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司马台城堡,是明朝洪武年间,明朝开国元勋,守卫长城的大将徐达(1332—1385)主持修建的。
更重要的是,从城堡的建筑格局和配套设施来看,他绝非私家庄园,相反更符合公共建筑的模式,从布局来看,它既有办公的府衙,也有生活的厢房,还有戏台,可见最初它应该是一处军营兼军事长官生活办公的帅营。事实上,万历四年(1576年)古北口提调就曾设在司马台,司马台城堡就是当时的提调府。
从吕氏家族世代居住官方建造的城堡这一事实来看,实则是与当时的移民目的和待遇不能吻合。
明朝政府这一时期的移民举措,主要以垦荒为目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县,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大明政权当时制定的政策是:对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移民垦辟,每户给15亩,又给3亩菜地,皆免3年租税。朱元璋还设置司农司于河南,专管移民垦田之事,在这以前已下令,凡州、县农民开荒及移民开荒,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还责成地方官散发耕牛种子,使移民、流民能定居附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
从当时的政策来看,绝对没有官府提供居所一说,何况他们居住的还是一座作为提调府的城堡,普通移民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享有这样的待遇。
由此可以推断,司马台吕氏家族的迁移不应该属于以调剂人口密度和垦荒为目的的“洪洞大槐树移民”范围,他们的迁移应该与能够住进司马台城堡的事实有密切关系。
作为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槐树”不仅是这次大迁徙的象征,也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甚至已经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是所有移民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数百年来,移民的后裔,只要说到祖籍,就会自然而然地和大槐树联系到一起。在中国,有众多姓氏的族谱家乘中,都保留了“大槐树”移民的记载。
至于司马台吕氏家族如何获得的关于“大槐树”移民同样的记忆,已经无从考证。因为,司马台吕氏家族在最近的这一百年来,遭受战争和政治的洗劫过于频繁,他们的家谱也在历次洗劫之中毁失殆尽,没有留下片言只字,许多本来就是依靠口头传承的家族信息,在那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相继离世的老一辈,由于连保全性命都岌岌可危,所以,有的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传递这些信息的重要,有的可能虽然明白传递这些信息的重要,但是,当他们还没来得及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后人,就带着无限的遗憾万般无奈地告别了人寰。
第二种说法有一个明显的疑点。
司马台长城基本上都是明代所筑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司马台一带,地势险要,有险可守,所以,秦长城修到燕山山脉以司马台为中心的这一段,就只凿出了一片城基,便不了了之,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到了北齐的时候,这个缺口就成为了外寇频繁入侵的主要通道。为抵御外寇入侵,北齐也曾动议修筑这段长城,但是,城未修,北齐已灭,这段长城便再次搁浅,秦、齐两代留下的半途而废的筑城遗迹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到了元代,蒙古人入侵中原,并在北京建都。对于蒙古人来说,有没有燕山这段长城,自然就无关紧要。相反长城的这段缺口,正好为蒙古部族出入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提供了便利。
明朝建立之初,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率兵攻克大都即今北京,元朝统治宣告灭亡。徐达就地驻军,镇守北平,总领北方军事。但蒙古人的势力,对新生的大明政权,仍然构成巨大威胁,蒙古部族骚扰不断,北京城外围频遭侵袭,蒙古人常常直入昌平、通县等地抢夺财物,骚扰百姓,甚至直逼北京城。洪武六年,徐达将蒙古人的残余赶到了答剌海(今内蒙古达来诺尔湖)。为抵御蒙古部族的再次入侵,朱元璋命徐达开工修筑北京长城,司马台东西沿线这一段便成为重点工程。
据史料记载,司马台长城的修建工程全部由直隶总督下辖的区域(今北京、河北环京城部分地区)承担,总督府组织以人口比较集中的村镇为施工单位,分段施工。当时大明政权虽然已经建立,但是,由于与蒙古人的战争和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国家没有完全统一,所以没有征用外地民工。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司马台长城每隔一段就以铸有当时村镇名称的城砖标明该段长城的建设者,字迹清晰,界限分明,有始有终,比如,这些参加施工的村镇,都在司马台方圆百里之内,但是,这其中并没有司马台。
这一事实表明,修筑后来被称为“司马台长城”的这一段长城的时候,司马台这个区域,应该还没有形成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村落,它还没有独立承担修筑一段长城的能力,也许当时这里就只有一个军营,除了随军家属,应该还没有其他居民,所以,依照第二种说法即便是修长城而来,那也不应该是在徐达主持修长城的时期。
在司马台吕氏的集体记忆中,他们是戚继光修筑长城时期迁到司马台的。戚继光是隆庆二年(1568年)调到蓟州的,万历十一年(1583年),因支持张居正受影响被弹劾,调往广东,不久就被罢免,回到老家登州,没多久就死了。在蓟州15年,戚继光注重边防建设,对长城进行了加高加厚处理,修建了空心敌台,创立了步、骑、车、辎重诸营,边境得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