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6日，夜，北京，天降大雪。

　　对这场雪，有一个人印象极为深刻，多年之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还这样写道：“11月6日深夜，我从香港飞到北京，停机坪被白雪覆盖，市区的路边躺着很多被大雪压断的树枝，夜空中弥漫着令人兴奋的清冷气息。大雪之后必是大晴，我知道，11月11日《新京报》将迎着太阳出街……”

　　这个人，就是时任新京报社第一任总经理的喻华峰。在那段时间里，他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不停地研究北京历史同期的天气情况，和未来天气变化趋势，祈祷报纸第一天出街时，不要遇到下雨下雪天气。正是他，在2003年6月底，经过程益中的安排，第一次和戴自更在广州见面，而且一拍即合地投缘，使谈判神速展开。

　　而戴自更对这一天的记忆，却是大雪压断树枝，砸坏了他的汽车后视镜。没有了后视镜，那就只能一直向前，没有任何退路。

　　针对这场大雪，又有人放言：天杀《新京报》。

　　然而，这场早到的大雪，却让许多从南方过来的人，在亢奋与担忧中，添了些许喜悦，他们更相信：天佑《新京报》。理由很简单：瑞雪兆丰年。当时，《光明日报》的主要领导也积极斡旋，报纸出版一事终于尘埃落定，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1月6日，《新京报》首次试出片。

　　谁也没想到，整个采编系统一片混乱，所有人都认为，11月11日正式出刊不可能。不过，经历过诸多风波之后，戴自更已经处乱不惊，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小沟小坎罢了。

　　11月9日，大雪停了，天空干干净净。正像喻华峰预言的那样，大雪之后，果然大晴。这一天，《新京报》继续试出片，却依然非常不理想，各种技术问题层出不穷，直到当天晚上，还凑不出几个像样的版面，但采编人员却斗志昂扬起来。

　　11月10日傍晚，奇迹发生了，《新京报》开始一沓沓地陆续顺利出片，戴自更、程益中、喻华峰、杨斌守在印刷厂里，像守望着新生儿的降生，守望着创刊号于无声处的诞生。

　　11月11日凌晨四点半，复兴门外，在熹微的晨光中，满身尽是黄金甲的发行员队伍整装出发，迎着灿烂阳光，《新京报》出街……

　　历史，开始了！“北京这些日子风风雨雨，天空没有想象中那么澄澈。但是，天安门依然巍峨耸立，长安街依然车水马龙，香山的红叶还是如期而至，潭柘寺的钟声还是照样悠扬。时间伟大得无法遏止，该来的总归要来。《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千年古都的沉静。历史开始了。”历史开始了！

　　“155年前，卡尔•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152年前，亨利•雷蒙创办了《纽约时报》。85年前，邵飘萍创办了《京报》。54年前，《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诞生在新中国的拂晓和黎明。四个月前，光明和南方一见钟情。三个月前，光明和南方共偕连理。今天，2003年11月11日，

　　冰雪消融，多云转晴，《新京报》在中国首都北京横空出世。”《新京报》一小步，中国报业一大步“《新京报》是全国第一家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具有合法地位和受法律保护的媒体集团跨地区经营管理的报纸。作为一个试点，《新京报》是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光明报人的新选择，南方报人的新起点，中国报人的新理想。”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向首都、向中国、向世界，宣布了历史的开始，宣布了《新京报》的历史责任、历史使命。

　　“由于历史上进步报人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曾经烛照过一个时代，我们这张《新京报》的创刊，被外界广泛解读为一次伟大的复刊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善意的、富有创造性的误解。我们不敢掠人之美。但是我们也不能数典忘祖。作为有理想的当代中国报人，不能只向国外报业巅峰仰望，更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也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所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新京报》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有责任对报道的新闻负一切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新京报》遵守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尊重社区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在体制内行使媒体的权力，开展建设性的舆论监督；认同意识形态产品属性，奉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树立理性新闻观念，探索客观报道模式，努力重组事件、再现事实、还原真相；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遵守新闻道德，尊重新闻规律，追求新闻价值，讲究新闻方法。”

　　在发刊词中，《新京报》的报徽含义，被这样解读——

　　“《新京报》标徽为‘圆形长城烽火台’。圆形，象征地球和眼球，象征观察世界，象征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长城，象征中国和北京，象征守土有责的媒体责任意识，象征对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富足和安宁负责，象征媒体要讲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烽火台，中国最古老的媒体和传播方式，中国传统特色中效率最高的传播方式，象征媒体终极价值和基本元素，象征媒体要发挥预警和监督的战斗性。凤凰形火炬，火炬象征光明，寓意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凤凰作为南中国的神鸟，寓意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火炬和凤凰所传达的指引、探路、尝试、先锋、新生等内涵，寓意《新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时间和空间的良心。”

　　《新京报》的字体，同样被赋予了深意：“《新京报》标准字是天安门城墙色底方正大标宋字体加粗反白。《新京报》符号总是跟天安门城墙颜色出现在一起，时刻提醒新京报人和国内外读者：《新京报》有浓厚的北京特色和中国特色；方正大标宋字体，表达与国际接轨和借助科技进步的愿望；加粗反白，突出镂刻效果，增强视觉冲击，象征《新京报》要成为一块传世招牌。”

　　《新京报》向读者发出了自己的承诺：“《新京报》将积极参与全球报业竞争，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接轨世界资本通道，创报业最现代化的经管体制，建国家最职业化的报业团队，办北京地区最国际化的严肃报纸；坚持‘三贴近’原则，贴近北京百姓，贴近北京实际，贴近北京生活；扎根北京，报道北京，服务北京，越是北京的，就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北京化就是国际化，北京特色就是国际特色；咬定高端市场，吸引中端市场，团结低端市场，成为北京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和主流社会的首选和必读的报纸。“当今世界，每一座伟大的城市都和一张能够代表这个城市形象的伟大的报纸联系在一起。报纸是城市的形象、门面和口碑。报纸办得不好，城市的形象就受损，城市的门面就难看，城市的口碑就不好。报纸更是城市的心灵，报纸办得难看，城市就美中不足。一座城市的报纸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城市的投资环境和国际竞争力。从吸引外资的角度，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增强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新京报》一定要好好办，要办好。”

　　作为一张高起点的日报，因为有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强强联合，互利互补，资源共享，《新京报》的优势不言而喻，势头可想而知。这不是一棵小苗，而是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由于营养充足、准备充分，《新京报》誓言将成为一张完全可以省略成长经过的报纸，“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是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得住时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新京报》这辆呼啸而来的列车。经过一代又一代政治家报人的努力，《新京报》必将成为新世纪新北京有责任感和影响力的报纸，一张与大国首都地位相称的报纸，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

　　《新京报》，光明报人的新选择。

　　《新京报》，南方报人的新起点。

　　《新京报》，中国报人的新理想。

　　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号，销售突破50万份。

　　《光明日报》负责分管《新京报》的编委薛昌词，后来在回忆创刊第一期时很感慨：“第一期《新京报》没出来前，集团所有高层都不知道他们会搞出什么样的一张报纸来，会不会是北京的《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被北京人接受？当时我连到国外调研也不敢去，因为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不到地。等到11月11日我拿到报纸时，长嘘了一口气，从那时候起我就坚信《新京报》一定会被市场接受的。”

　　八年后，在回顾《新京报》艰难的创刊历程时，戴自更曾有一段表述：

　　“八年前，有许多人预言《新京报》不可能成功。他们说北京报业市场已经饱和，没有机会了；他们说《新京报》会水土不服，在现实环境下是死路一条；他们说《新京报》只是小报，办一份与首都地位相称的报纸纯属痴人说梦；他们说《新京报》的版面架构有致命缺点，不可能熬过第一个冬天。

　　但是在他们的猜疑中，《新京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着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如今无论社会影响力还是经营业绩，《新京报》已是北京地区同类媒体之首，并连续两年被权威研究机构评为引导舆论热点的主要媒体，与国内最大的通讯社和最大的门户网站并驾齐驱。“《新京报》的成功是遵循新闻规律的成功。《新京报》的最高标准，也是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尽可能真实报道，尽可能说真话’。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必须是真实的，是经过充分求证还原的，刊登的评论是理性的，是基于基本常识的；二是要‘尽可能’地把稿件发出来，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在判断不会带来重大风险的前提下，让稿件见报。凭借扎实的调查、客观的报道、理性的评论、贴近民生的服务意识和矢志不渝的创新激情，《新京报》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和赞赏。“《新京报》的成功是坚持文化品位的成功。《新京报》始终保持‘有尊严的报格’。作为媒体，我们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理念，就算是‘工具’，也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某地、某人服务的‘工具’；其次，《新京报》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坚守法治精神、人文情怀，遵从进步的、美好的价值取向。第三，《新京报》的报纸形态是有内涵的而不是肤浅的，是高雅的而不是媚俗的，是适合阅读的而不是为难读者的。

　　“《新京报》的成功还是自由创新的成功。《新京报》发轫于《南方都市报》，但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良。在借鉴传统都市报和传统党报优势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办报理念。《新京报》重视

　　对现实的批判，更强调报纸的责任，重视对权力的制衡，更强调秩序的重建。《新京报》有着较为广泛的、专注于新闻本身的自由，在理念一致的前提下，具有较大的新闻操作空间。在《新京报》，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只有不会报道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