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山海关虚掩的大门敞开了，大量山东、河北的流民带着自己的淘金梦，涌进了这个大清国的龙兴之地。拓荒、耕种，拉开了开发东北的序幕。张作霖的祖父张永贵也挑着担子，怀揣着梦想来到了海城落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在赌场被人打死，童年的张作霖受尽磨难，早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小小年纪便开始了艰难的谋生。

　　张作霖为父报仇，犯了人命案子，浪迹到营口的高坎镇。营口是鸦片战争后东北开埠的港口，这里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形形色色的人物鱼龙混杂。张作霖孤身一人，流浪异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岁月，期间也发生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1.张永贵闯关东

　　我们把镜头拉回满人称之为龙兴之地的关外，这遥远的苦寒之地。1875年3月19日，在奉天省海城县小洼屯（今辽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后来，道上的绿林朋友都喊他“老疙瘩”。“老疙瘩”在东北的方言中是排行最小的意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乡下家中最小的孩子大多都称为老疙瘩。张家的祖先是直隶人，也就是今天河北廊坊大成县；还有说是山东人，但张学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称祖籍为大成县。道光年间移民关外，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其实，清朝的移民政策也是几经改变，移民大潮也是分几拨的。说来话长，清朝入关之后，满族人几乎是倾族迁往关内。东北地广人稀，一片荒芜。为了吸引勤劳善耕的汉人，清朝的统治者推出了让人眼红的优惠政策！相比今天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有过而无不及，政府无条件提供土地、耕牛。只要在这里入户，房子、土地都好商量。

　　笔者有一哥们儿酒席间和我神侃：“当年我家来东北，骑马圈地，一眼望不着边际！”后来读了相关史料后才了解，的确是这样。笔者也在小时候听奶奶说过早先骑马、射箭圈地的事情。吃饱三碗米饭，骑马跑一圈，使出吃奶的力气射箭，这地方就归我了，就这么牛！然而，汉人的乡土观念很浓。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抛弃乡土和祖坟，到所谓“满鞑子”的地界去。

　　实际移民效果并不好，政府急了，甚至开出了谁能招募农民来东北开垦，科举都不用就可以给个官做做。这下，清朝“招商局”的领导急了，犹如今天拆迁办碰见了“钉子户”一样急得乱蹦。在官方的极力宣传和号召下，这种好政策逐渐为人所熟知。

　　到了康熙年间，关内的饥民、流民纷纷到关外过把地主瘾。随着人潮的涌入，清朝统治者唯恐惊动了龙兴之地的“龙脉”，于是赶紧废除招民垦荒政策，严禁移民关外。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山东、河北等地连年灾荒。不是洪水就是干旱，弄得民不聊生，河北、山东的饥民涌进关外，政府也无法禁止，这就是延续到后来的“闯关东”。

　　张作霖的先祖张永贵因为生活无着，挑着儿子张发闯关东从事农耕。张永贵挑着担子，一边是行李，一边是儿子。一路上备尝艰辛，最后终于来到海城驾掌寺安了家，从事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实践证明，咱们的张老先生的目光是长远的，东北肥沃的黑土地加上张老先生的勤勉，到了张作霖爷爷张发张小先生的时候，家里已经小有资财。除了大量农田，还兼做烧碱的副业，生活渐渐地富裕起来，可以称“素封”了，就是指虽然没有封官，却像封官一样富有。

　　张发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听这名字，就知道张家人的文化水平的确不高。话说张有财这个人，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就是比较不靠谱，东北乡下话说便是“不正干”，不是一个正经人家。父死分家之后，他嫌种地辛苦，就没有要一垄地，只要了三间土房，带着他那份财产来到海城西小洼村落了户，在村口开了间杂货铺。

　　做小本买卖讲究的是不辞辛劳，精心经营。这位张爸爸却不务正业，地里荒草三尺也懒得下锄，终日与村中二流子、混混为伍。可是，开杂货铺那点收入怎么够一家几口的吃穿？张有财想来想去，想到了赚钱的“捷径”。于是，他常年混在各处的赌场里，又到处“放局”，就是开设赌场抽红。那个时候老百姓管这种人叫“耍清钱的”。十天半月不见他回家，家里人也习以为常了。因为经营不善，杂货铺很快关门大吉，宏伟的创业计划就此泡汤。

　　张先生本着“人挪活，树挪死“的古训，带着老婆孩子先后搬了几次家，曾到过叶家铺、栾家堡子和驾掌寺村。这个驾掌寺村比较繁华，比西小洼村大了一倍，不但房子多、街道多、人口多，老百姓也富裕，张作霖一家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一些。

　　东北的天气，11月到来年的4月近半年的时间天寒地冻，村民无事可做，谓之“猫冬”。“猫冬”时候的娱乐，除了制造小孩，就是推牌九摇色子了。赌博之风久盛不衰，就是到了今天，冬天的乡村仍然是麻将声声入耳。

　　张作霖十来岁就跟着不靠谱的张有财出入赌局，给局东跑腿打杂，逐渐养成了敢于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人生活在过于骄奢优越的环境下并被娇惯溺爱并非是一件好事情，上天是公平的。

　　我们可以推测，张老疙瘩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迹走下去，是有希望到私塾读圣贤书的，但私塾先生的戒尺是不会少挨的。夏天去小河摸鱼抓虾，冬天随自己的赌场导师——张爸爸去赌场碰碰运气，然后娶上邻村的翠花姑娘，制造出未来赌场的后起之秀——小小张同志。

　　如果运气好，不靠谱的张有财赌场走运，家道中兴，咱们的张老疙瘩也可以去飙飙驴车，出了事后也可以大喊——我爸是有财！可是老天要降大任了，对于张作霖来说，灾难厄运开始了。

　　2.张有财之死

　　张作霖十三岁那年，对于他来说，天塌下来了，因为他那不靠谱的老爸出事了。张有财这个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早年结发妻子邵氏又气又病早亡。后来又续娶本村寡妇王氏生了三子一女：长子张作泰，次子张作孚，三子张作霖，女儿秀英（一说张作泰为王氏带来）。张作霖最小，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疙瘩。

　　张有财这个人除了好赌，脾气也很大，通过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长子张作泰长大以后，青春骚动，雄性荷尔蒙分泌旺盛，而且长得比较帅。张作泰一不小心把别人的老婆搞上了床！——被戴了绿帽的哥们儿很郁闷，把此事告诉了张有财。张有财怒不可遏，心里蹦出了八个字：大义灭亲，清理门户！

　　那时候的东北都是土草房，用泥垒的墙，茅草屋顶，屋里分南炕、北炕。吃饭的时候把一尺高的矮桌子放在炕上，一家围着一圈盘腿吃饭。张作泰正盘腿在炕沿上，背对着门吃饭，张有财进屋一棒子打在腰上，张作泰声也没吭就死了。

　　张有财的死因为年代久远，有几个版本。不过，都和他多年为之奋斗的事业——赌场有关。有说他因为赌输欠钱被债主打死，张学良的口述中说他爷爷在赌场为人出头，揭穿人家出老千而被打死。总之，张有财在赌场和人结了梁子，他从赌场回来，趁着夜色往家走，偏巧碰见了赌场上的仇家王太和，两人言语不和就厮打起来。这张有财当时已经五十几岁的人了，王太和才三十多岁，他怎么是年轻人的对手？王太和把张有财摔倒在地，顺手拿起块石头，对着张有财的脑袋就是一下子。可怜的张有财，声也没吭就死于非命，永远地告别了他热爱的赌博事业。王太和一看出了人命，吓得一身冷汗，连夜收拾行装，跑到了东山的深山老林中躲了起来。

　　王氏见丈夫多日不回，四处寻找，终于在河滩上发现了张有财的尸体。张有财被打死成为轰动乡里的新闻事件，人命关天，乡内里长栾凤泰也不敢怠慢，赶紧封锁现场，派人到海城县衙报官。县衙派人又是验尸，又是调查，忙活了半天，最后下令通缉凶手，捕拿人犯。开始时，海城县衙还虚张声势地张榜缉拿，四处寻找。可是，张有财留下的孤儿寡母，没钱没势，最后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乡里人集资给张有财买了一口薄板棺材，这种棺材叫做“狗碰”。这一年是一八八八年，即光绪十四年。因为是横死，按乡里风俗，人非正常死亡是不能入祖坟的，就暂且把棺木放在别人家地头。张有财死后也没有消停，那一年夏天发洪水，棺木被水冲了好远。退水后，张家兄弟就就地埋了。

　　3.苦难童年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氏先是让老疙瘩卖包子，做走街串巷的小本生意，也好补贴家用。王氏到处求人，最后到村口郭家包子铺赊欠了包子，给装进小篮子里面，上面盖上保温的棉被，沿街叫卖赚些零用钱。一个月下来，老疙瘩卖的包子还没有他吃的多。后来，郭家包子铺关门倒闭了。

　　王氏没有办法，四处托人情说好话，打算让十三岁的张作霖学习木匠。所谓家有千金不如身有一艺嘛，也算是有门手艺养家糊口。那个年代，在民间有四大手艺活，即木匠、瓦匠、棚匠、铁匠。有了这手艺活在农村那可是高人一等的人，吃着、喝着东家的，东家还得客客气气地伺候好，不然给你来点偷工减料，整出个“豆腐渣工程”，让东家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爷的手艺好！要想学爷的东西，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那时候认师傅得备好四色礼，还得给师傅行跪拜大礼，立下字据“不付工钱、任由师傅打骂、不服管教立刻赶回家去”等等。所谓学徒学徒，三年为奴，这老师傅当年也是这样被虐待过来的，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这叫“虐他倾向”。

　　张作霖也不例外，早晨五更起来给师傅、师娘倒尿盆，接着烧水给师傅、木匠们洗脸、刷牙，然后是挑水、扫院子。老疙瘩忙活的是脚打后脑勺，一个不留神犯了点错，师傅就会立刻破口大骂。张作霖哪里受过这种气？回敬了师傅一句。这师傅哪里见过这样的徒弟，愣了半天。大吼道：“给我滚！”看来这木匠也学不成了。

　　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备尝艰辛，卖过包子、学过木匠，竟然还上了三个月的私塾。按照当时张家的经济情况，原本是无力读书的。本村私塾先生杨景镇一日发现窗外有一小个子男孩偷听讲课，一问才知是张有财的孩子。丧父的孩子还有求学之心，怜悯之情不觉油然而生，杨老师热心地赠与张作霖纸笔并免费教授。

　　张作霖粗通文墨就是那个时候在杨景镇老先生私塾和说书的先生那里得到的。张作霖后来就凭着这点文化底子批阅公文，挥笔题字。别看他文化不高，因为工作应酬需要，不时也得练练书法。后来，老张的字写得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他最爱写的就是“天理良心”四个大字，奉天通用的纸币“奉票”上还印着张作霖题写的这四个字。

　　书念了三个月，老疙瘩又坐不住了，满脑袋想的都是赌场牌九上的红白点。那个时候，老师惩罚不听话的学生可不是像今天，请到讲台前面罚罚站，或者凌空飞个粉笔条。那时候，老师是用木板做的戒尺，抡圆了打手板儿。张作霖生性顽劣，不愿受拘束。有一天，杨先生发现门后放着一个扎枪，这扎枪是那时候老百姓为了防备胡子抢东西，自己打造的铁制的长矛，后面按上木杆，用来自卫。

　　杨先生就问；“这是谁的东西？放这干啥？”张作霖说：“是我的。”杨先生很纳闷，就问：“你上学堂拿这个东西干什么？”张作霖说：“我昨天看你拿板子打同学的手板儿，要是你今天打我，我就拿它给你两下子！”杨先生一听，惊出一身汗，赶紧找张作霖的母亲王氏：“你这个孩子我可不敢教了，他要给我两下子，我就完了！”张作霖这个人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念旧报恩。他做了陆军27师师长以后，特意从家乡把杨景镇请到奉天，在家里设立私塾，专门教授张学良、张学铭、张学英、张冠英还有侄子的功课。

　　中国古代一直到民国时期，其实社会是城乡二元社会。政府只管理县一级以上的事务，城镇事务由各行商会及会长主持，农村事务则由血缘宗族及德高望重的地主管理。中国的百姓是最聪明的，没有强制行政指令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很符合科学和自然选择，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没有西方那么尖锐。西方是贵族世袭，爷爷是官，孙子的孙子还是官。孙子的孙子是个傻子，但他还是伯爵。社会各层积累的矛盾当然尖锐，做什么都没有用。拼爹拼爷爷就行了，而中国有了一个最聪明的制度——科举。

　　你不是想做官出人头地吗？给你个机会！你考吧，而且儒家经典是讲究立德、立言、立行的。把人的道德修养融入到学习中，客观上维持了社会的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