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1944年6月，我们有许多疑问急需解答，这都与我们的敌人——日本有关，一切已经迫在眉睫。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军事上的，外交上的，关乎最高决策的，关于在前线对日军散发传单的，诸如此类种种问题，我们都必须适时提出真知灼见。日本发动的是一场全面战争，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不仅是东京决策者的目标和动机，或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必须了解，日本政府从国民那里能够获取哪些期待？我们也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特征和情感习俗，甚至了解因这些特征和习俗所形成的生活模式。我们还必须搞清楚，有哪些制约因素支持这些行动和观念。我们得暂时把美国人的行动前提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地不要轻率武断地下结论，也许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做的事，日本人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极其艰难。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中，把一切错失都归咎于敌方，频频谴责对方，这非常容易，但要想弄明白敌人自己如何看待人生，如何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待世界，这就困难多了。然而，这个任务必须完成。问题是，我要研究的是日本人将要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要如何行动。我必须努力整合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所有行为，利用这些有用的资料试图了解他们，要把这些当做有利条件，而不是当做不利条件。我必须观察他们的打仗方式，并且暂时不将其看作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日本人的行为都独具特色。他们处理各种战争事务时，表现出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他们的长官鼓舞士气，消除惶恐和疑惑，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所有的这些方式展现出他们自以为能够利用的力量，那究竟是什么？我得跟踪研究战争中的每个细节，以便观察日本人如何逐步展露出他们自己。

　　然而，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对我的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我无法去日本，到日本人的家庭中，亲眼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然后辨别区分哪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我无法亲自观察他们做决定时的复杂状况，也无法观察他们如何培养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如何成长。约翰•安布雷撰写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在日本实地考察后，写出的唯一有关日本村落的著作，这些研究成果非常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遭遇的关于日本的许多问题，在《须惠村》里都尚未提及。

　　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却始终相信，还有某些研究手段和条件能够加以利用。至少，我可以依赖文化人类学家最基本的研究手段——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在美国，有许多日本人，他们在日本出生长大，我可以根据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向他们提问，弄清楚他们如何理解或判断那些事情，用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在知识上的许多空白。我相信，作为人类学家，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任何文化，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具有根本上意义的。通常，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从事日本研究时，主要利用图书文献，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或者对资料进行统计，并收集日本的书面或口头宣传品，从字里行间中寻求其演变轨迹。我确信，他们所寻求的许多答案，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之中，因此，通过真正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日本人，探究日本文化中的那些规则，会取得更加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阅读书籍文献，或者不请教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与日本有关的文献浩如烟海，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人也数不胜数，这些对我都帮助极大。有些人类学家到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研究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他们全然没有我现在的优势。由于没有文字，那些部落从未用文笔来展露自我，西方人的相关论述也是浮光掠影，少之又少。没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学者们进行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前辈学者的帮助，他们去探索那些部落的经济生活状况、社会阶层构成，以及宗教生活中所崇拜的事物，等等。我研究日本的时候，却有许多优秀学者的丰硕成果可以继承。在嗜古者的文献资料中，描述了日本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很多欧美人士也详细记载了他们在日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传奇性的自传。跟许多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热衷于描写自我，这种展露自己的冲动十分强烈，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在写全球的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着实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将所有的计划和盘托出，没有谁会那样做。日本人描述日本的时候，会忽略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些东西是他们最熟悉的，如同呼吸的空气一般，早已习而不察了。美国人记述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欢自我表露。

　　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仿效了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时所用的阅读方法，特别留意那些令人困惑的事情。对于日本国会演说中那些罗列的观念，我需要了解些什么？日本人会强烈声讨一些无可厚非的议案，而对某些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却毫不介意，隐藏在这种态度背后的究竟是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问，“这样的情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了弄懂这些，我究竟需要了解什么？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录制的电影——有宣传片、历史片，还有描写当代东京生活的都市片，以及农村影片，然后，我再跟一些看过相同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讨论。基本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眼光和观看角度都与我不同，他们以普通日本人的心理经验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我常对一些情节迷惑不解，而他们却明明白白。另外，他们对情节和动机的理解也与我不同，他们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方式上进行理解。我和那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观看同一部电影，如同阅读他们的小说一样，彼此对影片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他们当中，有些人会为日本的习俗进行辩解，而另一些人则厌恶日本的一切，哪一类人使我更有收获？这的确很难说清。在日本，人们有什么样的生活规范？对于这一点，他们所描绘的景象基本一致，不管他们接受这种规范，还是深恶痛绝地排斥。

　　如果人类学家仅是搜集研究对象的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解释分析，那么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都已经做过这些事。假如一个人类学家仅能做这点事，那就别指望对日本研究作出新的贡献，还不如以往那些外国居住者对日本的描述更有价值。然而，文化人类学家受过特殊的训练，也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只需花费一些精力，就能在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员的领域里，做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即便费一些周折，也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了解亚洲和大洋洲的多种文化类型。甚至在日本，有许多习俗和社会生活习惯，都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族相似。有些与马来诸岛的风俗相似，有些与新几内亚相似，有些与波利尼西亚相似。当然，了解这些相似性很有意义，可以推测在古代是否有过迁移或接触，这些问题都相当有趣。但是，了解文化的相似性，其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存在什么历史关联，对我而言，是能够凭借相似或差异，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在文化中起到什么作用，从而启发我了解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文化略知一二，可以把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对比，它们都是亚洲重要的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部族时多次证明，这种文化比较的研究价值非凡。一个部落的正统习俗也许有90%与邻近的部落相同，但是在细节上可能进行修改补充，以适应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在修补的过程中，可能会排斥一些基本习俗，尽管这些细节对整体而言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也可能促使该民族未来的发展转到某个独特的方向。很多部族都拥有着独特的风俗，探讨具有共性的种族之间的差异，是人类学研究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人类学家的自身文化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必须让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这些差异，还要不断琢磨研究技术和手段，来解决这类特殊的问题。人类学家凭借经验可以知道，不同文化的种族和民族遇到某些情况时，会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当他们对某些事件的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法也截然不同。在某些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人类学家见识过“血缘责任制”或“财物交换制”的部落习俗，其独特性远非任何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所能杜撰的。对此，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弄清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调查习俗在部落行为中产生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从幼年起就受到制约，身体力行传承那些习俗，就像他们先祖曾经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