们家不断地为成分论付出代价,从来没有走出过其带来的阴影。直到现在,他还在为自己的家庭不断地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儿子们不能走进如愿的大学,女儿不能跨进大学校门,他早已对自己孩子的前途失去了希望,他知道这个年月,好工作是绝对不会自己上门来的。

  

  那位同来的男老师微笑地点点头说:“今天,我们就是来通知家长的,学校要把第一批名额分给最优秀的学生。”

  

  真真切切、诚恳可信的面孔使廷光激动得脸色有些紫红,他的目光里带着晶莹的泪花,对那位军人说:“真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啊!学校领导这么关心我们,让我们如何感谢你们呐!孩子为学校工作是应该的,应该的。”

  

  那位军人用力地握紧廷光的手,说:“一个学生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去学校是很难得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持做好事,我相信学校老师的眼光是正确的,你女儿有这个资格成为学校首批去企业的学生。”军人的话坚定有力,在廷光的心底里撞击出阵阵回音,他要感谢这位从天而降的大救星,他有很多话要对这位军人说,但却不知从何说起。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变得笨拙起来,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谢谢组织对孩子的关心。”他用手背抹了一把眼睛。

  

  从军人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无奈的神情,他诚恳地对廷光说:“学校了解你们家的情况,这个决定是学校领导共同决定的,不用担心,你家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相信党和国家。”

  

  廷光发自内心地说:“就是,就是,我们要为国家好好工作,多做贡献。”

  

  学校的老师和军代表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抽一支烟,他们告诉了廷光这个好消息后就离开了钟家。有生一来,廷光第一次接触军人,又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里,他受到了不小的震动。

  

  佳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第一批被企业招收的学生,也是附近所有应届毕业生中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孩子,这给了钟家一个巨大的慰藉。佳侨成为厂里实验室的一名试验员,这也是学校为她争取到的最好的工作岗位。

  

  军代表走了以后,廷光看着佳侨兴奋的脸,颇有感触地说:“三丫头多亏了你的大辫子给剪了,留着大辫子怎么能扛红旗游行呢!”这让他想起了佳侨剪辫子的事情。

  

  女孩子的长辫子也成为了一种旧风俗,也要破除掉。佳侨有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头发,人见人爱。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她就把那一头又浓又粗又长的头发辫成辫子盘在头上,戴上一顶帽子。学校老师告诉她,现在京剧团正在找这样的大辫子,你可以把辫子拿到京剧团去卖,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听了这样的话,佳侨更加不敢显示自己的那头秀发了。

  

  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几个革命样板戏在全国各地普及起来,机关学校、工厂、军队以至农村都组织起宣传队,大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那条大辫子特别引人注目,不少京剧团到民间寻找这种大辫子。佳侨特别害怕失去那条令人羡慕的大辫子,那一天,她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去王府井买东西。

  

  全然没有注意到有一支红卫兵队伍在北口执勤。当她走进一家食品店的时候,有两个女红卫兵跟在身后叫住了她。佳侨回身看见是两个头戴绿军帽,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她们的头发齐刷刷地露在帽子的下边,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子。她们向佳侨宣传,要破四旧、立四新,留长辫子是四旧,我们必须要剪掉它,与四旧彻底决裂。

  

  佳侨听明白了她们的意思,急忙解释:“对不起,我回家后,马上就剪掉,一定剪掉。”

  

  可是,不等她说完话,那两个女红卫兵便走上来说:“不用回家剪了,我们就在这里给你剪下来。”

  

  佳侨还想继续争辩下去,那两个人没有容她往下说,一人一把剪子,把她的那两条过屁股的大辫子齐刷刷地剪到了齐耳朵根儿。

  

  佳侨欲哭无泪,她怔怔地站在原地,用手摸着已经成了短发的头,站在周围的人惋惜地说:“多好的头发啊!多可惜!”

  

  佳侨突然追了过去,向那两个红卫兵要辫子:“请你们把辫子还给我吧!我留个纪念。”红卫兵却说:“我们要把辫子交上去。”说完,便扬长而去。

  

  佳侨的头发被剪掉了,她很难过。回到家后,舜瑶却安慰她说:“孩子,我们应该支持红卫兵的工作,革命样板戏需要这样的好头发,剪掉了不可惜。以后参加工作,留着长辫子也不方便嘛。”佳侨听了妈妈的劝说,心情开朗了许多,她戴上了军帽,露出齐刷刷的短发,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益强回家告诉廷光:“爸爸,我们大学已经开始分配工作了,学校仍然留我在校工作。不过,现在大学已经不招生了,留在学校也是搞政治工作,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外地工作。”廷光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留校当老师是最佳的选择,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师的职业被人瞧不起,人们宁愿去当淘粪工人,也不愿意当老师,老师在社会上被称为“臭老九”,找对象都很难。大学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这是一个铁的制度,不想留在学校搞政工,就意味着要去外地。益强看到大学教授下放劳动、挨批斗、受人侮辱,看到自己的妈妈整天挨整,看到大哥为自己作出的成绩整天写检查,他们曾经都是教育岗位上的优秀教师,现在都成了挨整的对象。他害怕,他不愿意留在学校被人看成是“臭老九”,他更不愿意让自己已经学到的知识变得无用武之地。最后,他还是按照廷光的意思,放弃了留校当老师的机会,选择了去小城工作。

  

  学校同意了益强的志愿,把他分到了小城,他很幸运。因为在他的班里只有两名家庭特别困难的同学分到了北京远郊区的县城小工厂,其他同学都被分到国家边远地区的乡村企业工作去了。

  

  舜瑶希望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当她自己的教育工作受到了残酷的侮辱以后,她便不再坚持让儿子留在学校工作了,儿子去工厂,为这个家庭增加了一分工人阶级的成色,这对于他们这个成分不好的家庭来说至关重要。过去那种“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涛里,彻底改变了舜瑶的思想意识。她支持儿子去小城工作,但是,她也感叹文化大革命让儿子在大学里多待了两年多。

  

  廷光回家后的两个星期,他的儿子和女儿比周围任何一家的孩子都早得到了工作,他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没有忘记那位军代表所说的话,他期待着妻子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就在他准备返回嘉峪关的时候,舜瑶所在的学校专政组又一次来到了他们家。

  

  那一天,专政组没有让舜瑶去学校,让她待在家里写检查。早晨九点多的时候,有人在外边敲门,廷光去开了门。

  

  大门外边站着两个年轻人和四个学生,其中一个男人对他说,他们是学校专政组的老师,是来抄家的。他的声音不像一年前那么凶狠了,但却十分严厉。

  

  廷光一听是专政组来抄家,脸上的表情马上变得难看起来,他对来人说:“你们没有权利来抄我的家。”

  

  那个人也不客气地大声说,这也是她的家,我们是来抄她家的。此时,廷光的心里充满了怒火,他大声地质问他们:“那好,既然你们一定要抄她的家,请出示上级领导的证件。”

  

  那几个人看廷光并不惧怕他们,便也动怒起来,说:“我们是奉上级指示来的,你想阻挡群众运动吗?”

  

  廷光并没有露出害怕的样子,他也不客气地对他们讲:“你们代表不了群众,请你们出示上级的文件。”

  

  那几个人自知理亏,但仍然要往里闯,廷光再次告诉他们:“我再讲一遍,你们没有权利动我的家!”

  

  最后,专政组的人还是闯了进去,廷光气愤地告诉他们:“这个家里,除了一只抽屉和两个衣柜里有她的东西外,其余的都是我的财产。”

  

  专政组的人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并没有见到什么特殊的东西,便打开廷光所指的那几只抽屉,翻了一遍,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气急败坏地站在房间里大声吼叫着:“反抗到底,死路一条。”随后便离开了钟家。

  

  舜瑶始终坐在家里的椅子上,不说一句话,等学校的人走了以后,她立即点燃一支烟,狠命地吸了起来。下午,学校派人把她叫走了。

  

  廷光听说,北京有不少人因蒙受不白之冤而含恨走上绝路,心里非常地恐惧,他害怕那种情况出现在自己家里,因此,在探亲期间,他几乎每一个晚上都与妻子长谈。舜瑶越是想以后的生活,越觉得自己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就更让廷光为妻子捏着一把汗,他非常担心妻子的精神状态。

  

  益强去外地工作,益砚就要一个人承担家里的责任,廷光嘱咐女儿们帮助益砚共同照顾好妈妈。同时,他也告诉益砚:“孩子,只要你妈妈回到家里,她的身边随时都要有人陪着,不得有半点失误。”

  

  二十几天的休假结束了,廷光带着巨大的担心与无限的牵挂离开了北京。

  

  廷光走后,舜瑶在屈辱中为益强准备行装,她把一只大牛皮箱和一只小雕皮箱送给儿子,看着儿子离开自己去了小城。

  

  五月中旬,益强一到小城,他先去看望了病中的姥姥,又去看望了长辈们,最后,他去了自己出生的地方,那栋充满不幸的楼房。他把自己所见到的分别写信告诉了廷光夫妇。

  

  益强分在山东省重点企业小城印染厂工作,他作为技术骨干备受厂领导的重视,工人们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大学生十分尊敬。他常常把小城各家的情况写信告诉舜瑶,他像一根丝线牵起了舜瑶与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的纽带,也让舜瑶了解了更多的家族事情。同时,益强也把爷爷家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廷光。

  

  四奶奶因娘家是工人,她在运动中没有吃多少苦。淑青的情况比四奶奶要糟糕得多,因她的丈夫是资本家成分,除了在厂里劳动,每天还要挨批斗。她是家庭妇女又有文化,经常受到批判,还要不断地写检查。她的孩子们因为出身不好,要接受改造,他们不能上学,不能在城市找工作,她的大女儿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两个儿子去了郊区的村办小厂。她和四奶奶仍然住在那栋楼房里,一家一间,其余房子全都住上了外人。院子被搬进来的人分隔了好几户,又盖出了几间屋子,一座别致的洋楼花园,变成了一个凌乱不堪的大杂院。她们进进出出都在众人的视线里。

  

  秋天,益强写信告诉了舜瑶一件不幸的消息,他的大舅,舜瑶的大哥在老家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后,舜瑶整整几天没有吃下饭去,她几乎不与孩子们说话,祥涛的死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有才华的人就这样走了。

  

  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按照中央指示精神进驻到很多企业,从而控制了运动向更加偏激的方向发展的局面,但是,个人崇拜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各个地区的人们仍然高举领袖语录,早请示、晚汇报,不敢怠慢,革命样板戏也越唱越普及,红遍全国各个角落。

  

  邮局发行的邮票全部是以领袖为题材的画面,信封上只要贴上这种邮票就不会丢失。廷光每周寄往家里的信件,从来没有丢失过。佳欣非常喜欢这种特殊时期的特种邮票,她决定收集邮票,这也是一种革命行动。很快,她就得到了朋友们和家里的大力支持,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纪念邮票。

  

  自从益强和佳侨工作以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地好转起来,可是,钟家并没有从挨整的阴影中走出来。舜瑶每天还是照常到学校,专政组还是风雨无阻地让她到外面劳动,打扫卫生、挨批斗、写检查。她的腰经常疼得直不起来,每次她去医院做检查,大夫都会给她开全休病假条,但是,专政组不再让她休息,除非她真的爬不起来。只有当益砚亲自去学校给舜瑶请假时,他们才会答应舜瑶休息一天。第二天,舜瑶再去学校,他们就会加倍地让她干活。

  

  只要舜瑶在家休息一天,女儿们便一定会让她躺在床上,精心地照顾她,做最有营养的饭菜让她吃,她们希望妈妈能在一天的时间里积蓄下体力。

  

  佳侨工作以后,佳珍天天与佳欣接送舜瑶去学校,从未间断过。无数次的批斗会和身体难以承受的户外户内的重体力劳动,残酷地摧残着舜瑶的精神与肉体,每一天早晨,她都是强撑着身体,鼓足了勇气,在女儿的陪伴下走出家门。每个晚上,她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忍受着路上随时飞来的石子和狂呼乱叫,虽然有工人的孩子保护着她,那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屈辱,时时都在冲击着她的心灵。日复一日受社会歧视、受学生的污辱,让她有一种苦海无边的感觉。她的全身经常浮肿,吃营养品、吃药都不能控制这种全身性的浮肿,每天晚上,她不得不靠吸烟来控制自己的胡思乱想和全身的剧痛。

  

  益砚每天晚上都要用很长时间来开导舜瑶,劝慰妈妈那颗伤透的心。舜瑶经常哭诉在学校受到的人格污辱。听到妈妈的哭诉,益砚感到劝她已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舜瑶的眼睛几乎天天都是红肿的,为此,他特别担心妈妈的安全,他不断嘱咐二妹:“你们接送妈妈,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佳珍接送舜瑶去学校,也越来越小心起来,每一次都有工人的孩子跟随在她身后,但也同样会遭到突然飞来的石子,只有到了那片工人住宅区,舜瑶和女儿们才可以比较放心地经过那里。有的时候,她看到女儿被石头砸伤,心里又疼又气愤,但却没有能力阻挡这一切。

  

  舜瑶的情绪时好时坏,令益砚十分担心,他安排佳燕每晚与舜瑶睡在一起,并告诉她:“燕妹,你可别睡得太死了,妈妈有什么动静,马上告诉我。”

  

  可是,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过,每天晚上,佳燕还是坚持到实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才会闭上眼睛。她明白,大哥每天晚上要与妈妈谈到深夜,而他们的谈话传到自己的耳朵时,就会变成一团“嗡嗡嗡”的声音了。

  

  佳燕仍然每天都去学校参加政治学习和批斗大会,只要去了学校,就会受到欺负与辱骂,十一岁的她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她随身带着一块布,看到自己的桌子和椅子涂上了墨汁,便咬着牙擦干净,如果看到桌子上有痰和垃圾,便用纸擦掉。对于这一切,她学会了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她牢记舜瑶经常讲过的一句孔子名言:“德不孤,必有邻。”在颠倒黑白的运动中,她也学会了忍耐。她对于周围投向自己的目光,视若无睹,原本就喜欢我行我素的佳燕,失去了小朋友反而变得轻松起来了。她忍下了无数口恶气,却始终没有告诉家里的任何人。

  

  专政组的人开始允许舜瑶回家吃午饭了,但对她的看管仍然很严,他们生怕舜瑶出事,便安排两名学生寸步不离地看管舜瑶的一举一动。舜瑶写材料只能用铅笔,喝水也改成一只小铁杯子。每天到学校,学生要检查她的所有口袋。铅笔用完了,学生给她削铅笔。总之,一切可以寻短见的东西都要收走。无论学校怎样要求她,她都像机器人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她对墙上贴着的大字报和外边刷的大标语早已视而不见,她的全身已经麻木了。正是因为这种麻木让她挺过了每一天。

  

  舜瑶除了经常接到益强写来的信以外,几乎收不到姊妹们的信件,她只能从儿子的信里知道家族的一些事情,尽管,她很想从姊妹口里得到一些有关母亲的情况,但也只能是望风怀想。

  

  一天中午,佳珍把舜瑶从学校接回家,吃过午饭后,舜瑶准备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这个时候,佳欣手里拿着两封从小城来的信,送到她的手里。舜瑶接过信一看,一封是二姐瑞佳写来的,另一封是益强写来的。

  

  佳珍和佳欣在另一间屋子里说话的时候,突然,从舜瑶的房间里传来了痛不欲生的哭声,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齐冲进妈妈的房间。

  

  只见舜瑶平躺在床上,双手捂着脸,额头上青筋暴露,满脸通红,眼泪顺着手指的缝隙流了出来,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她全身颤抖着,不停地哭着。那两封信平放在写字台上。

  

  佳欣扑到舜瑶的床前,摇着她的肩膀,急切地问:“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他们在信上都讲了什么?”

  

  舜瑶不停地呜咽着,佳珍慌忙展开二姨的信,只见在信的开头有一行醒目的大字:三妹,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母亲因病去世了。看到这里,佳珍的眼睛也模糊起来了,她拉着佳欣离开了舜瑶的房间。在她们的房间里,佳珍告诉了四妹这个消息,姐妹俩人一起也哭了起来。

  

  佳燕从学校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姐姐们的眼睛红红的,妈妈躺在床上全身抽动着,她急急地奔到舜瑶的床前,大声地叫着:“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又是谁欺负你了?”

  

  舜瑶捂着脸说:“孩子,没事,洗洗手去吃饭吧!”佳燕没有离开,佳欣把她拉到一边,告诉了她。佳燕听到姥姥去世的消息后,趴在床上痛哭了起来。

  

  十几分钟过后,舜瑶从床上坐起来,她清洗了脸上的眼泪,对佳珍说:“我们走吧!”

  

  佳珍看到舜瑶红肿的双眼,乞求着:“妈妈,你这个样子怎么去学校?我给你去请假吧!”

  

  舜瑶摇了摇头,低声说:“不行,他们不会因为这个批假的,快走吧!”佳珍和佳欣没有再说什么,就与舜瑶一起离开了家。到了学校,她们与舜瑶分手的时候,清楚地看到妈妈的眼睛里泪光闪闪。

  

  下午,舜瑶在学校打扫卫生的时候,因为眼泪一直忍不住地向外流,被监视的学生汇报给了专政组。于是,专政组的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为什么哭?舜瑶没有回答他们。

  

  一个男老师气急败坏地指着她的鼻子吼叫道:“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难道让你劳动你觉着委屈了吗?你要彻底接受劳动改造,把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肃清掉!”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舜瑶内心深处的悲痛变成了一股按捺不住的怒火,她高声质问那个男老师:“难道你母亲去世你也会笑吗?”舜瑶的声音带着威严与自尊,男老师向后退了几步,他看着舜瑶慌乱地说:“什么?你母亲去世了?去世了?”

  

  站在一边的另一个男老师并没有理会他们,他一步跨到舜瑶的面前,声色俱厉地喊道:“你他妈的本性难移!一个资本家婆死了,无产阶级少了一个阶级敌人,你他妈的还为她哭!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我们无产阶级要让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永远不得翻身!”他的吼叫声回荡在楼道里,传进老师的办公室,那个看大门的老师傅听到那种喊声,一个劲地摇着头。

  

  专政组立即召开一个临时全体教师大会,对舜瑶为死去的母亲难过哭泣的行为进行了现场批斗会。两眼红肿的舜瑶,被两个学生双臂反压着站在台前,专政组的人让大家任意发言批判她。

  

  可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人站起来发言。最后,专政组的人只能指名道姓地叫老师上台发言,被指名的老师并没有站起来。专政组的人暴跳如雷,冲着全体老师喊了起来:“你们都站在了阶级敌人的立场上去了!你们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愿意让资本家再剥削你们吗?”

  

  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之后,那位出身贫下中农的女体育老师站了起来,她正直而又勇敢地对专政组的人说:“谁都有父母,无论他们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父母去世都是痛心的事情,如果对父母的死无动于衷,那还算人吗?”女老师说完后,便坐了下去,周围的老师都默默地点着头。

  

  专政组的人被问得哑口无言,看到大家没有痛恨的表情,反而还替舜瑶说话,又气又恼,一个男老师挥动着拳头喊了一句:“你们的阶级立场站错了,你们要认真做检查!”

  

  舜瑶愤怒,她连自己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但那位女老师正义的话又给了她一些温暖,她那颗被强按下去的头微微地颤抖着,眼泪又充满了她的眼眶,但没有流出来。这次临时批斗大会,在老师们无言的静坐中结束了,专政组只能把舜瑶押回厕所。

  

  在黑暗的厕所里,舜瑶头靠着墙壁,悲痛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在了她的衣服上。

  

  晚上,佳珍和佳欣把舜瑶接回家,舜瑶躺在床上没有吃晚饭,她含着眼泪,重新又看了一遍二姐与儿子写的信。看完后,她放声大哭了一场,房间里没有人去打搅她。

  

  舜瑶的母亲带着全身的病痛和化了脓的伤口以及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和对大儿子的冤屈之死所带来的巨大悲痛,结束了她八十年的生命历程。老人家临终的时候,她的手始终压在衣服的最下边,她睁着眼睛默默地走向丈夫的身边。

  

  霍家母亲临终时,她的身边只有瑞佳和祥涌,瑞佳顺着母亲的手摸下去,她摸到了母亲内衣下边有几块硬东西,她小心翼翼地用剪子剪开了内衣的下边,“扑啦,扑啦”几个黄色的东西从母亲的衣服夹层里落到了地上。祥涌捡起来一看,是十颗纯金小元宝。

  

  瑞佳与祥涌手捧着那十颗小元宝,望着母亲骨瘦如柴的身体和惨白的面孔,他们姐俩跪在地上,趴在母亲身上,他们怕邻居听见,用一块布捂着自己的嘴巴,不敢放声大哭。

  

  母亲的身体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僵硬下去,当瑞佳把母亲的衣服解开的时候,两股暗红色的脓血水正顺着她的肚子和胸口向外流淌着,母亲的肚子上有一个茶杯口一样大的洞,胸口上有一个蛋黄一样大的洞口,它已经溃烂,发出阵阵血腥的气味。

  

  这十颗元宝是母亲在十几年前把“天鹰”全部交给国家的时候,留给十个儿女最后的财产,她要用自己的命去保护这一点点的财富,这也是她向丈夫所要的唯一的钱财。

  

  三十年前,她第一次开口向丈夫要十个小元宝,秉泰问她:“你要元宝干什么?”母亲害羞地说:“给我十个吧,就让我也玩一玩吧。”秉泰给了妻子十个小元宝。

  

  从那以后,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带在自己的身边。当她被遣返农村的前一个晚上,她坐在灯下,用颤抖的手把它们从贴身衣服里取出来又一针一针地缝进了自己棉衣的下摆里。从乡下返回来后,她身患重病,这件棉衣一直穿在她的身上,即使是夏天,她也不愿意脱下来。不管外面的口号声多么响亮,不管红卫兵站在她的床前如何吼叫与谩骂,她始终穿着那件棉衣。棉衣上沾满了流出来的脓水,散发出令人难以忍耐的臭气,但是,母亲始终也没有脱下这件棉衣。棉衣破了,她靠在床背上一针一针地缝补好。瑞芬几次都想给母亲做件新棉衣,可是,老人家就是不肯脱下来。

  

  霍家母亲的一生中,她有过五次最高兴的时候:第一次,是大儿子祥涛考上大学,老太太露出了自豪的微笑;第二次,是自己家做的皮鞋得了一枚金奖,老太太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第三次,是舜瑶去北京上大学,老太太露出了骄傲的微笑;第四次,是霍家与钟家结亲,让“天鹰”的炉火更加旺盛起来,老太太的脸上充满了满意的微笑;第五次,是霍家帮助家乡建起了小学堂,老太太的脸上挂满了慈善的微笑。母亲因家业红火而备受外界的关注,但她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一向勤俭的品德,她没有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如何奢侈及如何与其他富裕家庭主妇攀比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子女的文化教育和默默无闻地帮助丈夫打点买卖上。她毫无怨言地为霍家生儿育女,她宁愿花银子留下一个有技术的伙计,也不愿意为丁点小事去伤害伙计。

  

  她的一生,也有过五次最痛心的时候:第一次,是自己的丈夫因信赖的大徒弟背叛自己卷钱逃跑而大病一场离开人间;第二次,是政府公私合营,“天鹰”的财产全部上交;第三次,是二儿子被迫脱党和失去工作;第四次,是红卫兵撕碎了自己的寿衣,并砸毁了自己的寿棺,又将她打倒在地;第五次,是大儿子祥涛死在了农村。而这些痛心,一次比一次更加残酷,母亲的身心也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与污辱,让这个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贫农的女儿饱尝了因富有所带来的灾难。面对这些,她仍然咬着牙忍受着心灵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剧痛,医院不给她看病,伤口化脓溃烂,她始终咬着牙挺过了一天又一天。

  

  当得知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她对几个孙子说:“把家里那台钢琴抬到当铺去卖了吧!”孙子们把十元人民币交给了母亲:“奶奶,这是卖钢琴的钱。”。母亲闭上了眼睛。几天以后,她又让孙子们把自己的几件家具也卖掉了。

  

  瑞雪看着母亲那套精美的家具当掉了,心里非常难过,她对丈夫说:“我们节省一点,我想去把我妈的家具买回来作为纪念。”丈夫支持了她的想法,他们夫妇又去当铺买回了母亲的家具。她的大宅院内到处刷上了大标语,从前名扬国内外的“天鹰”成了专门打造反革命、特务、右派、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黑窝。母亲饱受那些罪名的污辱,即使最后一刻,她也没有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尽管老太太身上背了各种罪名,但是邻里街坊却没有人说她的坏话,红卫兵让大家揭发检举老太太的罪行,却得不到半点他们想要的东西。

  

  母亲,一个纯朴、善良、聪明美丽、心胸坦荡的贫农女儿、资本家的妻子,带着痛苦,带着冤屈离开了人间,当她的呼吸停止以后,她身上仍然流着脓水和血水。直到最后,瑞雪才从她的大姑姐那里知道了母亲得的是胃癌和乳腺癌。

  

  儿女们看到母亲临终时的惨状,相互搂着痛哭了一天,她们含着眼泪给母亲做了一身红袍子及帽子,作为她的寿衣,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霍家的儿女们抱着母亲的骨灰,把她埋在了她丈夫的旁边。

  

  霍家母亲走完了她的一生,她没有穿上早已预备好的寿衣,也没有躺在早已打造好的寿棺里,儿女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更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放声大哭。老人走了,消息传到她的故乡,那里的村民痛心不已,有不少曾经在“天鹰”干过活的人们和得到过母亲恩惠的村民们,躲在自己的家里祭拜这位老人。

  

  舜瑶手捧着两封信,想起了几个月前瑞佳来信要买六神丸的事情。霍家姊妹看着母亲胸前鼓出来的大包和不断流出来的脓血,都以为那是疖子。她们听说六神丸可以治疖子,而这种药在小城根本就买不到,于是写信让舜瑶在北京买药。因文化大革命,工厂停止了生产,药店只剩下了库存药,那还要一早去排队,才能买到。

  

  舜瑶告诉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也要买到这个药。佳欣天不亮,就乘车去了一家大药店排队,她很幸运买到了几盒六神丸。然后,益砚用加急件寄到了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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