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不久，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最终被三国所灭，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庸国占有逐鹿中原的最佳位置和最强实力，但伐楚未成反被楚国灭亡。实在是“庸人自扰”。这就是“庸人自扰”这一成语的真正来历。

　　庸国灭亡后，秦楚两国疆域相连，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战乱中，故庸旧地朝秦而暮楚，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断地变换着两国战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显然，这样的生存境遇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族群不能承受的。

　　早期，在国家灭亡的时候，庸国人就开始了迁徙，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居住地，在那个四面强敌、遍地狼烟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只能沿着武陵山脉，然后走过峡江，到达清江、酉水、澧水等地。庸人在逃亡的途中，也慢慢的从整个社会消失匿迹。传说今天的张家界、湘西等地可以看到当年庸国人迁徙过去的庞大的民族，在那个时候与当地的民族有着激烈的竞争，他们融入了土家族的生活之中，之后的社会为我们留着一系列的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等。在鄂西、张家界、湘西等地，庸人与其他各民族共同生存，而且还将大庸发展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寻得桃源好避秦，不须惆怅怨芳邻”，一种隐逸的文化在那个时期成为大庸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性质。在许许多多的朝代中，这种隐逸的文化成为很多人在此隐居的一种吸引力。

　　那个时期的庸人在向南迁徙之前，和庸人同一个民族的赤松子已经归隐于大庸。在大庸文化起源的时候，伏羲的八卦已经与当时儒家的一种宗师性质一样，而赤松子则是道家的开山人物。《真君传》记载：“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直隶澧州志•方外》中说：“赤松子，相传隐于赤松山（今天门山），迄今有丹灶。”赤松子看淡世间，隐居在大山之中，曾修炼长生之道，开创了很多养生之法，他还吃很多山林中的花果，感悟山林中的种种乐趣，赤松子是中国道家思想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赤松子很是爱慕，竟然随他四处游玩修习道法。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创中国隐逸文化的开端，为后来的庸国人南迁也指明了方向。

　　赤松子之后，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其后，汉留候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这三人是中国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与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正是一代代无名的隐者，托起了庸文化的隐逸风骨。大庸文化，就是一部民族的隐逸传奇。

　　对于这些无名的隐者，陶渊明在其千古名篇《桃花源记》中向我们披露了冰山一角，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人们只知道他晚年隐居于江西老家乡下。《桃花源记》对于永无止境地承受着战争硝烟熏烤的人类社会来说，它的蛊惑是致命的。各地竞相角逐“武陵真源”，《桃花源记》作为中国文学大家以梦幻般地文字抒发的理想主义人类家园的呓语，已经建构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资本。对于这一资本的具体转化，不是简单的地名变更就可以取得的，也不是堆砌出一个钢筋水泥浇铸的秦人村就可以取得的，它需要实实在在的“最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一个绝美的人间仙境做底蕴才能将《桃花源记》的梦想从飘渺的历史中催化出来。

　　从赤松子、鬼谷子、张良到陶渊明、武陵源，大庸国的隐逸传奇从历史的天空划过，留下的一缕缕踪迹，让后人心驰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