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就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和对天皇以外的任何人的无情的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的报纸杂志或战俘的口供中，就有不少人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破口大骂，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坐飞机逃跑，而不顾士兵死活，让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日本的人和事可谓是明辨是非的，常常赞扬一些军官，严厉谴责另一些军官。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指责“政府”，他们要求有更强有力的领导，并能和他们同舟共济，还指责政府没有做为，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最好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这次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参加的座谈记录。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振奋日本民心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就是给大家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坦露心声，他们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招来祸害。就算他们心存疑问，也只是表面应付，不敢直说。没有言论自由，还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更进一步说道：“我几乎每晚都和我们选区的选民座谈，一聊就到大半夜，想问问他们关于一些事情的意见，但他们却吞吞吐吐不肯开口，这哪还有什么言论自由。特别是有了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限制令，国民简直像封建老百姓一样，变得胆小如鼠，本能够发挥的战斗力，到现在也没发挥出来。可见，限制言论绝对不是一种激发斗志的好办法。”

　　日本人并没有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的优越，因为即使在战时，他们也会批判政府、大本营甚至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然而，唯独天皇是不受批判的。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呢？这是日本人的一种怪癖吗？日本所说的只要天皇下令，他们可以单枪匹马战斗至死，也可以老老实实举手投降，这些话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故意骗我们而编的谎言？

　　有关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也关系到日本国内。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独特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电台对此表现出与美国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广播内容如下：

　　虽然尼米兹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美国向司令官乔治•爱斯•麦肯因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还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到基地。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则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编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事件。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只是希望你们了解一个奇特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受勋。”

　　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比救人行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回了活人。日本人所谓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他们甚至说，如果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材，那就是“胆小鬼”的行径，而且他们的报纸、广播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话题。他们认为只有视死如归才是英雄行为，而小心谨慎就证明自己无用。所以他们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也是这种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士兵简直就是废物。日本医疗服务很差，更不用说维持正常的战斗力了，补给也跟不上，时间一长，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更加难以维持。但这还不算什么，他们还在这时宣传蔑视物质主义。他们教导士兵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对病患的照顾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就好比轰炸机上配置安全设备是贪生怕死一样。首先，日本人平时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去看医生。连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到，与其他福利设施相比，美国更关心同情伤病患者。而这些对日本人来说是陌生的。总而言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没有训练有素的救护班，能在战火中抢救伤员，也没有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这样系统的医疗设施，更不用说医疗品补给了。他们根本没有优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情况紧急时，干脆杀掉伤病员。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被迫在有医院的地点撤退。当部队进行真正“有计划的撤退”时，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他们这时才会有所行动。负责的军医往往会在临走时枪杀伤病员，也可能给伤病员留一颗手榴弹，让他自杀。

　　日本人如此对待自己受伤的同胞，那么，他们也会这么对待美国战俘。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管是对战俘，还对他们自己的同胞，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曾经在台湾被当做战俘关了三年，在那期间，“美军战俘所受的医疗护理甚至比日军士兵都要好，因为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会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士兵却连一个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唯一给日军看病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升了中士。”这位菲律宾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两次日本军医。（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

　　日本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竭尽全力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会向敌军投降，但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让其通知本国，让其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在自己的家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矮人一等。然而，日本人却认为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就算走投无路，他们也不会投降，只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或者赤手空拳出去跟敌人同归于尽。万一受伤昏迷，不小心被俘，他就会觉得“回国后再也没脸见人了”，丧失了名誉，他就是个死人了，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虽然日本军中会有上述内容的命令，但是在前线却显然用不着特地强调了，他们一直都老老实实地用行动诠释这条规则。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除少数人以外，这142名被俘者大都负伤或昏迷，一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投降”的就更少了。而在西方，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他们就会考虑投降。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而在霍兰迪亚，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为1比5，与北缅的1比120相比，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许多美国人都谈到，美国战俘在俘虏营里连笑都不敢笑，他们怕刺激到看守他们的日本人。在日本人看来，当了战俘就已经够可耻的了，就算没有受伤、得疟疾和赤痢这些疾病，他也已经是个废物，不算个“正常人”了，这些美国人居然恬不知耻，还笑得出来，他们简直忍无可忍。日本军官给美国战俘下的命令，就连一些俘虏营的日本看守也必须遵守，急行军或是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似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兵来说是家常便饭。有些美国战俘说，日本哨兵会要求他们帮忙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在俘虏营中，最重的罪就是公开抗命。在俘虏营的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是不允许从外边带回食物的，但是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可以蒙混过关。这个规定也就成了摆设，但是如果被发现，就意味着美国战俘蔑视哨兵的权威，那绝对是重罪。在日本生活中和军队中，哪怕是一句“顶嘴的话”都等于是公然向权威挑衅，都要受到严惩。俘虏营中确实有暴行和虐待，但我们只是想区分文化习惯行为和暴虐行为，并不是想宽恕暴虐行为。

　　开战初期，日军士兵确信敌军将会虐待俘虏，最终还会杀掉他们，所以他们更觉得投降是耻辱。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说美军用坦克碾死了瓜岛上的俘虏。或许有些日本士兵是打算投降的，但美军怀疑他们投降的动机，而且认为怀疑是有理由的，美军谨慎起见便将其杀害。就像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不能以死报效祖国，那才是奇耻大辱。”一个除了死亡别无选择的日本士兵，常常会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并且引以为傲，所以他被俘之后也有可能这么做。这种可能性使我军倍加警惕，同时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以投降为耻”这一信条已经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却与我们的战争惯例截然不同。同样的，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的行为。他们实在无法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丝毫不以被俘为耻，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这种做法让日本人既吃惊又非常蔑视。所以，日本士兵想不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他们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奋战到底。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存在一种最戏剧性的差别，那就是，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刚开始，他们完全不能适应已经成为阶下囚的事实，也没想着去适应新环境。他们觉得丧失了名誉，也就没有资格做一个日本人。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这时战争结局对他们而言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这不符合你们的惯例，那就允许我做一个模范战俘吧。”有些老兵和曾经顽固的军国主义者完全倒戈相向，他们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帮我们写宣传品，还跟我军飞行员一起坐在轰炸机上指明军事目标。这些表现，就好像他们已经获得了新生，他们的生命跟过去无关，而且他们愿意忠诚于现在的生活。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就算以利相诱，也有少数战俘顽固不化。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轻易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协助，所以有些战俘营根本没指望日军战俘会帮忙。但是如果接受了日军战俘的合作，战俘营对日军的态度必须由怀疑逐渐过渡到信赖。

　　美国人从没想到日本战俘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这与我们的信条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就是这样：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另作打算。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战后考虑利用他们的这种准则呢？或者这只是个别士兵被俘后的特殊行为？此外，除了日本人特殊的战时行为值得我们思考，有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等诸多问题，也都值得我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