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星期六

　　今天是足球比赛的大日子。比赛在我们山上的学校和Xela城里的学校之间进行，老师学生一起上阵，还拉了几个“外援”。Mike一早就挥舞着拳头说：“Wehavetowin（我们必须赢）！”一早起来学校里就异常热闹，老师们都拖家带口地来看比赛。有个叫Tito的老师带着他小小的儿子Diego，两个人都长头发，穿着球衣，长得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特别可爱。听说Tito以前是职业球员，后来因为受伤才不得不中止职业生涯，实在可惜。他一眼看上去像年轻时的马拉多纳，据说球踢得也极好，难怪穿的是10号球衣。

　　球场在一个咖啡园内。我们十来个人搭乘picop去，把小小后车厢挤得满满的。而Xela城里的学校有25个人，直接开了一辆黄色的校车，比我们阔绰多了。校车司机直接拿了一把猎枪走下车来，我完全惊呆了。他拿着枪一

　　直走到球场的一个角落，然后停下来站在那里不动了，大概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吧，可是看着真是相当瘆人。

　　后来我有点理解了，因为附近的很多农民都跑来看球赛，他们刚干完农活，每个人手里拿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就站在我们旁边，这情景也实在是有些恐怖。

　　城里学校虽然比我们有钱，可是他们的球队阵容一看就很不专业，比我们山里的学校差多了，最后我们果然以六比四胜出。至于他们进的那四个球，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守门员个子太矮了……Tito一个人进了三个球，他的过人技术一看就是专业的，太牛了。更惊人的是我们队里的两员女将Sarah和Meredith踢得比男人还要好，而且跑足90分钟，体力超群。后来我才想起来，美国女足的确是很厉害的。

　　踢完球后两队人都到我们学校来吃午饭，结果又是吃豆子。我昨天晚饭和今天早饭吃的都是豆子，吃到我真的恶心了。城里学校的学生们也全部都是美国人，他们很小心地坐在我们的厨房和前院里，眼神里带点恐惧，大概是被我们这里的各种虫子和简陋的生活条件惊到了。

　　下午我和铭基简单地收拾了两个小包就下山进城了。进城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把我们这周拍的一些照片洗出来，送给Elvia一家以及学校里的老师们。我敢担保Tito一定会爱死那张照片，拍摄的是他进球后欣喜若狂地拥抱向他奔来的小小的Diego。

　　6月12日星期日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和铭基结婚七周年纪念日。因为人在旅途，我们既没有互赠礼物，也没怎么庆祝，可我还是有点感慨：居然一眨眼就七年了！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七年之痒”是真的存在的！我们身上晒伤的地方正在一块块地脱皮，痒得不得了……

　　午饭后我们又乘坐那种一排可以挤八个人的大巴回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新的一周马上又要开始了，走了几个人，又来了几个新面孔，可是也全都是美国人。晚上大家坐在厨房里自我介绍姓名、来历以及来这里学习西班牙语的原因，很多人都是出于帮助说西班牙语的移民或是病人的目的，相比之下我和铭基真是惭愧，因为我们学西班牙语只是单纯为了旅行。Katy介绍自己的时候故意装出一副沉痛的样子，“我来这里是因为……我酗酒……”大家都差点笑昏过去—学校这么偏远封闭，的确与戒酒所、戒毒所颇有相似之处……

　　我换了一个接待家庭，女主人名叫Victoria，非常热情友善。Victoria四十出头，已经有八个孩子！Victoria家条件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是女主人持家有方，屋子里井井有条，孩子们的衣服都很干净。晚饭我吃了一种“假肉”，就是吃起来口感有点像肉的豆制品。

　　写日记时总是有无数虫子疯狂地飞来，以一种自杀式的孤勇狠狠撞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Sarah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写日记，她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6月13日星期一

　　这周我换了老师，她叫Flor，是我上周的老师Lupita的姐姐，但是我不太喜欢她。她看起来总是很累的样子，总是让我朗读大段的文章，然后自己在一旁走神或发呆。当然我可以理解：她住在Xela，每天六点就要出门乘车来山上的学校，家里有个六个月大的女儿需要照顾，周末还要去大学上学，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半夜……

　　老师和我活在不一样的世界。就在这次旅行之前，我还重读了那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可是我想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世界根本就不是平的。我的老师在危地马拉应该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危地马拉以外的世界，不知道中国的首都在哪里，不知道股市到底是什么东西，老师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佛教这种宗教。佛教和无神论，不知道哪一个更令她难以接受。老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伦敦时每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话说回来，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责任、交易、欲望、野心……不外如此。可是仅仅就这些词语，我和老师已经有着不同的定义。

　　新来的美国人中有一个小团体，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四个女大学生来危地马拉进行暑期社会实践。他们已经在Xela待了几个星期，上午学西班牙语，下午去当地的小学教小朋友学英文。现在在这里也差不多，课余要去旁边的小学教书。听起来自然是很有意义，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身上有点什么不对劲。教授已经在危地马拉做了两三年项目了，可是西班牙语水平居然还不如我。很难想象一个研究中美洲历史政治的教授居然几乎不懂西班牙语，在我看来这已经近乎一种傲慢了。而那四个女大学生更是对任何事物都毫无热情，满脸无精打采，像是被人胁迫着才来到这里。课余也不学习，总是看英文小说，讨论去哪里买东西和上网。路上

　　有小朋友热情地和她们打招呼，她们也爱搭不理的，非常没有礼貌。

　　一开始我很疑惑：既然对这种志愿者性质的项目毫无兴趣，为什么还要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可是后来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大概又是把这种经历当成了简历的“装饰品”（CVdecoration）。西方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实践和志愿者工作，如果有这种经历（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工作时肯定大加分。我在英国工作时认识不少有类似经历的人，可是背后的真正动机就因人而异了。不过话虽如此，无论动机如何，有行动总比没行动强，何况当地的小学生们的确也有受益。

　　这里每天都是上午出太阳，然后下一个下午的暴雨。今天又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以至于窗户上的棚子都掉了一大块下来，“砰”的一声，学校里的狗狗吓得够呛。然后不出所料地，又停电了。

　　晚饭后有一个社区诊所的工作人员Florencia来做SaludenlaComunidad（社区健康的专题讲座，有些内容很有意思，比如他们最初学习注射的时候，没有实践对象，就给橘子注射；这里的小孩子对一种廉价而不健康的零食“Chicharrones”（炸猪皮）有疯狂的迷恋，吃起来没完没了。诊所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向大家解释这种零食的危害性，甚至当众进行“烧chicharrones”的活动，好像林则徐虎门销烟；因为西药价格昂贵，诊所鼓励大家在房屋周围种植草药，一些简单常见的病症都可以靠这些草药解决；我们问她这里的人们如何避孕，她说因为这里的男人从来不用安全套，所以不想再生孩子的女人们往往偷偷去诊所打避孕针或做手术。

　　另一个美国男生Robert今天下午才到。晚上讲座时他一问问题，我就忍不住笑了，问问题的角度实在太熟悉了。我悄悄对铭基说：“他肯定是学经济或者金融之类的。”讲座结束后一问，果然是学经济学的。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对我们说了几句中文！原来他学过四年中文。Robert说他最近和他的香港朋友一同旅行，他们试图在途中寻找东方面孔，可总是遍寻不着。我说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一群欧美游客中，我们常常觉得非常孤独。

　　今天一整天还是素食，不过我已经不像上周那样疯狂地想吃肉了，我似乎已经适应了山上的生活—素食、蚊虫、暴雨、没有网络、频繁停电……之前听起来觉得可怕，可是事实上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的弹性和潜力都是无限的，现在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里待上一年也不坏。

　　对了，我们把周末踢球的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了老师们，他们非常惊喜。

　　6月14日星期二

　　学习西班牙语最初只是为了这次旅行，不过经过这段日子的学习，我竟然真的对西班牙语产生了兴趣。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学习语言的确很有帮助，因为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甚至没有人喝酒，所有人都只好一心一意地学习。我能感觉自己在西班牙语上的每一点进步，而每一点进步都令我欣喜万分，我想旅行结束回国以后我还是会继续学习西班牙语的。

　　今天和老师聊天，聊到为什么这里的村民总是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我说上个星期在Elvia家见到18岁的Fernando成天无所事事，问他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根本没有工作可以做。老师说没有工作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懒惰。她说其实国内还是有很多工程项目，在乡下找不到工作，完全可以去其他城市寻找建筑工之类的工作，可是很多人根本就懒得去。我觉得大概也是。Victoria的大儿子就在首都危地马拉城工作，每个月寄钱回家。铭基那家的儿子就更勤奋了，因为学习好，他得到了我们这个学校资助的奖学金，可以在周末两天继续上学。可是周一到周五他每天都去Xela的工地工作，每天光是交通就要耗费三四个小时，不过像他们这样的在这里还是少数。我想到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可是这里的年轻人却总是无所事事地待在村里。

　　晚上又有讲座，题目是“Fatima的故事”。Fatima是上周接待我的家庭所在的那个村，和这周所在的NuevoSanJose不同，Fatima是比较新的一个村庄，村民们10年前才来到这里定居。周末在学校做保安工作的Ruben向我们讲述了Fatima的故事，在这里听到的故事总是如此沉重，简直不像是21世纪发生的事，我又不禁想到了《摩托日记》里的段落。时光荏苒，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却好像从未改变过。

　　Fatima的村民们以前都在同一个咖啡园工作。因为老板（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后代）还拥有大片的芒果园，于是在收获的季节，咖啡园的工人们被迫去芒果园帮忙采摘芒果。工作量大得惊人，工人们的妻子们需要在凌晨1点起床为他们准备一天的食物，他们则凌晨3点就要上工，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或11点，有时甚至是凌晨1点才回来。工钱是17格查尔一天（1格查尔约等于1港币）。1996年，因为常常超时工作，工人们要求老板付给他们超时工作的工资（增加到22格查尔一天），可是交涉多次无果，工人罢工后，老板居然拿出猎枪来扫射芒果树的树干以恐吓他们。

　　后来工人中的15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并写了诉状寄到法庭。老板接到法院传单后，决定和这15个人做笔交易。因为聘请律师的费用是15000格查尔，老板说他可以把这15000格查尔给这15个人平分。工人们没有同意，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老板辞退了这15个人，并诬陷他们是游击队员，还写信给附近的咖啡园主说不要雇用这些人。不仅如此，老板还不让这些人的小孩去咖啡园的学校上学。他还关闭了道路不让生病的人去医院，这直接导致了其中一个工人的去世。咖啡园工人的家庭都共用一个公共水池，可是老板不让工会成员的妻子们去公共水池取水，还关闭教堂不让他们去祷告，老板甚至砍掉了工人们家门口种的果树。工会曾经一度壮大到45个人，可是因为老板私下交易和害怕被指控为游击队员，很多人陆续退出，最后剩下25个人。

　　到了1999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1999年底，300个士兵出现在咖啡园里，带着搜查令，要求搜查工会成员的房间，说他们是游击队员，藏有枪支。还好那天工会的领导骑车去Columba上班（被咖啡园辞退的他们都不得不另找工作），路上看到了士兵，于是立刻去Columba的天主教堂告知此事。在教堂和人权机构的干涉下，搜查中途而止。人权机构进一步调查是谁批准了搜查令，发现批准人是一个法官，而她正是老板的

　　亲戚，而且老板付了两百万格查尔（！）以调动士兵。

　　到了2001年，老板终于提出解决方案：给4个工会领导每人24000格查尔，其他人每人10000格查尔。因为工会成员的孩子们已经整整5年没有上学，他们被迫接受了这个交易，然而老板的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离开咖啡园。在教会的帮助下，他们花10万格查尔买下了现在Fatima所在的这片土地，又以五折的价格建起了18幢房屋（每幢16000格查尔）。因为Fatima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学校的学生们帮了他们很多忙，比如搬运建筑材料什么的。当时他们没有水，于是学校供给他们水，而且持续了很多年。2007年他们终于自己通了水和电，挖了渠，建了小学、教堂以及一个简单的诊所。可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也并不如意，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需要去高地寻找当日零工。

　　我很好奇这些工会成员们在被辞退的五年中如何维持生计。Ruben说大部分人都靠亲友支援，少数人去了墨西哥的咖啡园工作。他说现在还留在咖啡园的那些人生活更加艰难，4个人一共每天才能赚到30格查尔，所以大家都很后悔当初没有跟他们一起坚持下去。

　　我真没想到，平日在Fatima看到的朴实的村民们竟都是这么勇敢的斗士。特别是Elvia的丈夫，看起来老实胆小的Jose竟然也是工会的一员。

　　危地马拉的腐败现象严重得惊人，连军队都为富人服务。所以工会其实也拿老板没办法，只因他有大把的钞票可以打通关系，逃避法律责任。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工会成员们搬出咖啡园的两个月后，老板在游泳时淹死了。而老板的姐姐，就是出主意砍掉工人们的果树的那个，也在不久之后因病去世。

　　记下这些谈话内容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病又犯了。是的，骨子里我大概可以算是“文青”，可是经过这些年工作的“浸淫”，变得对数字极其在意和敏感。所以每次和当地人聊天，我都忍不住详细询问他们各种数字—收入、房租、各种费用……还把这些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简直像个变态。

　　6月15日星期三

　　所有新来学校的人们都很快发现在这里根本吃不饱，美国小孩们立刻去Columba买了面包、巧克力酱、花生酱、意大利面和各种零食以备不时之需。很多学生每天都要吃六顿饭，即是每次在当地人家吃完饭之后，还要回到学校自己做一顿饭。我想当地人大概也吃不饱，所以才做很多玉米饼来打发辘辘饥肠。听说这里的男人们每天上工也只带玉米饼和水当作午餐，然而干的却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

　　我很喜欢和Victoria一家聊天。不过说是一家，其实我常见到的也只有她和四个女儿。女儿们的家教都非常好，特别是19岁的大女儿Suma完全就是做老师的材料。她发音非常标准，语速也慢，还常常纠正我的语法错误。她们给我吃的食物其实也都非常简单，可是至少不时有些蔬菜，不是只有面食。她们家的孩子们也都坐在桌前用碗吃饭，不像Elvia家的Blanca和Edo，总是把玉米饼咬了几口就扔在床上，过一会儿又捡起来再吃。我在这个家里感觉自在多了，大概是因为这家人虽然贫穷，可是仍然保持着尊严，不像Elvia家，一切邋遢混乱，好像已经什么都放弃了。

　　今天老师告诉我令我吃惊的事情：原来她没有结婚！可是她有孩子，而且和伴侣住在一起。原因就太复杂了。我问她：“这在危地马拉不是普遍现象吧？”她说：“当然不是。可是，我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有结婚呢。”我都不知该如何反应，这种事在英国相当普遍，可在危地马拉这绝对是前卫的一家人。

　　下午又是暴雨如注，而且又停电了，到晚上快10点才来。那之前大家都点蜡烛或是用头灯照明，继续学习—这里个个都是学习狂。

　　没有电的时候是没有热水可以洗澡的，好在山上天气凉爽，不怎么出汗。我想起刚到危地马拉后去蒂卡尔神庙的那天，凌晨四点半就要出发，结果就在前一晚，我们所住的那个小岛停电停水。天气闷热得要命，没有风扇，还没有水可以洗澡，我们俩还得戴着头灯在凌晨四点收拾背包。日本自行车骑士石田裕辅在《不去会死》中把蒂卡尔神庙列为遗迹的世界第一，可是对我来说，蒂卡尔之行印象最深的却是来回途中整整一车人都散发的可怕臭味，真是不堪回首……

　　今天我牙疼了一天。不是曾经在纽约经历过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牙疼，但是也挺难受的。我吃了止痛片，可也没什么用。不知道是上火还是蛀牙，我希望是前者，可是心里有点不祥的预感。旅行中最怕的就是各种病痛，如果是蛀牙的话，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上哪儿去找靠谱的牙医？

　　6月16日星期四

　　昨天晚上牙疼到受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又被脚踝处的奇痒活活“痒”醒了—原来是那种毒蚊子在我脚踝上叮了几个奇丑无比的大包……

　　我确定自己需要去Xela城里看牙医，可是整件事很令人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今天就去。因为我们明天就将结束两个星期的课程，反正也要回Xela，要不要咬牙忍一忍，等到明天上完课回Xela后再去看牙医呢？可是后来因为担心明天下午到Xela时诊所已经关门，我和铭基商量后决定今天上午只上两个小时的课，然后马上乘车去Xela。

　　校长好心地给了我一个据说很靠谱的牙医的地址。牙医名叫Carlos，是个爱说爱笑的小个子中年男人。上门前我顾虑重重—那么多专业术语，我有限的西班牙语如何应付？和Carlos握过手后，我很忧虑地说：“对不起，我的西班牙语不好……”没想到Carlos马上笑了，他忽然转用英语说：“没关系，我会说英语呀！”我心头一块大石终于放下，简直想要拥抱他。

　　然而照完X光片后，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临了—牙虫已经蛀到了神经（所以才会那么疼），需要进行我最害怕的rootcanal（根管治疗）手术。手术需要一个小时，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要赶末班车返回山里。和Carlos商量后，决定今天先做一部分手术，剩下的留待明天再完成。

　　我的牙齿从外面看真的非常整齐美观，一点问题也没有，可完全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容易蛀牙，这两个星期我们吃零食的确比以前多，可是我和铭基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他连一颗蛀牙也没有？！Carlos说这个世界就是很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蛀牙，这是由DNA决定的。他说：“没办法，你只能怪你的父母……”

　　虽然在旅行中牙齿出问题是件很倒霉的事（而且是在这么不发达的危地马拉！），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遇见Carlos。他不但手艺不错，能说英语，人也风趣健谈。手术中他不停地和我们聊天开玩笑，真的使我放松不少。他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私事。Carlos今年42岁，有两个孩子，两年前离婚了。一年前再婚，现在的妻子是他去古巴旅行时认识的，也是个医生。可是因为古巴的对外政策很严格，他们至今还两地分居，需要再过一年才能团聚。而且这期间他的妻子不能来危地马拉，所以他只好频频往古巴跑，过去的一年中一共去了12次！

　　在危地马拉做根管治疗的手术费用虽然还不到欧美国家的三分之一，但是还是数字不菲。我觉得有点抱歉，可是铭基安慰我说牙齿的问题反正总归都要解决，这个钱总是要付的，在哪里都一样。我想想也的确如此。回学校后我大概可以和Tristen交流一下在危地马拉看医生的经验—他在这里做了绝育手术，我在这里做了牙齿手术，听起来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回程我们还是乘坐那辆古老的拥挤的狭窄的一排可以挤八个人的巴士“Xelaju”。其实经过这些日子乘坐Xelaju往返于Xela和山里之间，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拥挤，而且反而对当地人有了更深的敬重。大部分乘客都是当天在Xela打工结束回到山村的家中，因为自己也很疲累，更能理解别人的苦处，所以大家都很自觉地尽量缩小身体，以便让别人也能坐下休息一会儿，彼此之间都很友好，完全没有抱怨。车掌也很勤劳地帮助乘客上下车，辛苦地爬上爬下，把货物放上车顶或是拿下来。因为常常下雨，他们往往是一身的雨水和泥浆。眼前的一切有点古风盎然，是在现代城市里很难见到的景象。

　　明天是我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按照惯例会举行一个小小的毕业典礼，而我们需要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和表演节目，以展示这些日子西班牙语学习的成果。这事儿真让人头疼，尤其是因为去城里看牙耽搁了很多时间，没办法准备得那么充分。可我们也不愿意马虎了事，所以晚上一直在练习演讲和唱歌。我们打算唱一首著名的西班牙语老歌“Lahistoriadeunamor”（《爱的故事》），铭基弹吉他，我唱歌。说起来还要感谢李宇春同学，如果不是她当年在超女舞台上唱过这首歌的中文版《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孤陋寡闻的我们也

　　不会有兴趣去寻找这首歌的西班牙原唱。

　　牙已经不疼了，但是我觉得上面的一颗牙好像也有点问题，真是悲剧。我打算明天去让Carlos再照个X光。

　　6月17日星期五

　　为了赶回Xela城里做手术，我们决定上午课程结束后不吃午饭就收拾东西回城，所以今天的早饭是我在Victoria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大女儿Suma告诉我今天是危地马拉的父亲节，我问她：“那你们怎么庆祝呢？”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好好庆祝，只能在清晨时分爸爸上工之前，所有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为爸爸唱一首歌。我听了很感动也很心酸。

　　上课的时候和老师聊天，我问她来这里当老师之前是从事什么职业。她的回答令我吃惊，原来她以前是在鞋店卖鞋的！现在当老师其实收入也不多，但比起卖鞋来还是好一些。她说这个学校只有在五月到八月之间才常常满员，其他的时间里学生都不多。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学生人数急剧减少，有时一个星期也只有一个学生。老师们只好轮流来上课，没有学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收入的。而没有生源这件事对当地村民的影响就更大了：学校付给当地家庭用以招待学生的费用是每个学生每顿饭15格查尔，招待学生一个星期的收入够一个家庭的十几个人生活两个星期。可是当地的几十家本来就是轮流招待学生的，每个家庭每隔三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

　　毕业典礼于课间在学校前廊进行。这个星期只有我和铭基两个人毕业，可是观众却相当不少。我们感谢了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也谈到中国人和危地马拉人之间的缺乏了解，告诉大家我们会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危地马拉，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到这个学校，在学习西班牙语的同时也了解和帮助当地的人民。如果不同地方的人们之间能够多一点交流和沟通，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之后的唱歌也还凑合，尤其是在没有什么时间练习的情况下。我因为紧张声音有点发颤，不过铭基的吉他好像没有弹错音……

　　收拾行囊的时候我心情复杂，既觉得轻松又有些不舍。这里没有任何娱乐场所，连散步都因为频繁的大雨而无法进行；被蚊虫咬得满身都是包；早晚天气很冷，洗澡又只有一点点热水，以至于我自暴自弃，三天没有用肥皂。此刻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一家像样的旅店好好洗个热水澡……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会常常怀念这里，怀念和这里的人们共度的两个星期，怀念人与人之间朴素而真挚的情谊，怀念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赛跑的情景，怀念学校里温馨的小厨房，怀念同学们在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一起学习的执着，怀念Tristen、Katy和Sarah的吉他与歌声，怀念picop卡车，甚至怀念那些粗糙的面团和玉米饼……

　　我们肯定还会怀念学校里不知廉耻的三只狗：Compa、Cabi和Buster。临走前我们抱着它们的头“狠狠”地“揉搓”了一番。它们很久没有洗澡，又总爱去外面草地泥地里打滚，全身都散发着臭味，可是我想哪里都找不到像它们那么黏人那么友好又那么不要脸的狗了。

　　我知道，有些当时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也许反而会长久扎根在记忆里。

　　回到Xela，在旅店放下行李，我们马上就去Carlos的诊所做手术。照了X光之后，Carlos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上面那颗牙也需要做手术，好消息是这个手术比下面那颗牙的小得多，也便宜得多。唉……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旅行前几个月我已经去伦敦的牙医处洗过牙，可是当时那个牙医居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简直是玩忽职守。

　　两个手术一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途中Carlos也累得够呛，不时停下来擦擦汗，休息一会儿。Carlos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在危地马拉肯定算是相当先进的，可是我几年前在纽约工作时也接受过根管治疗手术，相比之下前者就太寒酸了。尤其是当Carlos让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忽然把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放进我口里的时候，我的确有些惊恐—这真的不是什么原始巫术吗？

　　到底为什么会来到危地马拉做牙齿手术啊？！我像案板上的肉一样躺在那里，心中惊疑不定，又觉得自己的处境实在搞笑，竟忍不住笑出声来—Carlos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在危地马拉有那么多的穷人，牙齿出问题时怎么办呢？我问他：“如果当地人没有钱来私人诊所做这么贵的根管治疗手术，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吗？比如去公立医院的牙科什么的……”Carlos摇着头做了个决绝的手势，“没办法，只能拔掉。”

　　通过Carlos，我依稀看到了危地马拉的另一面，与我在过去两周内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牙医是高收入的行业，Carlos在此地绝对至少是中产阶层。他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不用像Fatima的村民们那样背着柴火在大雨中走长长的山路，不用给孩子们穿别人不要的旧衣服……他的诊所里摆满了他收藏的玩具汽车模型，他可以一年去古巴12次看望妻子，他在诊所里用笔记本电脑上facebook和skype，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见多识广，视野开阔，可以用英文和我们聊关于美国、法国、古巴、中国、日本甚至朝鲜的各种话题……

　　和Carlos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世界是平的。可是我也知道，就在这个诊所的百米之外，世界已然出现了断层。那些有趣的对话，那些别致的爱好，那些丰富的感情，全都一一坠落到深邃的谷底。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平面上，只有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和破败郊区的月亮。如果此刻有一只鸟在空中俯瞰下面的人类，它是否也能看清命运的构造？我的确相信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既然能做到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你不得不承认这也还是需要某种运气。我想所谓命运，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大概就是杯子是什么形状，水就是什么形状。这种说法太悲观太不励志，可这才是事实。

　　记得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借马可之口说：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我想这里所说的“少”和“多”并非专指物质，更确切地说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人生的可能性。在山里的两周我看到他们生活的一个瞬间，或者是一生，而这一生或是一瞬间本来完全可能是属于我的。如果不是命运的操纵，那个背着柴火在雨中行走的女人很可能就是我自己。这是我不曾拥有也大概永远不会拥有的人生，可是我情愿不要这样的可能性。

　　作家史铁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好运设计》，大意是说要是今生遗憾太多，在背运的当儿，不妨随心所欲地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最好是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好吗？当然好！可是这么好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下辈子，在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