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5日，中央发表了一个《通知》，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并鼓励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去进行革命串联，串联所需要的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来支付。

　　9月中下旬，成千上万的外地学生蜂拥而至扑向北京城，火车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们。车厢爆满，行李架子上和座位底下都塞满了人，就连厕所里也躺着人，车厢里弥漫着汗臭和脚臭，厕所里阵阵散发出来屎尿的恶臭让人们无法深呼吸。但是学生们全然不顾这些，只要能上车，一切都无所谓。

　　火车每到一个车站，又有大批学生扒着车窗钻进车厢，他们踩在其他人的身上去寻找一个立锥之地。铁路沿线没有人去维持秩序，火车上也没有餐饮。这千载难逢不破费的旅游机会让学生们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勇气。

　　随着各地学生的大串联，火车日益拥挤不堪，各地很多名胜古迹作为“四旧”被红卫兵破坏了。更多的学生借串联的机会登上火车，到处旅游观光、游山玩水、探亲访友。

　　串联开始以后，北京市政府开始往下派发接待外地来京学生的任务。纺织厂宿舍区作为国家重点企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一部分接待任务，居住地区接到上级指示，要求每户都要接待外地学生，不得怠慢。住户不仅要提供睡觉的地方，还要提供餐饮，这一切费用均由居民个人承担。

　　外地学生到达北京后，家属委员会接到任务，由委员会的干部把学生带到各家各户。仅仅几天，纺织厂生活区就涌进了千军万马，委员会的干部们马不停蹄地把人领到各个住户。

　　舜瑶所住的单元一天就来了三十多人，这三十多人都是从南方乡下来北京的学生。接受学生入住是革命行动，任何人都不能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成为接待学生的主要力量，她们的家里都住进了串联的学生。

　　遵照上级指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是革命同志，要热情招待。外来的学生，一路上忍饥挨饿，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熏人的异味，他们一来到楼里，整个楼的空气都充满了刺鼻的气味。

　　外地学生到住户家里，神态理直气壮，大声叫喊着：“饿了！饿了！”他们没有一句礼貌的问候，行动中带着一种粗野。他们毫不客气地拿起饭碗，狼吞虎咽地猛吃一顿，然后就钻进干净的被子里酣睡一夜。第二天醒来，把肚子填饱后，说声“再见！”就不见人影了。家属们不得不从早到晚不停地做饭，以满足那些饥肠辘辘的外地学生。招待学生是革命行动，不需要那些腐朽的礼貌与克制。

　　舜瑶的学校也接受了革命任务，接待外地来北京的串联学生。本来她已经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但是工厂的干部们来到学校，仍然直呼“主任”，他们直接找到舜瑶商量如何做好接待工作的事情，校领导只好暂时停止了舜瑶写材料的时间，让她负责担任接待学生的工作。

　　各家各户早已住满了外地学生，厂工会只有把那些不断涌进来的学生们安排到各个职工子弟小学。舜瑶接受了任务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指挥老师们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外地学生，她没有时间理会大家向自己投来的目光。此时，她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千万不可出现任何失误。

　　她没有时间回家休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有的时候她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但绝不能少了外地学生的一餐饭。学校没有被子，她带领老师到各家去借，或者临时买来布匹现做。学校成了大食堂、大宿舍，外地学生来到学校，吃饱了，躺在地铺上一觉睡到天亮，爬起来吃了早饭，连个招呼也不打，就不见了人影。厕所因为来不及清扫，苍蝇到处乱飞，厂工会有事就来学校找舜瑶商谈。

　　半个月后，舜瑶终于累的得了急性膀胱炎，昏倒在学校的厕所里。她被送进医院，输了两天液，刚能下地走路，就又回到了学校，没白没黑地接待学生。几天以后，她再次昏倒在学校临时的伙房里，当她再次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她得了急性肾炎，不得不住在医院观察几天。

　　宿舍区的家庭妇女忙碌了一个星期以后，便开始怨声载道起来，她们把那些吃了就走、爬起来就溜的外地学生称为“黄鼠狼”。那些外地学生不仅白吃白喝白住，还在临走时，顺手牵羊偷住户的钱及食物，她们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却得到了“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的指示。那些家庭妇女们只能把苦水咽进肚子里去。

　　串联的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吃，终于吃垮了住户。各户凭票买的定量粮食不到半个月就吃完了，她们拿不出钱来，也就无法接待外地学生了。最后，这些家庭妇女们联合起来，拒绝接受外地学生来家里住宿。她们说：“我们是靠工资生活的，一个月几十块钱要养活全家几口人，没有多余的钱和粮食接待外地学生。”委员会的干部们不得不考虑那些来自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军人家庭的女人们的呼声，他们把外地学生转到了小学校。

　　外地学生虽然离开了，可是，他们却给整个楼的住户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舜瑶因为上班而家里没有接待任务，但从楼道里散发的臭气照样钻进了她的家里。佳燕心细也爱干净，当外地学生离开他们楼以后，她发现了自己的被褥上有小虫子在跳跃，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抓起一个，又蹦出几个，越找越多。当她把褥子掀起来的时候，发现在褥子的夹缝里有一堆一堆褐色小虫子，她大声呼叫起来：“虫子！虫子！”

　　佳珍仔细一看，面色变得煞白，她也惊慌地叫了起来：“那是跳蚤！太可怕了！我们家有跳蚤了！”

　　佳珍带着三个妹妹急忙把家中床上所有的被褥都掀了起来，她们惊呆了，在每一个夹缝中都聚集着成窝成窝的跳蚤，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不会发现那一溜深褐色的东西竟然是虫子。姐妹们见到那些可以跳跃的虫子便不顾一切地用手去捏，但终因太多而无法消灭它们。

　　跳蚤是传染病毒和斑疹等病的媒介，它的可怕之处就是寄生在人的身体上吸血，以此来传播病毒。姐妹们以前只是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见到过，据说，只有那些身上脏透了的人才会有跳蚤。

　　看到自己家里有跳蚤，佳珍立即就想到了住过外地学生的家庭，她马上告诉了楼下的一位大妈。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栋楼房，大家返回家掀开被褥，结果情况令人头疼，有的人家不仅被褥里有，床板上有，就连墙角里也有跳蚤蹦来蹦去。

　　一个邻居家的小伙子风趣地说：“这不是外地学生进京串联，而是外地跳蚤大串联了！”楼里的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把家里所有的被褥都拿到外边去晒，并且用沸腾的开水煮洗床单，枕巾等，还有的人家用开水冲床板逢里的跳蚤，有的人家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用碱水泡过之后，重新再洗一遍。

　　舜瑶感到奇怪，自己家里没有住外地学生怎么会有跳蚤呢？佳珍告诉她：“妈妈，有一天，楼里一下子来了很多外地学生，委员会的干部让他们去各家找水喝，我们家里也来了几个学生，他们坐下来只喝了一杯水就离开了，谁知道这些跳蚤是如何钻进来的？”

　　舜瑶带领几个女儿把所有的被褥都拆下来，用开水泡了一整天，又用碱水泡了一天，然后，把所有的被褥都拿到外面去晒，她又买来消毒液洒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楼里的人们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跳蚤清除干净。

　　有一天，益砚回家对舜瑶说：“妈妈，现在学校都住满了外地学生，学校领导同意老师们可以到外地去看一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和同宿舍的两个外地老师去重庆、成都和遵义等革命根据地看一看。”

　　舜瑶没有犹豫，立即支持了儿子的这个想法。她对益砚说：“孩子，你去吧，你的生活环境除了书本就是学校，你需要到外界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呀！其实，这个串联也是对意志的一种磨炼嘛！”

　　益砚得到了舜瑶的支持，心里很高兴。但当他看到妈妈脸上隐约露出的不安神情，他有点后悔起来了。他不能丢下这个家，一个人出去，他不放心妈妈，更不放心这个家。

　　舜瑶也看出了儿子的心情，她坦然地对益砚说：“孩子，妈不是那种软弱的人，天塌不下来，你放心地去吧！”舜瑶的鼓励让益砚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中午，他带了几件衣服，背了一个背包，带着半个月的工资与老师们一起离开了北京。

　　益砚离开家后，舜瑶马上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情，她开始为儿子的安全而担心不已。

　　益砚走后的第三天，突然，益强早晨从学校回家，他告诉舜瑶：“妈妈，学校组织学生干部去重庆、成都和遵义，参观学习革命历史，这是政治任务，干部必须参加。”

　　舜瑶一直为大儿子外出一事整日揪着心，没想到二儿子也决定去串联，她有些措手不及，但她仍然支持二儿子参加学校的活动。益强十分感激她对自己的理解，说：“妈，我们只去一个星期，您不用为我担心。”

　　舜瑶看着益强的脸，认真地嘱咐他：“孩子，妈不能阻拦你，但有一点，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呐！”说完，舜瑶从家里的生活费中拿出二十元钱递给了益强，说：“孩子，俗话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分文没有，岂不让别人笑话我们？带在身上，我们不能白吃人家的饭，钱紧着点用还是够花的。孩子，去吧，我和你妹妹们用不着惦记。”

　　益强接过舜瑶递给自己的钱，带着几件衣服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家。

　　当两个儿子先后离开这个家以后，舜瑶突然感到自己失去了主心骨。她早已习惯了儿子在自己生活中的日子，可是，作为一个有文化的母亲，孩子们的正当要求她都应该尽可能地去满足他们，支持儿女们的活动是做母亲的义务，想到这些，她的心情开始变得轻松起来。

　　佳茗十分羡慕哥哥们有机会出去看一看，她抱怨自己就像一部机器，要按部就班地在纺织厂上三班。

　　又过了几天，一天晚上，佳珍怯懦懦地走到舜瑶的面前，小声地说：“妈妈，我想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结伴去西安、延安、成都和重庆串联。”舜瑶听到女儿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睁大了眼睛望着佳珍。

　　佳珍又重复了一遍。舜瑶清楚地看到女儿脸上那种认真的神情，她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两个哥哥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又是男孩子，所以，我才答应他们的，你是一个女孩子，今年才十七岁，外边那么乱，我不放心。”

　　佳珍见舜瑶不答应自己的要求，便围在她的身边软磨硬泡地不断央求着，舜瑶始终不肯答应。最后，佳珍一下子跪在舜瑶面前发誓：“妈妈，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也会注意安全的，我们一起去的女同学都非常可靠，有一个同学还带着弟弟去呢。我保证在两个星期以后回到家里。”

　　舜瑶一个劲儿地抽着烟，她无法判断女儿出去是否正确，她有很多担心。可是，女儿缠人的劲头令她招架不住。她出院以后仍然每天从早忙到晚，为外地的学生安排住宿和饮食，暂时停止写检查，也让她暂时忘记了一段痛苦的回忆，但她必须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想自己的身体和孩子们。经过一个晚上艰难的思考，她咬了咬牙，还是答应了佳珍的请求。

　　舜瑶是一个要强的母亲，她不喜欢自己的孩子随便在外人那里吃饭，虽然各地政府都免费招待外地学生，但是，她仍然不喜欢女儿白吃人家的饭，她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做法。她从当月的生活费里拿出二十块钱交给二女儿，佳珍没有要。

　　舜瑶生气了，她对佳珍说：“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去花别人的钱，去吃别人的东西，出门在外，手里有钱心里踏实，拿着吧。”

　　佳珍含着眼泪，从舜瑶的手里接过了那二十块钱，她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第二天与几个女同学踏上了大串联的火车。

　　舜瑶不知道孩子们是怎样挤上火车的，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住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吃饭，她在心里祈祷着儿女们在外一切平安。

　　佳珍走后的第三天晚上，舜瑶趴在写字台上给丈夫写信，刚刚十五岁的佳侨紧张地走到她的身边，一句话也不说。舜瑶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看着她，奇怪地问：“三丫头，有事情吗？”

　　佳侨睁着那双大大的眼睛，胆怯地望着她的脸，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妈妈，我想去看爸爸。”她的话刚一出口，舜瑶就愣住了：“什么？你去看爸爸？你去哪里？难道你想去甘肃吗？”

　　佳侨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妈妈，我想去嘉峪关爸爸工作的地方。”

　　舜瑶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十五岁的女儿讲的话了，要知道，从北京坐火车去那里要三天两夜，哪有学生会跑到那个地方去串联的？

　　可是，佳侨一本正经地对她说：“妈妈，北京有直达火车去甘肃，北京也有很多学生去那个地方，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的爸爸跟我爸爸在一个单位，我们商量好了，只去嘉峪关看看爸爸就回来。”

　　佳侨的话令舜瑶又惊又喜，惊的是，那么小的年龄就敢单独跑到大西北，喜的是，三女儿不是出去玩儿，而是为了看爸爸。舜瑶被女儿的勇气所感动，这个女儿既然有目标而去，又有同学做伴，也不用中途转车，看在女儿对爸爸的思念之情，她没有说什么，她又咬了咬牙答应了三女儿的请求。

　　当她拉开抽屉，拿出那只小盒子的时候，那里面只剩下十块钱了。佳侨对舜瑶说：“妈妈，其实，我根本就用不着花钱，反正，坐火车、坐汽车也不花钱，我带上几天的馒头和水就可以了，见到爸爸，不就有钱了吗？”

　　舜瑶听女儿这么一说，心里一阵难过。她想，家里再没有钱，哪怕自己只吃窝头和咸菜，也要给女儿带上几块钱。舜瑶还是把五块钱塞进了三女儿的手里，告诉她：“孩子，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在路上买碗面条吃吧。”佳侨从妈妈的手里接过五块钱，含着眼泪说：“妈妈，我不会轻易花这个钱的，我见到爸爸后就立即往回返。”

　　舜瑶为丈夫准备了两套衣服让女儿带过去，又给女儿做了三天的饭和菜让她在火车上吃。佳侨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九月底了，舜瑶给她带了一件棉衣，让她到了西北时穿上。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地与三女儿交代了几件事情。佳侨带着舜瑶的重托，与同学一起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四个儿女相继从自己的身边踏上了串联的征途，他们在外面的一切舜瑶已经无能为力了，可她却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孩子们平安归来，她用超强的毅力去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又使自己在极度疲劳中忘记一切担心。

　　四个孩子相继离开家，舜瑶的担心与日俱增。孩子们出去，家里的生活费所剩无几。佳茗看到家里生活拮据，便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十块钱交给舜瑶，舜瑶没有要大女儿的钱。

　　群众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入发展下去，全国各地崇拜领袖进一步升级，人们外出不仅要戴像章，还要随身携带语录。“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是一个兵”等革命歌曲响彻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大跳“忠字舞”，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每所学校都组织起了宣传队，他们到各个居住区去表演，社会成了一个大舞台。

　　随即，社会上又掀起了一种新的革命行动：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就是在早晨上班之前，人们站在领袖像前，高举语录，慷慨激昂地念一段最高指示，再唱一首革命歌曲，给领袖鞠三个躬后，大家才能去上班；晚汇报，就是要在晚上六点钟，召集居民在院子里念语录，唱革命歌曲，然后，小组长传达家属委员会的指示。这种活动，各家各户都要派代表出来参加，如果拒绝参加，则会遭到群众的指责，说你对领袖不忠诚。

　　舜瑶所住的纺织宿舍区，每一个单元为一个小组，各家派一个代表参加，到了周末，所有在家的人都要出去参加早请示和晚汇报，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冬天，大家挤在楼道里和楼梯上，由专人念领袖语录。夏天，人们坐在树荫下学习，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老爷爷们则坐在人群里打瞌睡。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工人和军人家属，没有人敢往他们身上扣帽子。

　　跳“忠字舞”的队伍经常来宿舍区演出，他们每到一处，便会敲锣打鼓地通知人们出去看节目，还有很多外地的红卫兵步行来到北京为居民跳“忠字舞”。

　　形势的变化一天一个样，个人崇拜到了狂妄的地步。形势越是迅猛发展，舜瑶对在外边的四个孩子也就越发不放心。

　　学校又开始让舜瑶写检查材料了。白天，她仍然去学校为外地学生的饮食及住宿忙碌，晚上，她便趴在写字台上回忆过去的事情。她的腰痛越来越厉害，心情变得异常烦躁与郁闷，她要用烟来控制身体的疼痛，烟瘾也越来越大。她培养教育七个子女，付出了艰苦的代价，但都没有削弱她的意志与信心。孩子们成长，让她看到了光明，她有盼头。然而，这场群众运动让她感到，那种郁闷带给自己的疲劳远远超过了养育儿女的辛苦。

　　瑞春来信说，程跃已经被停职了，他的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了，说他是钻进党内的异己分子，组织让他写对家庭的认识。瑞春还告诉她，程跃一直想不通，他早年参加革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程跃几次险些送了命。她跟随丈夫干革命整日担惊受怕，身体落下了毛病，现在，她也要在运动中反省和写检查材料。

　　舜瑶无法理解，像五妹夫这样无私的知识分子，在土壤学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帮助了很多贫困地区科学育种，科学种田，科学施肥，让不少农村粮食高产。他风雨无阻地去农村考察、蹲点儿，难道对他还有怀疑吗？弟弟妹妹们的情况，在她的心里如同雪上加霜，令她心寒。

　　大串联期间，领袖要登上天安门接见外地红卫兵的消息令年轻人异常兴奋。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大江南北驶进北京的列车人员又猛增了几倍，列车超载。有不少外地红卫兵索性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高举国旗，步行来到北京。人人都想见到神的化身：领袖。

　　天安门广场整天整夜坐着上万从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他们随时等待着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红卫兵的服装与军人一样，天安门广场除了红色，就是绿色。

　　领袖登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有时还会走下城门楼，乘车近距离接见红卫兵，但不管怎么样，只要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就一定有见到领袖的机会。每一次，只要领袖登上天安门，广场就会沸腾起来，那激情的歌声，挥舞着语录的胳膊，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成为一幅壮观的画面，这不仅在中国史上乃至世界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就在领袖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当天晚上，舜瑶与两个女儿正准备吃晚饭，突然，外面有人敲响了他们的家门。舜瑶的心里猛然一惊，也很害怕，她和两个女儿都不敢说话，静静地相互对望着。

　　过了几秒钟，佳欣放下筷子对舜瑶说：“妈妈，我去开门看一看是谁吧！”舜瑶点了一下头。

　　佳欣掀开门帘看到外边站着三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正冲着自己笑，她壮了壮胆子，打开门，上下打量着门外站着的三个男孩子，然后问道：“你们找谁？”

　　一个男孩子调皮地笑了起来，他说：“你妈是我三姨，我妈是你四姨，我是小建呀！”

　　在昏暗的灯光下，佳欣睁大了眼睛仔细看了看比自己还略矮一点的男孩子，她没有任何印象。她怀疑地又看了看小建身后的两个男孩子，小建告诉她，那是他的同学。佳欣没有说话，转身回到房间告诉舜瑶。

　　舜瑶马上来到门口一看，果然是四妹的小儿子，小建。她非常惊讶，让三个男孩子进到家里。

　　瑞雪的小儿子比佳欣小一岁，上小学五年级。

　　小建一见到舜瑶，兴奋极了，他无拘无束地在房间里大讲在火车上遇到的新闻，他能说善谈，给这个冷清的家带来了一丝生气。

　　舜瑶打量着这个外甥，露出奇怪的神态。她不明白，这个外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四妹为什么没有写信来？小建告诉她：“三姨，我就是为了见领袖，背着家里偷着跑出来的！”他又指了指身边的两个小伙子说：“三姨，他们是我的同学。”

　　佳欣一听，感到奇怪，问小建：“初中毕业生才可以去串联的，你为什么能出来？”

　　小建一听“哈哈哈”地笑个不停，他神秘地告诉佳欣：“四表姐，别那么认真，我是借了别人的学生证出来的。”

　　佳欣憨厚地一笑说：“还能借学生证呢？我二姐也想带我去，可是，我没有学生证！”

　　小建非常得意，他激动地告诉舜瑶：“三姨，我们一早下了火车就直奔天安门广场，巧得很，正赶上了领袖乘车接见外地的红卫兵。为了能看清楚领袖的面孔，我不顾一切地从人缝里挤到最前面，高呼“领袖万岁！”他说话的时候，还沉浸在激动的情绪里。

　　舜瑶没等他说完，忽然打断了他的话，问他：“你们吃饭了吗？”

　　小建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下火车到现在还没有吃任何东西呢！下了火车就直奔了天安门广场。”

　　舜瑶感到一阵心慌，这个时候，她拿不出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招待这三个男孩子，她的表情有些不自然起来。

　　小建一看舜瑶的表情马上就明白了，他立刻改口说：“三姨，好不容易来趟北京，不看看三姨，回家没法跟妈妈交代啊！我们还有事情，这么晚了，我们走了。”

　　舜瑶马上拦住他们说：“你们来得突然，家里只有馒头和咸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就坐下来吃饭吧。”小建笑哈哈地说：“三姨，这年月，能吃上馒头和咸菜就是好日子了。”

　　幸好家里当天刚蒸了一锅馒头，还有发糕，舜瑶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拿出来炒了一盘菜，又做了一锅玉米面粥，那三个小伙子便不顾一切地吃了起来。他们边吃，边说着见闻，小建不时地阻拦同学：“别吃净了，少吃点儿，填一填肚子就行了。”

　　舜瑶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不停地说：“要吃饱了，要吃饱了。”一眨眼的功夫，十个大馒头和五个玉米面发糕就被一扫而光，一碗咸菜和一盘炒鸡蛋也被吃个精光。

　　吃过饭后，时间已经很晚了，舜瑶把外甥拉到自己的房间，急切地询问家里的情况。

　　小建告诉她：“三姨，姥姥已经被红卫兵赶出家门了，现在住在二姨家里。大姨夫是市里的权威专家，成为小城头号走资派，已经停职反省了。二姨因婆婆家是世代工人，她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六姨也在学校里写检查呐，但她不担任领导职务，只属于接受改造的对象。大舅舅家里的情况最糟糕，他是小城头号资本家，还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工贼，大舅舅不光要写检查材料，红卫兵已经开始批斗他了。三舅舅是资本家成分，在工厂打扫卫生，接受改造。四舅舅，厂里要求他与家庭划清界限就可以继续工作。”

　　当舜瑶问起他家情况的时候，小建表现得异常激动，他的声音明显地高了起来，他说：“三姨，我们家可是红色家庭呀，我姑父是团级干部，我大姑是院长，谁也别想对我们家发野。”小建的话一出口，舜瑶浑身颤抖了一下，忙用手比划着让他压低声音说话。

　　舜瑶的脸色因害怕而变得有些发白，她轻声地说：“我的情况也不好，隔墙有耳，小点声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