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吕伟忠决定与程铁强先生合作编纂司马台吕氏家族历史。经几番修补、删减，2013年5月中旬脱稿成册，书名《司马台吕氏家族》。

　　找寻和收集史料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比如人物数量、事件经纬，耳闻目睹后再做推敲、考证。由于跨越年代久远，追溯往事时说法不一，甚至出处还有颠覆。书面记载缺乏，更是立证所难。在成书上虽无大碍，但引子和内容设计仍旧耗费一番工夫。例如家史触笔总要有个背景，或前提。我与作者商议后最终还是以“迁坟”作为头绪，引申和回顾整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世上的吕氏家谱已有很多，司马台的吕家到底属于哪支，哪系，至今尚未定论。山东、河南甚至云南等省居多。网页上有各地的吕氏家谱和宗族组织，还有吕氏后人专门开办网页联络国内外的吕姓，这些举动无外乎是想摸清脉络，理清证明。

　　人类的出现、繁衍、迁徙、散落、集结等，根源无外乎等待DNA手段解析和明断，更有期盼骨髓学、基因学、遗传学等医学技术的进步终究可以理清血脉，寻根问祖。这个疑问只能留给后人解析。而现存的司马台的吕氏也已经着手往前回忆，把过去和现在可知的、可识的做一记录或许是件良知与功德。在收集和整理吕氏家族史中很难寻觅到文字记载的遗物。从家族传承当下只能看到三处吕氏祖坟群冢。从家族记忆里面仅留司马台城堡中的原始居住面积。从家族后人言传耳闻中还有对上代老人的印象。此外还有司马台乡里同党的回忆和传说。单凭群冢、面积、印象和传闻造作家族历史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

　　作者还安排时间专门到北京大学，找我一起议论过这本书的定位，倾向是史料为基，现存为依，从考而论，成就有据有理的文史类书籍。口述和讲述是可以引证的，有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忆，较为客观。另外就是物证。在物证中最是久远的，最当真实的就是祖坟。这也和当初论证书就起端一脉相承。在北方偏僻的司马台长城脚下唯有吕氏祖坟沿袭至今，且维系20代，500余年。这在山野僻壤的长城墙下唯独留存姓氏的古墓尚属不多，特别是经历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60年期间的土地改革、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时代后，无声沉静的地下和生息活跃的地上之间形成身体、精神和心理上的接近，造就后人开始发现承前启后的哲理。

　　吕氏祖坟是固体存在，也是这本书的开启。选择以“祖坟”作为本书的起始不仅是考证学上的必须，还是争取保留吕氏家族血脉承载的唯一依据。司马台长城改建工程与当地新农村建设并轨，使得当地农民搬迁，迁徙到距离长城较远的地带居住。活人离开故土有可能是件开心且给予希望的事。新居扩大了，还有了补偿。不用种地了，因为土地占用了。逝者也要迁移，离开自己最后一片土地。在解决和处置坟地问题上，原本是没有周济到“祖坟”，政府的通达只是限定上两代的迁移和补偿。古时候的“涉九族，数八辈”早已化为乌有，更何况原有的坟冢早已平耕，只有自己家里人记得标记和位置。庆幸的是吕氏后人中有的还是有头脑的，从搬迁就开始惦记着如何保护。在本书开始就记载了吕氏后人为保留祖坟所做的努力，最终尚且圆满。

　　在我们这个东方国度里，历来就有“信仰祖灵”的文化传承。从诞生到死亡，从死亡到亡灵，从亡灵到祖灵演化的过程中潜藏着周而复始的人类生死哲学概念。历代享受这种朴素哲理的生存者以他们的观念和感情造就了我们现代所熟知的“民俗”。原始民俗中的生死观起源于对血•骨•灵之间的疑惑和畏惧，这种疑惑是建造墓阙得以安抚和平静的根源，这种畏惧是维系墓冢得以超脱和解脱的解释。前赴后继是生死观，重孝之道的内涵。在环绕墓冢周边的一切都赋予了转世和往生。原始民俗学是围绕坟墓修建以及祭祀先祖（死者）的发生乃至进化形成的学问。司马台的吕氏祖坟也是很有考究的。鸟瞰三处是平面三角，平视呈现出高低，依山傍地，坐落山水之间。其中大地的祖坟更能证实掌握土地的丰饶。在荒山僻壤、土地贫瘠的司马台的耕作土地中，唯有大地是平整的，且面积最大，从而证实土地丰饶的存在。吕氏家族尚有三处坟冢。前后顺序为：南高十二代，大地三代，石湾子二代。仅凭上述坟冢完全可以证实长城脚下吕氏家族的生息和繁衍。加之后生依旧沿袭旧日风尚和家族习俗，奠定了过去和当今数十代的延续，并为考证吕氏家族史提供了有形的基础。吕氏家族的祖坟也是北方山区民俗的表象，从迁坟过程还可推测出当初吕氏先辈们的生活起居、家境兴衰和对先人的敬畏以及对后人的依托。据吕伟忠回忆，祖坟移坟是经过考究和推算，决定挖掘顺序。首先在石湾子起土。同日，上两代的吕氏迁移也开始动工。之后，转移挖掘南高。直到2011年秋季才清空大地祖坟占地，将最后一处吕氏祖坟迁至新建墓地。从近代的遗骨身上还可清晰辨认服饰、衣料和随葬银器和饰物。随葬品有银质的九连环、耳环、耳坠、手镯等。特别是在吕和夫人装束上，仍清晰可见锦制寿衣上的纹饰和绣工图案。此外，还有一些陶制瓷器、瓦罐。从先祖坟墓可以断定他们曾是长久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家，从寿衣的材质差异上还可辨别出先祖们曾经有过贫弱或富恒的生存史记。

　　祖坟是家宝，是家传，是家教。在司马台一带只有吕氏家族为祖先、为后人争取到了风水宝地。在村上，唯有吕氏后人更生了本来面貌，犹是传承。在村里村外的吕氏后生开始重新探究敬仰先辈、孝敬长者、关怀后代的心得。吕氏后生的瞻前顾后或许能够造就吕氏家族的后来。

　　作者用心完成了《司马台吕氏家族》这本书。凡涉及史料和口述都由作者反复推敲、修饰和取舍，这的确是一项文字、数字工程。关于祖先的论述除了迁坟、挖掘发现外，作者还收集、整理当年的信息和文档，比对年代后编纂填补了明清两代的吕氏与长城、吕家与城堡、吕姓人家与土地等关系和关联，从史料中补充了吕氏家族的来龙去脉。而民国和解放后等大量资料足以支撑吕氏家族的近百余年的史实。

　　民国时期多以兵荒马乱、执政府更迭平凡、日军侵入和国共内战等描述，以古北口为中心展开视野就会发现波及司马台的实例也很多，涉及吕氏家族的有：土地、商贸、交通和战事，包涵近百余年的土地经济和商品经营。民国期间，吕氏家族的土地占有面积是最大的，人口也随之增多，形成司马台村最大的氏族群体。耕作成为经济的主体，而紧靠古北口又是粮食、农具、牲畜、布匹、山货、皮毛以及生活用品等买卖的交易集散地。三道河子上游的关门逐渐形成马匹驮运的要道，凡往来必经三道河子。地理位置也刺激了吕氏人家自由出入，兼营买卖的经营思路。吕氏家族的兴盛无疑是庄户人家的传统习惯，扩充土地、男耕女织、勤劳节省、尽享收成的繁荣。而买卖营生又充当了富裕或低档庄稼歉收的调剂，这或许是吕氏在民国时期的写照。

　　本书在论述“战事”与吕氏关系时，发生了口述人有不同的耳闻和表达，更多的是传闻，因为当事人早已不在人间，对当事人的表述也是只言片语，这也是正常现象。在司马台出现“当兵的”前后有冯国璋、曹锟和吴佩孚为首领的直系以及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张作霖的部下，有驻扎古北口的关东军，有护守京津的国军，还有游击队和共产党的队伍。除此之外，还有地方警察和武装组织，当地称作“伙会”的人马。在吕氏家族中与军人打过交道的可以举出吕世增和其次子吕尚元。

　　为了理清吕氏在民国期间的人物、事件，不得不查阅相关资料和物证，以证实吕氏家族这段历史。其中，吕世增在日伪统治时期做过村长是有据可查的，在“土改”查阅土地、家产、人口等运动中也涉及了这段内容。村长是轮流做的，负责保护村民，历史上也无痕迹证明其做过坏事。从另外角度解释，村长多出自大户，有经济实力，有人缘，能负重。这也侧映出吕氏家族在村里的地位。吕尚元是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记述颇费周折，凡采访到的吕氏后人和村里外姓人家都对之表达褒贬。特别是挂衔从属军方物资补给和兼做经营，最终导致人亡家衰，入狱负监的前因后果更应使后人铭记。

　　解放后的吕氏家族开始衰退。其维系小康的自家土地被平分了，自有山地树木充公了，加上北京城里的买卖被没收了，之后又发生了“四清”和“文革”，成分始终是吕氏家族的一顶挥之不去、且不能遮风避雨的“顶戴”，阶级烙印的伤痛一直沿袭到下一代。儿时的吕氏后生吕大奎曾指着山上的一片树木说：那些原来都是我们家的。

　　吕氏家族曾经有过辉煌，在穷乡僻壤中开垦土地，世代繁衍至今已是写实。在长城两端的古北口、关门往来交际、坐贾行商，摆脱了土地的约束。在司马台－密云－北京上下交通中，还有吕氏先人的走向。唯独是吕氏祖坟数百年固守在司马台，注视着子孙的一举一动，保佑后辈的层出不穷。值得庆幸的是吕氏后生在开放改革中印证了传承和实力。修整祖坟、立碑建传、整理家谱、复原家训、顺字排辈等已有言行和文书记载。

　　如今，司马台村的吕氏家族各自独立，新居豁亮，生活富裕，人丁旺盛。每逢清明、正月，族人还有走动，不乏热乎和亲情。再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一斗粟犹可舂，一尺布犹可缝”之语，更感叹和感悟到先祖列宗延年不息的生存和传承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