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肯定吕氏司马台这一支人脉的发源地肯定不在司马台，无论是从家族的集体记忆来寻找线索，还是从墓葬的实物来加以考证，都表明司马台吕氏家族在司马台生活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600年上限，但最少也已经超过500年。

　　至于吕氏家族何时、因何原因迁居司马台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朝初年大迁徙，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此定居；第二种说法是明朝时期修筑长城，然后留居此地；第三种说法是应征戍边屯田而来，并有一定的官职，然后世代从军屯田，到了清代，清人入关，长城边界不复存在，戍边屯田将士，即由军转民，留居此地。

　　姑且暂时不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但这两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吻合的，那就是吕氏家族迁至司马台的时间基本可以确定为明朝。

　　明朝人口大迁徙这是有据可查的。明洪武元年，朱元璋为恢复和发展当时被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巩固新生的朱明政权，在山西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亦即通常所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持续17年的元末农民战争主战场基本上摆在了黄河下游、黄淮平原一带，使京、津、冀、鲁、豫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有的地方一个县仅剩400余户，有的县仅存一两个姓氏的人口……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也曾深深感叹：“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与元政府武力统治国家不同，朱元璋是个很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知道要用经济来发展国家。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八九十，恢复农业，离不开劳动力，快速恢复劳动力的办法就是移民。

　　可以说，山西是当时移民的不二之选。

　　据史料记载，明朝建立时，京、津地区人口不超过40万，冀、鲁、豫地区的人口也都不到200万，而山西的人口竟达400多万。这得益于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西有吕梁山，东有太行山，在天然屏障的护佑下，受战争的影响比较小。但晋北、晋中都是山地，只有晋南地区可以耕种，人多地少，百姓的生活非常苦。

　　于是，朱元璋决定将“狭乡之民迁于宽乡”，一场长达半个世纪、席卷全国的迁徙大潮，由此展开，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从此，数十万的山西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京、津、冀、鲁、豫等地。

　　在山西洪洞城的北面有一个广济寺，离广济寺不远处有一棵直径3米多的大槐树，被老百姓供奉为神树，这棵树是当时洪洞的地标性植物。因为移民动身之前，官府要对他们进行登记造册，并发给“川资”“凭照”，为了方便移民寻找登记地点，官差就选定大槐树下作为办公地点，所有移民迁徙之前都必须到大槐树下办理移民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令，亲人们在此依依惜别，然后各奔去处。

　　大槐树移民，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前后持续将近50年。仅在洪武年间，就从洪洞一带迁出几十万人。他们有的直接迁移到京、津、冀、鲁、豫、皖等省，有的间接迁移到川、滇、黔以及东北、内蒙等地，总体上来说，这次移民分布11个省（市）227个县。

　　大明政权的移民条律规定，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从永乐元年至十五年，山西地区先后有七次大规模的迁民，约有30000多户迁入以北京为首的直隶地区。

　　永乐时期较大规模的有户口数记载的迁民共三次。山西向外迁移的人口至少在10万以上，这三次分别为：永乐二年九月，迁山西民一万户于北京；永乐三年九月迁山西民一万户于北京；永乐十四年十一月，迁山西、山东、湖广民二千三百户于保安州。

　　总之，洪武、永乐两朝从晋省移民18次，总量近百万人，主要迁山西南部和东南部平阳、泽州和潞安之民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等地。（《中国社会经济业研究》，2001年第二期，《明清时期山西人口迁徙与晋商的兴起》，梁四宝武芳梅。）

　　司马台吕氏家族迁居司马台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情况有很多明显的不符。

　　在司马台吕氏家族的集体记忆里，司马台吕氏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司马台城堡，到了近代，虽然吕氏家族大部分相继迁出城堡，但是长房子孙却自始至终，一直留居城堡之内，直到2012年，城堡被国家整体征用，才最后离开城堡。

　　虽然吕氏家族住在城堡，但是，又完全可以肯定这座城堡绝对不是吕氏家族落地司马台后自己建造的。再者吕氏家族从来就没有独自拥有过城堡的所有权，历来都是与他姓同处一城。“吕半城，徐半街，上河有个罗大爷”作为这座城堡的分配格局，很有可能都已经不是一两百年之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