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统一中国后，边防虽已远移到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以北一带。但司马台仍是保卫京师和清东陵重地。

　　由此，古北口的军事地位逐渐降低。与此同时，司马台兵家重镇的地位也逐渐降低。清初，古北口设参将、守备。守备专司守卫城堡之责。顺治六年（1649年）古北口改设都司，“裁司马台、吉家庄、大毛山、镇罗关提调各一人。均改设操守。”康熙元年，司马台改为“把总”。把总的级别要比提调低。据《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有：“司马台把总一员，原设提调一员，顺治六年裁设操守，康熙元年改为把总。”另，《光绪顺天府志》也记载有：“司马台把总署原明提调署。潮河川把总署原明提调署。”又《畿辅通志》记载：“又东十里至师坡峪，又东十里至龙王谷，又东六里至砖垛子关，又东三里至沙岭寨，又东三里至丫髻山，又东六里至司马台隘口（以上边口属司马台把总管辖）”。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古北口改设总兵。雍正元年（1723年）改设提督。乾隆四年（1739年）置城守营都司署，驻古北口，归直隶提督统辖。辖本营及存城汛并分防司马台、潮河川二汛。设都司、千总各1人，把总2人，外委1人，额外外委2人，马、步、守兵共213人。其中本城汛设千总、外委各1人，额外外委2人，马、步、守兵48人；分防司马台汛，设把总1人，马、步、守兵40人；潮河川汛，设把总1人，马、步、守兵58人。后期司马台城堡之内的兵丁数量进一步有所减少。据清人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为：“司马台把总一员，马兵九名，守兵三十四名。”

　　关于司马台地名的由来，扑朔迷离。即便是在这里生息繁衍了600多年的吕氏家族，在他们的家族记忆长河当中，也没有相关的准确信息，不过倒是有不少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传说。

　　忠臣恋主王司马守墓

　　司马台村南边龙背山脚下高台处有一个地方，名曰罗家坟。罗家坟这一名称据说比司马台还要早，据说是先有罗家坟，后有司马台。之所以叫作罗家坟，是与唐初名将罗艺有关。

　　据《新唐书》记载，罗艺，字子廷，襄州襄阳人，家京兆之云阳。此人刚愎不仁，勇于攻战，使用祖传的“罗家枪”，善于用槊。因战功卓著，李渊曾赐李姓，封为燕王、左翊卫大将军。后来因为与秦王李世民关系不睦，李世民登基后，罗艺内心恐惧，不得已谋反，结果战败。后罗艺抛妻弃子，带数百骑兵奔往突厥。到达宁州后，骑兵所剩无几，随从把他杀了，并把他的头颅送到长安。李世民把他的头挂在了城门楼上示众。

　　罗艺死后，亲信王司马（罗艺所提拔的官吏）收拾残尸，辗转运到了这个后来称为司马台的地方，王司马见此地山高林密，地僻人稀，而且靠近边关，官兵罕至，就在这里寻了一块土地安葬了罗艺，这里从此就有了罗家坟。王司马为躲避乱世，也因此看破了红尘，也为报答罗艺知遇之恩，安葬了罗艺，也就留在了此地为罗艺守墓。

　　罗艺家人得知此事，深受感动。当时，罗家虽然已经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罗家允许王司马世代为罗艺守墓，并在此地购置土地作为资用，许诺王司马及其后代永享王家“司马”俸禄。

　　此后，王司马世代生存在此地，一直守护着“罗家坟”，耕种罗家购置的土地，栽植了大片的果林，日子过得清闲舒适。

　　天长日久，这块地方便被周围的人们称作了“罗家坟”。到了王家后世子孙的时候，他们逐渐厌烦起“罗家坟”这个称谓，便以祭奠祖先和慰藉世代守墓之辛苦为由，将此地更名为“司马台”。

　　现在居住司马台的部分王氏家族便是罗家守墓人的后代，据说他们手里还有祖上遗存的地契，但现在这地契在谁手里，没有人知道。

　　民憎恶吏陷马古战场

　　传说，宋朝，潘仁美曾挂帅为大宋守关，帅营就设在古北口潮河关。潘仁美帐下有一名校尉叫黄龙，驻守在曹家路口。

　　一次，黄龙去潮河关向潘仁美禀报军情，途经暖泉口，遇见村里一对双胞胎姊妹。黄龙见她们姐儿俩如花似玉，亭亭玉立，顿生歹意，将姐姐抢回曹家路营地，将妹妹带到古北口潮河关，送给潘仁美。

　　两女的父母苦苦哀求，无济于事，还挨了一顿毒打。百姓憎恨黄龙，当黄龙再去潮河关时，百姓于寨外的山口设下陷阱。黄龙至此，连人带马跌入坑中，马折断了腿，黄龙因误了军情，被潘仁美斩于潮河关。

　　因为马死在这里，故而称作“死马台”。久而久之，人们叫白了就称为“司马台”了。

　　据说至今司马台城堡外仍有“陷马坑”的遗迹。

　　因事得名养马即司马

　　也有人说司马台曾经是个养马的地方。

　　这种说法的理由是：有很多朝代都在这里驻军，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有驻军必然需要养马。也有人说，这里养马不是为了作为战马使用，而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

　　所以，有人认为，“司马台”名字中的“司”和“司机”、“司炉”、“司令”这些词语中的“司”字的意思一样，是经营、管理的意思，“司马”就是饲养、经营、管理战马的意思，而“台”则是观察瞭望的建筑物。可以佐证这一传说的是，司马台附近还有一个村子叫作马场，过去也称为马厂。（高望：《博览长城风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这一说法虽然有佐证，也能自圆其说，但是免不了有“望文生义”的嫌疑。

　　因人得名只为颂英雄

　　还有一种说法被认为比较权威。

　　密云王长青先生说：据史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朝廷派大将司马化日驻守此处，击退来犯之敌后，对明代初期修建在此村的长城进行了加固。为纪念司马化日将军，人们将这段长城命名为“司马台长城”，将村庄命名为“司马台村”。

　　王长青的说法似乎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但还是有疑可质。

　　烽火报警地因台成名

　　考证中国带台字的地名，不难发现，它们大多与边防有关。我们的祖先很聪明很智慧，他们很早就学会利用声、光传递信息，比如，擂鼓进军、鸣锣收兵、敲梆报更、烟火报警。在边防上很早就采用烟火报警，烽火戏诸侯就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为满足信息传递的需要，他们在边境上依山傍势，筑高台，建高塔。露天为台，封顶为塔。于是就有了烽火台、瞭望塔。

　　因为指挥作战的需要，指挥官在下达指令时，必须准确传达狼烟升起的地点，所以，所有的台和塔都必须冠有专用的名称。给这些台和塔命名，多半与首任台长有关，也可能与主持修建烽火台的长官有关。或依其姓，或以其名，或依其职位，也有以原有地名为依据（司马台应该不属于这一类），给烽火台命名的，目前所发现的规律，就是这些。

　　司马台地处古燕国边境，是华北平原北部的重要屏障，是松辽平原和内蒙古高原通向华北平原的咽喉要道。这里历来战事频繁，所以，在这里设置烽火台是毫无疑问的。

　　有了烽火台、瞭望塔，必然就有驻军，有驻军就有驻地，这些军队的驻地，往往也依驻军所守卫的烽火台来命名。就司马台而言，当时的驻军首领就住在司马台城堡，所以这个城堡也冠以司马台之名。

　　明代实行军户制，一个人一旦被定为军士，则子孙世代为兵，不得更改，为了防备守兵在艰苦环境下叛逃，明代官方要求守兵必须带妻子驻守在烽火台，无妻室的允其就近择娶。

　　古代戍边守望烽火是十分艰苦的，为解决守兵的食宿，在烽火台下砌有围墙，围墙内有柴草垛、羊圈、猪圈、水井等设施。所以围墙外，筑有民房，供守兵及家属住宿。

　　在适于人居的烽火台附近，老的军卒退役了，他们不愿离开接岗的儿子和已经熟悉的环境、开垦的土地、饲养的牲畜，便在烽火台附近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和他们的子孙及来投奔的亲属组成了村落，在给这个村落起名字时，以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烽火台为村落名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岁月沧桑，许多烽火台消失了，有些以“台”为名的居民点却在繁衍生息中发展、壮大，在明长城附近及驿路上留下了不少带有“台”字的地名。

　　此外，这些台和塔一经建成，在当地必然成为地标式建筑，周围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便常常以此作为参照物来指示方向，说明地理方位，久而久之，原来的地名渐渐被这些台和塔取而代之，最典型的是山东的烟台，就是因烽火台而得名。

　　所以，在“司马台长城”这个名称中，“台”和“长城”所指绝非一物，应该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所指，台是台，台应该是古代的烽火台，长城是长城。而且必然是先有台，后有长城，长城则是因台而得名。

　　按照地名中“台”字的专用意义进行逻辑推理，最初的司马台应该是指在今天“司马台村”广义范围内离司马台城堡最近的一处烽火台。

　　在烽火台的附近一定还有一个守卫烽火台的军队驻地，因为守军驻地与那个烽火台密切相关，所以这个守军驻地也就被包括到了司马台这个名称的外延之中。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司马台这个名称，既指那个烽火台，也指他们的驻军营地，在当时，言说司马台的时候，要分清是指营地还是指烽火台，或者两地都在所指之中，就要结合具体的语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司马台这个名词的外延逐步发生变化，烽火台消失之初，它单指守军的驻地继而逐步辐射到它所能影响的周边区域。到明代修长城的时候，司马台的地名早已被历史确认，所以这个地方的长城被称作司马台长城。在修长城的同时，还为驻守部队修建了一座军营——司马台城堡，这座城堡和这段长城一样，同时冠以司马台的命名。这就是后来吕氏家族曾经聚族而居的司马台城堡。因为司马台城堡既是当地显赫的建筑群，又是军事重地，继而演变为当地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司马台城堡就代表司马台这个区域承担了司马台这个称谓，成为城堡及其周边的统称。所以，历代政权机构都以司马台命名以司马台城堡为中心的行政区域。比如，司马台大队。

　　至于在“司马台”后面加上了“村”字，叫司马台村，那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准确地说，是撤销了人民公社的“大队”这个基层组织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这里只有司马台的称谓，提起司马台的时候，后面并不带“村”字。所以，现在所说的“司马台村”中的“村”字并非村落的意思，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基层的一级行政机构。

　　至于这个烽火台的建造时间、为什么以司马冠名，目前尚无史料佐证，但这个命名肯定要早于明朝嘉靖（1522—1566）时代，甚至建造于先秦时代。而烽火台的原址，很有可能就在后来修长城的时候毁掉，因为这一段长城，以及这段长城上新的烽火台取代了当年的那个烽火台，所以，这一段长城自然就继承了那个烽火台的名称，只不过是由台而城，即司马台长城。

　　司马台长城始建于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万历年间，又经蓟镇总兵戚继光和总督谭伦加固（约1568年）。

　　司马台一带，地势险要，有险可守，所以，秦长城修到燕山山脉以司马台为中心的这一段，就只凿出了一片城基，便不了了之，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到了北齐的时候，这个缺口就成为了外寇频繁入侵的主要通道。为抵御外寇入侵，北齐也曾动议修筑这段长城，但是，城未修，北齐已灭，这段长城便再次搁浅，秦、齐两代留下的半途而废的筑城遗迹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到了元代，蒙古人入侵中原，并在北京建都。对于蒙古人来说，有没有燕山这段长城，自然就无关紧要。相反长城的这段缺口，正好为蒙古部族出入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提供了便利。

　　明朝建立之初，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率兵攻克大都即今北京，元朝统治宣告灭亡。徐达就地驻军，镇守北平，总领北方军事。但蒙古人的势力，对新生的大明政权，仍然构成巨大威胁，蒙古部族骚扰不断，北京城外围频遭侵袭，蒙古人常常直入昌平、通县等地抢夺财物，骚扰百姓，甚至直逼北京城。洪武六年，徐达将蒙古人的残余赶到了答剌海（今内蒙古达来诺尔湖）。为抵御蒙古部族的再次入侵，朱元璋命徐达开工修筑北京长城。徐达修建司马台长城的同时，还修建了司马台城堡作为军事指挥机关的驻地。

　　司马台城堡位于小汤河河谷。吕氏家族兴盛时期曾经拥有半个司马台城堡。有“吕半城，徐半街，上河有个罗大爷”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