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对峙与征战才统一起来的皇朝，一个“赋役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初步繁荣的社会，竟然如沙上之塔，顷刻间崩溃了，瓦解了，重新陷入了割据混战的状态。于是，人们惊诧，人们扼腕，人们悲叹！但难道真的是所谓“五胡乱华”吗？究竟乱华的罪魁祸首是谁？

　　病入膏肓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是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以来最得意的一年。这一年，他亲自决策的灭吴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天下复归一统，从而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八九十年的割据局面。各路将领从前线凯旋后，朝廷举行盛大的庆功大会，晋武帝临轩会见群臣，接受献俘，褒奖有功之臣。洛阳城喜气洋洋，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当西晋君臣大都还沉浸在灭吴胜利的喜悦里的时候，御史台小官侍御史郭钦呈上一个大煞风景的奏疏说：

　　戎狄强悍粗犷，自古为患，魏初人口减少，西北诸郡，皆为戎狄所居。内及于京兆、魏郡、弘农，也往往有戎、狄居住。今日他们虽然服从，但如果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虞，则胡人的骑兵从平阳、上党出发，不到三日就可抵达孟津，而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全部成为戎狄地盘了。愚以为今日应该凭借平定孙吴之威，及谋臣猛将之略，出兵北地、西河、安定，收复上郡，充实冯翊，把平阳以北诸县的死罪囚犯和三河、三魏兵士四万家迁过去。“裔不乱华”，然后逐渐把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的杂胡迁徙出去，严格限制四夷出入，申明先王荒服之制，这才是万世之长策。

　　这个奏疏不仅与当时的气氛很不协调，而且大概被认为是一个小官僚故作惊人之语，以博取名誉罢了。晋武帝把它搁到一边，朝廷上也没有丝毫反响。由于后来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史家觉得郭钦似乎有先见之明，这个奏疏才得以保存在《晋书•北狄•匈奴传》中。

　　平心而论，郭钦的主张是不可取、也是行不通的，不过此疏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西晋太康初年中原地区民族分布的状况。自西汉中叶以来，我国北方边境游牧的匈奴族、鲜卑族不断南下，而西北边境或农或牧的氐族、羌族也逐渐东迁。在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为中原皇朝戍边，内迁的少数民族则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勃勃生气，既输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补充了兵力的不足。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大乱，人口锐减，北方少数民族更是大量内迁。晋武帝即位后，他对少数民族“抚旧怀新，岁时无怠，凡四夷入贡者，有十三国”，如晋初，塞外发生水灾，塞泥、黑难部等2万余落内附，被安置在河西故宜阳城下，逐渐与晋人杂居。咸宁三年（277年），又有西北的杂种胡人、鲜卑、匈奴、五溪蛮夷及东夷等，前后十余批内附。我国黄河以北广阔的土地上，已经分布着许多语言不同、服饰各异的少数民族。在今天的陕西及陕西以西地区，主要有氐人、羌人、匈奴人和鲜卑人。在今天的山西和河北北部地区，主要有匈奴人、鲜卑人和羯人。他们和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而又有自己聚居的部落，呈现出一种“大错居、小聚居”的局面。这时的西晋皇朝已经离不开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人民也离不开中原了，岂能强迫少数民族迁出中原？

　　晋武帝的民族政策基本上应该肯定［1］，这一政策有利于提高内徙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有利于民族融合。虽然西晋皇朝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控制，汉族大族地主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但如果不是腐朽的西晋统治者相互杀夺，酿成“八王之乱”，也就不会有“五胡乱华”。

　　灭吴之后，晋武帝一下子暴露出其骄奢淫逸的真面目。他下令从孙吴宫女中选5000人进宫，使西晋后宫达到1万人。于是他日日宴乐，夜夜风流，怠于朝政。每天晚上，他都不知该上何处，便乘坐轻便的鹿车，随鹿所之，鹿车停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宴寝。

　　晋武帝不仅荒淫，而且贪婪。太康三年（282年）一月，他率领群臣到南郊祭天。礼毕，他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以比作汉代的哪一位皇帝？”这时天下一统，社会安定，晋武帝很是洋洋得意，心里把自己和汉高帝、光武帝联系起来，以历史上的明君自许，就等着刘毅歌功颂德一番。岂料刘毅却说：“陛下可以比为汉桓帝、汉灵帝。”晋武帝一听，立刻露出愠色说：“我的德行虽然不及古人，可还是克己为政的，又平定江东，统一天下。你把我比成桓、灵，不是太过分了吗？”在场的臣子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刘毅面不改色，又说：“桓帝、灵帝卖官，收入归国库，而陛下卖官的钱归于自己，由此说来，还不如桓、灵二帝呢！”晋武帝心里虽然大为光火，但只得用一阵哈哈大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实际上，西晋初年上层社会就十分腐败奢侈。虽然晋武帝颇摆出一副励精图治、勤俭建国的姿态，诏令大弘俭约，把御府的珠玉珍玩颁赐给王公贵族。但是，王公贵族却大刮奢侈之风。太尉何曾一天吃饭要花1万钱，桌上摆满山珍海味，还引不起他的食欲，举着筷子，凝视良久，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儿子何劭更加奢侈，一天要花两万钱。晋武帝对这种奢侈之风却充耳不闻。

　　灭吴之后，权贵中的奢侈像流行病一样，到处传染蔓延。外戚、中护军羊琇花钱如流水，毫无节制。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大宴宾客。有一回宴客，他在每张桌上都摆上一尊别致的兽形雕塑，客人们赞美之声未落，只见仆人上来点燃兽形雕塑，把酒温在上面。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尊雕塑是匠人以碎炭和泥精心塑成，专门用来温酒的，不禁齐声喝彩。于是，洛下豪富之家竞相仿效。

　　后将军王恺和散骑常侍石崇夸奢斗富，更在上层社会引起轰动。王恺是世族兼外戚，其父王肃是曹魏中领军，姐姐是武帝生母文明皇后。而石崇是西晋司徒石苞之子，担任荆州刺史时，派人劫掠远方使者和过路客商，因此发了横财。他“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把蜡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遮着道路两旁，做成40里的“步障”，石崇就用织锦做50里“步障”；后来，石崇用性温而有香气的椒和泥涂抹墙壁，王恺则用珍贵的赤石脂装修房屋。

　　晋武帝不但不制止他们的荒唐举动，而且兴趣盎然，推波助澜。他看王恺落在下风，便把宫中高2尺、色彩艳丽的珊瑚树赏赐给王恺，王恺洋洋得意地拿出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不言不语，举起铁如意猛地一敲，好端端的一株珊瑚树一下子被打得粉碎。王恺以为石崇妒忌自己拥有这稀世珍宝，故意毁了它，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石崇哈哈一笑说：“不值得生气么！我这就还你。”说着，他让下人把家中的珊瑚树全都搬了出来。仆人们抱的抱、抬的抬，一会儿，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珊瑚树摆满了整个客厅。其中，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而像王恺那样的有的是。王恺一见，悻悻然，怅怅然，更说不出话来。

　　石崇家熬豆粥快得出奇，客人刚刚入座，豆粥转眼间就端上来了。冬天里，他家中还能用韭花酱招待客人。他曾经与王恺一同出游，两人都骑着牛。石崇说他的牛跑得快，王恺不服气，回来时两人就打赌看谁先进入洛阳城。一声令下，石崇的牛快得像飞一样，王恺远远落在后面。王恺对这三件事耿耿于怀，便想办法买通石崇的下人，打听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这个下人说：“豆子难熬，预先把豆子煮烂，等客人一来；放进熬好的白粥里就可以了。韭花酱是把韭菜根捣碎，再掺些麦苗而已。牛本来跑得不慢，是因为驾车的人拽得太紧限制了它的速度，只要放松些它就快了。”王恺照着做，果然可以与石崇一争高低。后来，石崇查出那个泄漏秘密的下人，立刻将他杀掉。

　　嗣位风波

　　太康三年（282年），西晋朝廷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场风波起因于继承人问题。

　　晋武帝总也忘不了当年父王司马昭挑选继承人的一幕。自从司马懿成为把持魏政的权臣以后，司马氏便取得了世袭宰辅的特权。司马懿死，长子司马师继位。司马师无子，过继其弟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为嗣。司马师暴疾而亡，由司马昭继位。司马昭封晋王后，追尊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以弟继兄，常常表白说：“天下是景王的天下，我只是权摄相位。”司马攸从小聪明可爱，很得司马昭的欢心。每当司马攸跑过来，司马昭便喜不自禁地将他揽在怀里，叫着他的小名，指着身下的座位说：“这是桃符坐的地方。”司马昭准备立太子时，有舍长立少之意，使当时官为中抚军的司马炎心急如焚，寝食难安。这时，外戚羊琇悄悄为司马炎出主意，他揣摸司马昭的心思，拟好应对方略，让司马炎背熟。后来司马昭果然提及这些问题，而司马炎讲得头头是道，使司马昭十分满意。司马炎还加紧活动，他找尚书仆射裴秀，展示自己身上的所谓“异相”，然后问道：“人有没有相？”裴秀心领神会。当司马昭召集讨论立太子的会议时，裴秀首先表态说：“中抚军声望既高，形貌又非同一般，不是人臣之相。”司徒何曾立刻附和说：“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而且长发委地，双手过膝，的确不是人臣之相。”中护军贾充也说：“中抚军宽厚仁爱，且是长子，具备人君应有的道德，理当继承大统。”于是，司马炎的太子地位才确定下来。

　　司马炎代魏称帝后，仍然时时感觉到来自司马攸的威胁。他封司马攸为齐王，但仍对司马攸满腹狐疑。而司马攸心里也明白，不得不事事小心谨慎，以免引起武帝猜忌。武帝诏诸王自选封国长吏时，司马攸诚惶诚恐，请求由朝廷任命。然而，“时朝廷草创，而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这种情形，晋武帝当然看在眼里，他担心“景（即影）附”司马攸的势力可能会把司马攸再推出来。解决的办法就是早立太子。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诏立司马衷为太子。晋武帝的嫡子司马衷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白痴。有一次他去游华林园，时值春天，园中蛙声响成一片。痴太子以为青蛙饿了，问左右说：“这青蛙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左右一听，搪塞他说：“在官家地里的就是官家的，在私家地里就是私家的。”想不到他竟认真得很，下令说：“如果是官家的，可赐给谷物。”左右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晋武帝明知司马衷不慧，却不顾大臣们反对，以“立嫡以长不以贤”为借口，强行立司马衷为太子。太子立后，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晋武帝又开始重用外戚，太子的舅父杨骏、杨济、杨珧等都得到升迁。

　　咸宁二年（276年），武帝得了重病，朝野见武帝似有一病不起之虞，而太子愚钝不堪继承大统，便都把继位的希望寄托在齐王司马攸的身上。不久，武帝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他听说有人在他病中大肆活动，不禁又气又恨。当大臣们争先恐后地来为他祝寿时，他一概不见，并下诏说：“每当想到因疫病而死亡的人，心里十分感伤。朕岂能只想自己休息，而忘记百姓的艰难！”中书监荀勖便让侍中冯对武帝说：“陛下的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齐王就被人推上台了。届时太子即使表示让位，恐怕也活不成！依臣愚见，必须把齐王遣还封地，国家才能安定。”武帝没说什么，心里非常赞成，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暂且按兵不动。

　　晋武帝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司马攸的威望越来越高。荀勖、冯和杨珧等人见武帝健康情况欠佳，如果司马攸真的继位，自己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轮番到武帝跟前挑唆。冯堂而皇之地说：“陛下诏令诸王回封国，本应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好给别人作个榜样。最亲的是齐王，而至今却独留京师，这怎么可以呢？”荀勖则露骨地说：“如今朝廷上下，内外百僚都归心于齐王，这样下去太危险了！一旦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太子岂能即位？陛下如若不信，可诏命齐王回封国，举朝一定以为不可，那么臣所说的话就应验了。”武帝觉得是彻底解决司马攸问题的时候了。

　　太康三年（282年）腊月，天寒地冻，而洛阳朝廷的政治气候更加寒冷。武帝发布齐王司马攸回封国的诏命：“自古以来，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岳，其准则是一样的。侍中、司空齐王攸佐命立勋，辛劳王室，今以其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诏命一出，果然如荀勖所料，朝野为之震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征东大将军王浑当即上书，尖锐指出：“今齐王出镇，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兵之实，亏缺兄弟手足之情，亦非先帝、先太后对待齐王的本意。历观古今，唯当任正道以求忠良；若以智计猜忌，虽亲见疑，至于疏者，岂能保身！愚臣以为太子太保之职尚缺，宜留齐王居位，与汝南王亮、杨珧共同主持朝政。”接着，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及甄德都纷纷上疏极言切谏。谏诤的人越多，武帝越是反感，越觉得司马攸不可留。王济让他的妻子常山公主和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起入宫，向武帝求情。两个女人在武帝面前哭哭啼啼，武帝大怒，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派齐王出镇，是朕的家事，而甄德、王济的妇人来哭叫闹事，这是哭活人呢！”于是把王济贬为国子祭酒，把甄德贬为大鸿胪。当时，羊琇和禁卫军长官成粲图谋亲手杀死杨珧，杨珧吓得不敢出门，指使同党奏劾羊琇，左迁他为太仆。羊琇忧愤成疾，终于病死了。

　　次年一月，武帝命太常寺议定赏赐齐王的物品，太常寺博士们联名上表挽留齐王。表章报给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曹志怆然长叹，说：“哪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在内辅政，而远出海隅！晋室的兴旺，是不是到头了呀？”乃写下奏章，表示赞同博士们的意见。武帝见表气得咬牙切齿，说：“曹志尚且不能明白朕的心，何况天下之人！”言外之意是，你曹志是曹植之子，当时曹丕那样迫害自己的兄弟，而我对兄弟这般好，你竟不能理解。便在表章上批道：“博士不答所问而答所不问，竟敢横造异论。”结果，郑默、曹志被罢官，博士们差点被处死。

　　齐王心情郁闷愤懑，终于病倒了，上书乞求为先太后守陵。武帝不许，派御医上门，名为治病，实为察看虚实。诸御医都知道武帝怀疑齐王装病，回去便说齐王没有病。不久，齐王病情越来越重，而武帝还连连催促他上路。齐王强撑病体，入宫辞行，武帝见他举止如常，更觉得他是装病。过了几天，齐王吐血而亡。

　　“叔世”现象

　　晋武帝执政不过才十多年，西晋的统治似乎已经到了末世了。如后来淮南相刘颂给晋武帝的上疏所说：“陛下是泰始初年才登基的，但是朝中官吏却都是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过，纨绔子弟的本性难移。所以，当今虽是新朝，遭逢的却是‘叔世’。”这里的“叔世”，就是末世的意思。接着，刘颂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传之后世，不能不使人深感忧虑啊！”

　　西晋出现“叔世”景象的原因，表面上是西晋统治集团乃纨绔子弟构成，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推行士族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西晋官僚中的少数有识之士，曾经严厉批评时政，强烈要求改革。其中，九品官人法遭到猛烈的抨击。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是延康元年（220年）曹丕继曹操执政时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考察士人、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规定，设置郡中正，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兼任，负责评定其原籍所在郡士人（包括已出仕者）的等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把评定结果汇总到大司徒，大司徒审核后转交给吏部作为官吏选拔和黜陟的依据。曹魏立中正，“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但是，中正官往往被大族所垄断，他们把门第作为品评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于是九品中正制变成培植魏晋士族的温床。西晋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的品第是官吏升降、士人入仕的前提。由于门第高则品高所授的官就高、门第低则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因此高级官吏都被大族高门所垄断。魏晋士族正是这些在九品中正制中蝉联高位的高门大族，而出身寒微的士人，虽才智过人也难有出头之日，士、庶的界限越来越分明。九品中正制既是士族形成的条件，又成为士族的政治特权。

　　太康五年（284年），任尚书左仆射的刘毅首先上疏批判九品中正制，他说：“第一，中正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朝廷之权势，致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第二，置中正，本为听取乡里清议的正确意见，以统一认识，而如今重其任轻其人，乡里意见纷纭，大臣相互结怨。第三，设立九品，是为分别才德，差等资格，而今才德优劣易位，资格高低颠倒。第四，中正品第一郡士人，而对中正无赏罚规定，又不允许士人申诉，是杜塞一郡之口，培植一人的权势。第五，一郡之士，多者千数人，且流徙异地。而中正或认识或不认识，只道听途说而已。第六，凡求人才，是为了治民，今当官有政绩者或附卑品、无政绩者反倒升官，是助长浮华而废弃考绩。第七，九品不能反映实际才能，只是一些空话和虚假的赞誉。第八，列为下品不知有何过失，而列为上品亦不知有何优点。由此而言，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是古今最大的失误。”因此，他坚决主张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而更立一代之美制。这是一篇气贯长虹的宏文，“言议切直，无所曲挠”，显示了刘毅的战斗风格。接着，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和司空卫瓘也把九品中正制斥为“末法”，认为应在荡除之列。一些中下级官吏如始安王文学李重和淮南相刘颂亦先后上表支持。晋武帝虽然对他们的意见表示欣赏，但实际上无所作为。不过，从历史上看，废除九品中正制不是晋武帝所能办到的，这是时势使然。

　　九品官人法外，又有所谓品官占田荫客制。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实行占田制，规定官吏按官品高低占田：一品占田50顷，二品45顷，三品40顷，四品35顷，五品30顷，六品25顷，七品20顷，八品15顷，九品10顷。即使是九品官，其占田也是老百姓一夫一妇的10倍。同时，晋武帝还实施贵族官僚荫客制：一、二品荫佃客15户，三品10户，四品7户，五品5户，六品3户，七、八品2户，九品1户；六品以上尚可荫衣食客3人，七、八品2人，九品1人；又可荫庇亲属，多者及9族，少者3世。宗室、国宾、先贤和士人子孙也享受同样的特权。所谓荫，就是荫庇。受荫庇的人口可以免除国家的徭役，但要对荫庇者及贵族官僚承担义务，实际上他们就是荫庇者的依附民。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西晋规定按官品荫族、荫客和占田，“基本精神是保证当代各级官僚贵族的特权，荫族部分对于‘士人子孙’的条文只是补充，然而却从此确定了士人的荫族特权”［2］。

　　优容宽纵高门士族，是晋武帝的一贯政策。尚书胡威曾经认为时政太宽，执法不严，面谏晋武帝，晋武帝说：“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我不曾宽容呀！”胡威说：“臣所说的，并不是指丞、郎、令史，恰恰是指像臣等这样级别的官吏。对高级官吏执法不严，就没有严明的法律。”武帝并不以为然。当石、王夸奢斗富之时，车骑司马傅咸上书说：“奢侈浪费，比天灾还严重。古代耕地少而人口多，之所以能有积蓄，是由于节约；如今耕地多而人口少，却有不足之患，是因为奢侈。提倡节俭，就应当制止奢侈；奢侈不制止，还得到鼓励，祸患无穷呵！”武帝还是无动于衷，他还“以崇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进而拔擢石崇为侍中。

　　祸起萧墙

　　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因耽于声色，病情日益加重，终于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呆呆傻傻的太子继位后，觊觎皇权的人们一个个都蠢蠢欲动。

　　皇太后、皇后及其亲属——外戚们，是最接近皇帝因而也是最有条件控制和操纵皇权的人。起初，皇太后的父亲杨骏以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的身份辅政，排抑宗室诸王，集大权于一身。武帝病重时，唯有杨骏以侍中的身份守在病榻前。杨骏乘武帝不省人事，私自调动心腹担任要近之职。有一天，武帝清醒了些，发现身边尽是新面孔，问杨骏是怎么回事，生气地说：“朕还有一口气，你岂能这样自作主张！”随即令中书省草拟遗诏：以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诏书发布前，杨骏利用职权从中书省借出诏书，扣住不发。中书监华廙发觉事情不妙，便亲自去讨，杨骏就是不给。这时候，武帝已神志不清，杨皇后却上前奏请由杨骏辅政，只见武帝微微地点了点头。于是，杨皇后召来华廙和中书令何劭，传达武帝旨意，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书写成后，杨后当着华廙与何劭面呈武帝，武帝眼睛呆呆地直视，什么也没有说。

　　杨骏辅政后，宗室诸王都很不满，但还有一个人最是不能容忍，她就是刚刚即位的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贾南风是佞臣贾充的小女儿，一个权欲极盛的女人。泰始七年（271年）时，武帝将要命将出征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侍中任恺厌恶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和中书监荀勖等人朋比为奸，对武帝说：“应该挑选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出镇雍、凉。”武帝问：“那派谁去合适呢？”任恺说：“大臣贾充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武帝任命贾充为秦、凉二州都督领兵出征。贾充本无将略，实在不愿出征，但又没有不奉诏的理由。到十一月，眼看不能再拖下去了，贾充只得准备上路。出发之前，公卿们在夕阳亭为贾充饯行。贾充私下问荀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荀勖说：“公身为宰相，而被一个任恺所制，不是太无能了吗？但是诏命又不能违背，目前只有与太子联姻一途，可以既不抗命又能留下不走。”贾充点头微笑。这时，武帝正在筹备纳太子妃，初选的对象是大臣卫瓘之女。贾充的妻子郭槐贿赂杨皇后的左右，通过杨后求武帝聘她的女儿作太子妃。武帝说：“贾公女要不得！卫公之女有五个优点，而贾公之女却有五个缺点。卫氏的子女贤良、多子、美丽、高个、体白；贾氏却是嫉妒、少子、丑陋、矮个、体黑。”然而，杨后却坚持非纳贾氏女不可，贾充一党荀勖和冯等人也都说贾充的女儿是一个绝色的美人，又有才德。武帝见他们众口一辞，也就同意了，把贾充留了下来。次年，纳贾充女贾南风为太子妃。

　　贾后心狠手辣，决定对杨家下手了。她利用宗室的不满情绪，暗中勾结楚王司马玮，诬陷杨骏谋反，诛杀杨骏及其亲党数千人，废皇太后杨氏为庶人，又将她关进金墉城，活活饿死。政变后，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同辅政。司马亮大肆收买人心，以论功行赏为名封督将1811人为侯。他以为大权在握，颇专权势，府门外如同闹市，冠盖车马，常常堵塞街道。楚王司马玮在政变后被任命为卫将军和宿卫军长官北军中候，司马亮嫌他刚愎好杀，罢免其北军中候之职，又下令让他和诸王都回封国去。司马玮又气又急，找贾后诉苦。贾后虽然并不喜欢这个人，但觉得他头脑简单，还有利用价值，便留他暂领太子少傅的闲差。其实，贾后对司马亮和卫瓘的专权早已不满，只是在等待时机。这时，她让惠帝作手诏给司马玮，让他宣诏罢免司马亮和卫瓘的职务。司马玮乘机报复，竟以“谋逆”的罪名杀司马亮、卫瓘。然后，贾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司马玮，最终攫取了朝政大权。司马玮被押赴刑场时，才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贾后手中的玩偶而已，他痛哭流涕地掏出怀里的青纸诏书，大呼冤枉道：“我这个皇子竟然被人如此冤屈！”从此，西晋一天天地烂下去，“八王之乱”由此开场。

　　贾后当权时，“朝政宽弛，权豪放恣”。官居公辅的门阀士族们有的贪婪，有的奢侈，有的终日清谈，有的颓废放诞。外戚贾谧、郭彰势力很大，贾谧附庸风雅，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士，有石崇、陆机、陆云、潘岳、左思、刘舆、刘琨等，号称“二十四友”。司徒王戎大量兼并土地，园田遍于天下。他经常攥一把牙筹，日夜不停地算计，总觉得土地、钱财还不够多。他家有好李，恐怕别人得了种子，出卖之前先把李核钻破。更有一批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的官僚，如王澄、阮咸、阮修、胡毋辅之、谢鲲、王尼、毕卓等，整日在一起鬼混，喝醉了酒，就赤身裸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他们却自命为清高、放达。有一回，胡毋辅之喝得醉曛曛，被其子谦之发现了。谦之厉声直呼他的字说：“彦国！年岁大了，不能这样！”胡毋辅之也不以为忤，叫儿子过来一起喝。毕卓任吏部郎的时候，比邻的郎官酿熟了酒，一天夜里，他醉酒中竟爬到人家的酒瓮旁偷偷地喝起来，被管事的人抓住，天亮才看出是堂堂的毕吏部郎。

　　王戎从弟、尚书令王衍是一个著名的清谈家，举朝景仰的大名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口不论世事，惟雅咏玄虚而已，常常手捉麈尾，侃侃而谈。他以正始玄学的继承人自居，推崇“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酒足饭饱之余，就邀集一些同好如河南尹乐广等，手摇麈尾，大谈老庄，把政事置之度外。许多人被他的才貌风神所迷惑，竞相仿效。其实这些人不过拾河晏、王弼牙慧，鹦鹉学舌罢了，他们在理论上并无建树。

　　在王衍等人贵无论甚嚣尘上的气氛中，尚书左仆射、侍中裴撰写了《崇有论》一文加以驳斥。文中说：“空无之论难以检验，而诡辩的文字使人愉悦，似是而非的言论使人迷惑，众人听得迷迷糊糊，遂沉溺于其中。虽然颇有人怀疑，但说不出多少道理，感情上又有些喜欢，因而把空无之论看作是不可超越的。空无之论，有唱有和，一味宣扬，不加批判，导致轻视实际事务、轻视建功立业，以浮华游荡为清高，以做实际事务为卑贱，人情所向，唯有名利。于是会写文章的人，都夸大其辞；不会讲话的人，就表示赞同，去影响大众。做文章只要说虚无，就认为是玄妙；当官不处理事务，就认为是高雅；讲吃穿不讲廉洁的，就认为是旷达。所以，严格要求、积极上进的风气衰微了。很多人都去模仿，有的违背吉凶之礼，有的忽视进止之仪，有的亵渎长幼之序，有的混乱贵贱之级。更严重的是，有的人竟然赤身裸体，忘情言笑，完全不像是个士人了。”《崇有论》一出，王衍之徒群起而攻之，但未能使裴屈服。

　　当时，裴任侍中、尚书，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共同辅政。裴出身世家大族，父亲裴秀是晋初的司空。他从小很有才气，学识过人，被称为一时之杰，后来袭爵钜鹿郡公。他的姨母是贾充之妇、贾后之母，晋惠帝即位后，他又成为显赫的外戚，声望更隆。裴为人正直，历任要职虽然与身为外戚不无关系，但并不以外戚傲人。他非常担心贾后乱政，冒着杀头之祸，与张华、贾模密谋废掉贾后。张华、贾模两人踌躇再三说：“皇上自己没有废皇后的意思，我等自作主张，皇上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况且宗室诸王都虎视眈眈，朝中朋党也各有主意。稍有差错，不但招来杀身之祸，还会使国家陷入危机。”裴说：“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只是贾后昏虐，无所忌惮，眼看就要出乱子，如何是好呢？”张华说：“卿二人是贾后信得过的人，你们经常做些劝导，但愿她做事不要太出格。这样，天下就能安定了。”裴只得罢了。

　　废黜太子

　　元康九年（299年），太子冼马江统给晋惠帝上疏说：

　　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乃是历代帝王所居，没有听说戎狄也可以居住在此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往昔因为他们衰敝，才让他们迁到京畿之地。但有一些蛮横的官吏和百姓，却因他们软弱而加以欺侮，使他们怨恨之气，入于骨髓。他们繁衍生息，人口兴盛，则助长他们的野心。他们以贪婪强悍的本性，带着愤怒之情，一旦有机可乘，便会发动叛乱。而且，他们居住在内地，没有关塞屏障之隔，去袭击毫无准备的人，抢掠野外的粮食，所以祸患不断蔓延，危害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趋势，已经应验的事实了。当今的办法，就是应该乘我兵威正盛，众事未罢，迁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等郡界内的诸种羌人，让他们回到原来先零、罕幵、析支居住的地方，迁徙扶风、始平、京兆等郡的氐人，让他们回到陇西，居住于阴平、武都等郡内。发给他们迁徙道路上所需的粮食，使他们足以返回旧土，与各自部落的人住在一起。然后由属国、抚夷都尉去安抚他们。这样，戎、晋不杂，各得其所。纵然他们有骚扰华夏之心，出现风尘之警，那么，也远离中原、山河阻隔，即使贼寇侵暴，危害也就不大了。……如今关中的人口，有一百余万，而统计起来，其中戎狄占有一半。不论迁与不迁，都必须有口粮。倘若他们发生饥馑，粮食不继，朝廷当然要倾尽关中的米谷以拯救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不会转死沟壑而不侵掠百姓。今日我们把他们迁徙出去，发给他们粮食，使他们归附其种族，自相赡养，而三秦地区的百姓还能够得到一半粮食。这样使走的人获得救济粮，也使留下的人有了剩余的粮食；使关中的形势松弛了，也消除了盗贼的根源；既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灾祸，也得到了长远的利益。

　　并州的胡人，其实本是匈奴桀恶的贼寇。……现在的五部匈奴，户数达到数万，人口的兴盛，超过了氐、羌。他们天性骁勇，善于弓马，也比氐、羌强得多。如若发生不测，有风尘之虞，那么，并州地区实在让人寒心。

　　这篇奏疏在《晋书•江统传》中，后来被称为《徙戎论》，文字较长，这里只摘录了其中的一部分。

　　江统奏疏与郭钦奏疏的观点基本一致，都主张把少数民族迁出中原。自郭钦上疏以后，又有许多少数民族内迁：太康五年（284年），有匈奴酋长太阿厚率领他的部落2.9万余人内附；太康七年（286年），有匈奴酋长都大博和萎莎等10万余人内附；次年，又有酋长大豆得一育鞠等所率1.5万余口内附。至于东夷归化则更多，前后数十批。总之，内迁中原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引起了统治阶级中一些人的恐慌。江统的上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与郭钦上疏时的形势相比，少数民族的问题日趋突出，但江统的关于处理内迁少数民族的方案不过重复郭钦的论调而已，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因而也没有价值。因为当时关中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已占有一半人口，并州的匈奴、羯等少数民族的人口甚至超过关中，也就是说，当地汉族的人口少于少数民族的人口。试想，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朝廷采用江统的建议，强行把已经在内地扎下根来的各少数民族迁徙到边境上去，唯一的可能是立即激起各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加速西晋的灭亡。

　　这时，司空张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使西晋社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局面，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然而，既有一个如此权欲熏心的皇后，又有一帮出拥旄节、手握强兵的宗室诸王，还有一批贪图享乐、不务正业的士族官僚，西晋的安定是不会长久的。

　　惠帝太子司马遹不是贾后所生，一天天大了，这是贾后的一块心病。贾后一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受到威胁，二担心有一天太子登基会像她当年对待杨太后一样，将贾家人斩尽杀绝，遂定下谋害太子之计。永康元年（300年）初，一天，贾后诈称惠帝有病，骗太子进宫探视。太子入宫，贾后避而不见，让他在偏房里等着。过了许久，才有一名宫女翩翩而来。宫女以父皇之命赐酒三升，太子酒量不大，连连推却，宫女沉下脸来，斥道：“太子不从父皇之命，也太不应该了吧！君父赐酒，你竟然不喝，难道这酒里有毒不成？”太子无奈，只得硬着头皮端起来喝，喝得酩酊大醉，神志不清。此时，贾后又派人送来纸笔和一篇文字，矫诏令太子照抄。太子也不知文中写些什么，昏昏然地描画一遍，很多字缺胳膊少腿，也浑然不觉。贾后拿到这篇文字，如获至宝，她把残缺部分悄悄补上，然后送给惠帝。

　　翌日，惠帝驾御式乾殿召见公卿，黄门令出示太子所书文字，只见上面写着：“陛下必须自尽，否则我当入内解决；皇后也必须自尽，否则我也当亲自解决。”接着，惠帝又出示诏书曰：“如此写，今赐死。”当然，这场戏完全是由贾后导演的。公卿见事态如此严重，无不大惊失色，噤若寒蝉。过了片刻，才见张华出列奏道：“这件事太意外了，真是国家的大祸。不过，自古以来常常因为废黜正嫡而引起丧乱。况且我晋朝立国日浅，此事陛下还须三思！”裴接着建议，应该先审查传递手书的人，再仔细对比太子的笔迹，以免有诈。贾后就在后面听着，让人把太子平日所上的启事拿到殿上。大臣们看来看去，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这样僵持着。贾后见朝廷上议决不下，便指使人威胁公卿说：“此事必须尽快解决，而公卿之议竟各不相同。如果有不从诏命者，应该以军法论处！”张华等人仍然固执己见，直到太阳偏西，也没有议出结果。贾后虽然生气，又不能把公卿都杀了，只得暂时作了让步，改废太子为庶人。

　　赵王篡位

　　除去太子后，贾后的对立面，就是盘踞在中央和方镇的宗室诸王了。

　　晋初大封宗室，同时封王的有27人。其中，大国2万户，次国万户，小国5000户，分别可建立1500—5000人的王国军队。后来诸王又增封，最小的王国也有万户，受封者多达57人。其实，在晋武帝诏令诸王就国前，宗室诸王大都没有到封地去，仍在京城居住而享受封国的衣租食税。即使回到封国后，千把人数千人的军队也兴不起大浪。诸王真正的势力在于他们出将入相，“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即被委派到各军事重镇去担任都督；或“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即进入中央担任宰辅。这些出将入相的诸王实力之强、权力之大，绝非一个万户国王所可比拟的。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实行“移封就镇”，派担任都督的亲王去都督封国所在地区。当时的亲王都督有：

　　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汝南王司马亮；

　　平北将军、督邺城守事、赵王司马伦；

　　监并州诸军事、太原王司马辅；

　　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东莞王司马伷；

　　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扶风王司马骏。

　　西晋灭吴之后，晋武帝以为天下太平，决心偃武修文。太康三年（282年），他宣布取消州郡武装，实行刺史治民、都督治军、军民分治的政策。因此，在削弱以致剥夺州郡武装力量的同时，却扩大了诸王都督的兵力。

　　当贾后玩弄皇权于股掌之时，宗室诸王无不虎视眈眈。太子被废，群下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宿卫军官中有人谋划废贾后、复太子，他们策动当时担任右卫将军的赵王司马伦参与其事，对司马伦的亲信孙秀说：“中宫凶恶无道，诬害太子。如今陛下没有嫡嗣，国家危机四伏。不久，朝中大臣或许有非常之举，而大家都知道赵王奉事中宫，与贾党亲善，太子被废，他是参与谋划的。所以一旦事起，赵王岂能免祸，还不如抢先举事！”孙秀立刻表示赞同，心怦怦地一阵狂跳，这是司马伦也是他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孙秀回去转告司马伦，并献策说：“太子是一个聪明而又有主意的人，如果他回到东宫，必然很难对付。明公过去党附贾后，人人皆知，即便扶太子复位，他只会说明公是迫于百姓的压力，自求免罪而已。他再宽宏大量，也不会对明公感恩戴德，要是让他找到毛病，还可能被杀。所以，我们得故意拖一拖，等贾后杀害了太子，然后再废贾后，为太子报仇。这样，不仅可以免祸，还能够得志。”司马伦依计而行，一面故意放出有人要废贾后、立太子的风声，一面劝贾党早除太子，以绝众望。

　　贾后果然中计，矫诏派黄门宦者至许昌杀害废太子。俟废太子一死，司马伦则以“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为名举兵入废贾后。当时，齐王司马冏带领宿卫兵百余人直闯后宫，贾后惊问：“卿来干什么？”答：“奉诏命收捕皇后。”贾后强作镇静斥道：“诏书理应从我这儿发出，你哪能有什么诏书！”但一看来势不对，她回头就跑，跌跌撞撞地爬上楼阁，大声呼喊惠帝说：“陛下有妇人，却让别人废了，那你这个皇帝也就完了。”可是白痴皇帝又怎么救得了她！

　　人的野心随着权力的增大而膨胀。司马伦原以谄媚贾后为事，一心一意巴结后党。太子被废前，他任太子太傅，对太子的被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司马伦支持和参与废贾后、复太子的密谋，最初只是为了洗刷自己，后来，他借贾后杀太子已有不轨之心。而在这场宫廷政变之中，他不仅杀了贾后和贾氏亲党，而且杀了张华、裴等政敌，完全控制了惠帝，自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专制朝政。他的亲信孙秀也平步青云，一跃而为中书令，其余文武官吏封侯者数千人。但是，政治暴发户的欲壑难填，野心无所底止。在孙秀的策划下，永宁元年（301年）一月，司马伦篡夺政权，坐到象征最高权力的帝位上。但司马伦此举，激起其他宗室诸王的强烈反对，酿成长达6年多的全国性军阀混战。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什么骨肉亲情，什么长幼之序之类的遮羞布都被撕得粉碎，暴露出一伙野心家的狰狞面目。

　　诸王混战

　　第一次内战就在这年三月发生。镇东大将军司马冏首先在许昌发难，移檄各方镇州郡，一体讨伐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立刻从邺城（今河北临漳）起兵响应，组成20多万的大军，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常山王司马乂、新野王司马歆也相继起兵。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本来依附司马伦，把司马冏派来的使者押送洛阳，又派兵援助司马伦。后听说司马冏、司马颖兵力强盛，他又转而反司马伦，三王联军与司马伦军激战60余日，战死者近10万人，司马伦军终于败北，这时洛阳城内宿卫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斩杀司马伦、孙秀及其党羽，拥惠帝复位，迎三王入京。

　　齐、成都、河间三王以诛讨之功，瓜分了大司马、大将军和太尉的官职。大司马、大将军和太尉同为一品武官，难分高下，这说明三王彼此抗衡、三足鼎立的关系。但是，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平衡中潜伏着互相吞噬的企图。在一次谒陵时，司马歆向司马冏献策说：“成都王同皇上是兄弟至亲，如今你们共建功勋，理应留他一起辅政，否则必须剥夺他的兵权。”而在另一次谒陵时，司马乂则向司马颖献策说：“天下是先帝留下来的大业，大王有责任维护和匡正。”他们的弦外之音，已经充满杀气了。以当时的情势而论，司马颖尚不敌司马冏，因而他采纳左长史卢志的建议，归功于司马冏，自诉母病，要求还邺。在拜辞惠帝之后，便跃马扬鞭出东门而去。

　　这时，惠帝的子孙俱已不存，司马颖身为帝弟，本有继位的可能。而司马冏欲久专大政，故意选择年方8岁的司马覃为太子。司马覃，惠帝弟司马遐之子。这件事给司马颖、司马冏的关系蒙上了浓郁的阴影。司马冏得志之后，耽于宴乐，极其骄奢。他大兴土木，为修筑私第拆毁了数以百计的私家房屋，府第的规格可与皇宫媲美，由此大失人心，授政敌以柄。主簿王豹提醒他说：“从元康（291—299）以来，在位的宰相没有善始善终的，这是事势使然，并非他们都是坏人。现在河间王树立根本于关右，成都王盘桓枝叶于魏地，新野王有广大的封土分布在江汉。三王血气方刚，年轻力强，又都手握兵马，处要害之地。而明公建无上功业，挟震主权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如此进则难以长久，退则道路维艰，想要相安无事，我以为都很困难啊！”于是，他建议以黄河为界，与司马颖分南北而治，夹辅天子。司马颖的党羽司马乂向司马冏挑唆说：“这小子离间我们骨肉至亲，该杀！”司马冏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杀王豹。王豹临死，悲愤地说：“把我的头颅悬挂在大司马府的门上，让我看着兵众来进攻齐王啊！”

　　王豹诚然有眼力、有胆识，但假若其谋得用，其道得行，也未免太晚了。几乎在王豹被杀的同时，第二次争夺最高权力的内战又开始了。司马颙举兵趋洛阳，传檄道：“我勒兵10万，将要与成都王、新野王、范阳王共会洛阳。”司马颖接到檄文即发兵响应，司马乂也在洛阳城内动手，城内连战3天，大火冲天，飞矢如雨，死伤无数。司马冏终于大败被杀，同党受株连而死者2000余人。

　　司马冏死后，司马乂辅政，虽然事无巨细都派使者到邺城请示司马颖，但司马颖的野心仍然得不到满足。司马颙居于西藩，更加愤愤不已。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八月，第三次内战又起。司马颙借口司马乂专擅朝政，杀害忠良，与司马颖联兵讨伐。司马颙部将张方领精兵7万，司马颖部将陆机率大军20余万进攻洛阳。司马颙军一度获胜，张方攻入洛阳，纵兵大掠，死者数以万计，无辜百姓受尽蹂躏。司马颖军队内部矛盾重重，陆机指挥不灵，大败于七里涧，死者填塞涧中，涧水为之断流。后来，由于洛阳内部发生政变，东海王司马越勾结宿卫军将领，拘禁司马乂，派人密告张方，张方劫而杀之。

　　第三次内战后，司马颖由丞相而皇太弟，成为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司马颖仍居住在邺城，御用车辆服物都从洛阳运去。司马颖亲信卢志担任中书监，也不离邺。中书监是当时专管诏命的中书省长官，可见洛阳朝廷是虚设，遮人耳目而已。不过为防止有人利用洛阳的傀儡皇帝生事，司马颖还是撤换了全部宿卫军。

　　权力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战争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司马颖执政才3个月，守尚书令司马越就迫不及待地发兵讨伐司马颖，这是第四次内战。司马越四方召兵，聚众10万，带着惠帝出征。但讨伐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一败涂地，司马越扔下惠帝，一溜烟地跑回东海国封地去了，傀儡皇帝落到司马颖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司马越弟、东赢公司马腾与幽州刺史王浚南下攻破邺城，所部鲜卑、乌桓兵入邺后大肆残杀士民，掠夺财物、妇女，使邺城遭受一次空前的浩劫。司马颖带着惠帝仓皇出逃，十分狼狈。惠帝无食，竟向黄门宦官借钱买食物，鞋子也跑丢了。

　　司马颖带着惠帝逃到洛阳，洛阳已被张方占领了。司马颖名为皇太弟，实际上寄人篱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张方在洗劫洛阳后，胁迫惠帝迁都长安。他们满载宝物、宫人西还，魏晋以来近一个世纪时间积累下来的财富扫地以尽了。张方原想放一把火，将宫殿、太庙都烧光，卢志劝说：“董卓无道，焚烧洛阳城，至今百年了还遭人唾骂，为什么要走他的老路呢！”张方这才罢了。

　　永兴元年（305年）底，司马颙废司马颖皇太弟，更立司马炽为皇太弟。当时，司马越虽败归封地，但他在宗室中颇有虚名，而且其弟并据重镇：司马腾据并州、司马略据青州、司马模据邺，足以与司马颙对抗。司马颙表示要和司马越和解，乃征司马越入为太傅，同辅帝室。又表司马略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镇洛阳；司马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镇邺城。但司马越不肯讲和，挑起第五次内战。这年八月，司马越以“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为号召，与东平王司马楙、范阳王司马虓及王浚结盟，被推为盟主。他自称秉承皇帝的意旨，任意选置州郡官吏，以司马虓领豫州刺史，迁原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刘乔举兵抗拒，与司马越属下在河南混战一场。司马颙遣司马颖、石超等援刘乔，并州刺史刘琨借王浚乌桓突骑援司马越。其后，王浚又派部将祁弘率领鲜卑、乌桓突骑为司马越前驱。司马越军声势大振，连败刘乔与司马颙援军。张方屯军灞上，盘桓多时不敢东进。当刘乔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颙大惧，遂杀张方，送张方的首级向司马越请和，但再次遭到拒绝。永兴三年（306年）四月，祁弘大破司马颙军，长驱入关，司马颙单骑逃进荒山。祁弘众兵大掠长安，杀死2万余人，然后用一乘牛车把惠帝带回洛阳。这次战争以司马越的全胜而结束，司马颙、司马颖先后被越处死。

　　至此，西晋八王之乱总算降下了帷幕。

　　如果从永平元年（291年）贾后杀杨骏算起，则八王之乱前后长达16年。其中，永康二年（301年）至光熙元年（306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就有5次。八王之乱的危害极大，我国北方地区广被战火，历史名城洛阳、长安夷为丘墟，广大农村生产凋敝，生灵涂炭，死者不可胜数。八王之乱还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映，直接导致十六国的出现及270余年的南北分裂。所谓“五胡乱华”，其实真正乱华的首先不是“胡”，而是西晋的统治者！

　　流民起义

　　太熙元年（ 290年）晋武帝死后，秦、雍一带连年发生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西晋统治者正忙于争夺中央权力，对于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竟然置若罔闻，没有丝毫的赈济措施。至元康六年（296年），关中的北地、冯翊终于发生郝度元联结马兰羌、卢水胡的起义，接着，秦、雍的氐、羌也纷纷起义，拥戴氐人齐万年称帝。灾荒饥馑和社会动乱，使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他们不得不抛弃家园，四出逃荒。

　　中国农民历来是安土重迁的。但是，当那块“土”已经不足以使他们“安”居时，为了生存，他们只得背井离乡去寻找活路。不仅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变成流民，而且殷实的大姓豪家也举家举族迁徙。元康八年（298年），天水（治今甘肃天水）、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北）六郡数以万计的农民走上艰难的逃荒道路。他们翻过高耸入云的秦岭，流亡到汉中，又从汉中入川。在流民中，有六郡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略阳李氏的李特兄弟成为六郡流民的首领。

　　李氏是原来聚居于汉中的人，汉魏之际被曹操迁徙到略阳，北方人称他们为巴氐。李特祖上被曹操任命为将军，李特“少仕州郡，见异当时，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沈毅有大度”。一路上，李特兄弟扶老携幼，救护贫困有病的流民，受到广大流民的爱戴。在入川的剑阁道（今属四川）上，李特和大家坐在地上歇息，眺望周围险峻的山势，他喟叹说：“刘禅据有如此险要之地，却做了人家的俘虏，岂不是十足的庸才么！”

　　流民入川的时候，益州地区正在酝酿着一场动乱。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废黜贾后的宫廷政变，控制了朝政。这时，朝廷征召益州刺史赵廞进京任大长秋，由成都内史耿滕接任益州刺史之职。赵是贾后的姻亲，接到诏书后心中惶惶不安，他见政局动荡，便企图像刘备一样割据巴蜀。他想到流民人多势众，如果能够加以控制，就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军队，于是大发“慈悲”，开仓赈济流民，收买人心。六郡流民们当然对赵心存感激，他们大多数人的原籍是益州巴西郡，听说赵也是巴西人，对他更加倍感亲切。于是，流民们聚集在李氏兄弟的周围，一起拥戴赵。耿滕见赵依仗流民，扩张势力，没有上京赴任的意思，便秘密上表朝廷，说流民剽悍，蜀人懦弱，主客不能相制，必然会出现变乱，因此应该遣送流民还乡。否则，一旦他们占据险地，秦、雍之祸将会在梁、益重演。赵知道后，心想这是冲着我来的，恨得咬牙切齿。耿滕上任那天，益州文武官吏千余人都去迎接耿滕。当时，益州州府在成都太城，成都内史府在成都少城。耿滕兴高采烈而来，队伍刚刚到达太城西门，赵预先埋伏下的军队突然杀了过来，耿滕毫无准备，转瞬之间就成了刀下之鬼。

　　赵虽然有割据之志，可是无割据之术。他谋杀耿滕后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朝廷当然不会听之任之。而他在自己远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就对部下疑神疑鬼。当时，李氏兄弟和流民首领们带领4000骑归附他，李特之弟李庠被任命为威寇将军，使招集六郡壮勇万余人，领兵切断北道。李庠颇晓军事，带兵有方，部伍齐整。这本应得到赵的奖赏，却受到猜疑。赵的长史杜淑、司马张粲又进谗言，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倒戈授人，窃以为不可”之类的昏话，这无异于火上加油。恰巧李庠求见，赵传他进来。李庠哪里知道赵已经动了杀机，他建议说：“如今中原大乱，晋朝不可复兴。明公应该应天时，顺民心，拯救万民于水火，使百姓知有所归。如此，则全国都可以平定，何止巴蜀之地而已。”赵图谋割据，是人所共知之事；李庠这番话，则是劝进效忠之言。不料赵一下子翻了脸，喝道：“这岂是人臣所应该说的话么！”结果以谋逆的罪名杀掉李庠及其子侄30余人。不久，赵的亲信们也因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杜淑、张粲等都死于非命。

　　赵杀李庠后，恐怕引起李特兄弟的报复，便把李庠的尸首还给李特，说李庠罪有应得，但与你们兄弟无关，又任命李特兄弟为督将，表示安抚。李特已经看透赵，当即把军队带回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这时，赵另派长史费远等人在北道防御，驻军绵竹石亭。李特暗中聚众7000多人，夜袭费远石亭驻军。费远没有准备，一时大溃，李特放火烧营，费远的军队死者十之八九。李特又一鼓作气，乘夜奔袭成都。赵听说李特已兵临城下，吓得魂飞魄散。属下文武如树倒猢狲散，纷纷斩关逃命，顾不上主公赵了。赵独自和妻小乘着一条小船逃到广都，最终被部下所杀。

　　第二年，朝廷任命原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与新任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率领7000人入蜀。李特为了流民的利益，贿以珍宝，以牛酒慰劳。罗尚很高兴，还任用李特弟李骧为骑督。当初朝廷下令，凡是从秦、雍州流入梁、益州的流民，当地“官府都要把他们遣送还乡，并派御史监督执行。但由于中原“八王之乱”方炽，流民即使有家也归不得。李特派阎式贿赂罗尚，请求暂缓到秋天再走，得到罗尚的应允。事情本来有了转机，朝廷以平定赵之功，拜李特为宣威将军、封长乐亭侯；拜李特弟李流为奋威将军、武阳侯。又令益州把与李特一起参加平定赵的六郡流民报告中央，将论功行赏。然而，贪婪的辛冉为独吞平定赵之功，竟然不执行封赏李特、李流的命令，也不如实向朝廷报告流民的功劳，流民因之怨声载道。更使流民气愤的是，罗尚言而无信，限流民必须在七月上路返乡。分散在梁、益各地的流民，依靠给地主佣工维持生计，听到这个消息，人人又气又愁，不知怎么办才好。加上阴雨连绵，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想走也没有路费。李特又派阎式见罗尚，请求放宽到冬天，但遭到辛冉的坚决反对。辛冉还和罗尚商量，准备设置关卡，以检查为名，杀流民首领，抢夺他们的财物。

　　官府的倒行逆施，把流民逼上了绝路，一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已经不可避免了。李特因多次为流民请命，赢得了广大流民的信任。他们都仰慕李特的大名，一伙一伙地来投奔他，一个月就超过了两万人。李特乃将其分成二营，亲自统领北营，派李流统领东营。李特再派阎式去找罗尚交涉，阎式看见路上树起栅栏，设立关卡，料想事情无可挽回了。在向罗尚辞行时，罗尚假惺惺地对阎式说：“你就把我的意思转告流民们，我同意放宽期限。”阎式当场揭穿他的谎言，警告说：“明公迷惑于奸人邪说，大概无有宽恕之理。老百姓虽弱，但不可轻视。如今催促他们上路，而不讲道理。所谓众怒难犯，恐怕为祸不浅呵。”阎式回到绵竹，向李特报告：“罗尚的话并不可信，必须作好准备。”果然，辛冉背着罗尚派步骑兵3万偷袭李特兵营，罗尚得知后也派兵助战。李特佯装不知，暗中设下伏兵，等官军的一半进入了伏击圈，突然发动攻击。官军大败，将佐、士卒死者甚众。于是，六郡流民共同推举李特为首领。李特为了取得形式上的合法名义，让六郡人中曾经担任过将佐、县令的李含、任臧、阎式等人上书朝廷，推荐自己代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任命官吏。然后，李特以其弟李流为镇东将军，发兵攻克广汉，又乘胜进攻成都。这时，李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以其兄李辅为骠骑将军、弟李骧为骁骑将军，其他也都授予将帅、僚佐之职。史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罗尚频频战败，一面派人去搬救兵，一面沿着郫水安营扎寨，绵延700里，与李特相对峙。

　　太安元年（302年），朝廷派将援救罗尚，被李特和李特之子李荡等一一击溃。李特布置一部分兵力盯着成都，预防罗尚突围逃逸；而以大部分兵力进攻益州各郡。在流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益州的有些郡守望风逃窜，有些郡守举郡投降，成都已成了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起义军在各地抚慰百姓，受到百姓的拥护，势力大盛。次年一月，李特攻占成都少城。入城后，只征用百姓马匹，其他一无所取；对他们原来的态度，也一无所问，以安定人心。这时，李特正式建立年号，称建初元年（303年）。这标志着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它是十六国时期的第一个，虽然它暂时还没有国号，但这不影响它作为一个新政权而存在。这个新政权出现的意义还在于，它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展现了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风采。

　　益州流民抗暴波及荆州。也是在太安元年，晋廷严令征发百姓去镇压益州流民，郡县官吏亲自抓兵。官逼民反，被抓的百姓、躲避兵役的民众和流民联合起来，拥戴张昌起义，江沔间纷纷响应，不久聚众3万，据江夏（治今湖北云梦），克樊城（今湖北襄樊），占有荆、江、徐、扬、豫5州的许多郡县。这支流民军因纪律不好，在次年遭到镇压，张昌兵败身死。

　　然而，这股徙民风潮仍在继续，雍、秦人民流亡豫州，益州人民流亡荆、湘、宁州，并州人民流亡冀、豫州，冀州人民流亡兖州，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已经处处燃起反抗斗争的烈火。

　　风雨飘摇

　　光熙元年（306年）初冬的一个傍晚，在西晋皇朝风雨飘摇的时刻，晋惠帝司马衷突然因进食中毒身亡，顿时，洛阳宫城内的气氛变得格外紧张。皇位合法的继承人是皇太弟司马炽，而皇后羊氏为了当皇太后，便密召惠帝侄、清河王司马覃入继大统。侍中华混是执政的司空、东海王司马越的亲信，极力加以劝阻无效后，急忙派人报告司马越。稍顷，司马覃兴冲冲地赶来，可是刚刚踏进尚书阁门，他就发现情况不妙，只见昏黄的宫灯下，处处人影憧憧，闪烁着刀光剑影。这时，一股冷风拂过，他不觉浑身颤抖起来，于是推说身体不适，悄悄地溜出宫去。过一会儿，司马越和司马炽火速赶到，当他们被簇拥着入宫之后，宫城内才渐渐地恢复了那死一般的沉寂。

　　3天后，司马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晋怀帝，永嘉（307—312）是他在位时所用的年号。

　　《晋书•惠帝纪》说惠帝“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不管晋惠帝是不是司马越所害，实际情况是当时西晋政权掌握在司马越的手里。不过，这是一个残破的政权，是颠簸在波峰浪谷中的一叶扁舟，才能平庸的司马越只能作无希望的挣扎。

　　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所谓朝贤素望，不过是一些徒有虚名的高门后裔、纨绔子弟而已。如被司马越罗致入司空府的有军咨祭酒庾怿、从事中郎胡毋辅之、行参军阮修、府掾谢鲲等，而这些人“皆尚玄虚，不以世务婴心，纵酒放诞”。司马越所选任的司徒王衍，是当时朝中最大的名士。王衍即是原司徒王戎的从弟，所谓“神清明秀，风姿详雅”，以善清谈著名，在元城县当县令时终日清谈，回朝中任黄门侍郎后更是惟清谈是务。他相貌秀美，口若悬河，“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塵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然而，这个名高位重的司徒在西晋面临危亡的时刻，只知趋利避害，毫无志节。他堂而皇之地向司马越提议说：“当今朝廷危急，应当依靠方镇，而方镇之任要选用文武全才的人。”结果，其弟王澄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其族弟王敦被任命为青州刺史。任命发表后，他私下里对王澄、王敦说：“荆州凭借长江、汉水，是很坚固的；青州背靠大海，是很险要的。你们二人在外而我居中，这就足以为‘三窟’了。”司马越所网罗的就是这样一些人，如果西晋不亡，那才是大怪事呢！

　　西晋历史上曾经有过自己的繁荣时代，史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又说：“掩唐虞之旧城，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这些描述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当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还是可信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西晋统治阶级普遍的奢侈之风。不过，物极必反，盛极则衰。由贾后政变而“八王之乱”，由“八王之乱”又演化为“永嘉之乱”，西晋皇朝已经气息奄奄了。

　　《晋书•食货志》云：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寥寥数语，活画出永嘉年间一幅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

　　关于永嘉之乱和西晋的灭亡，当时和后代人都作过不少评论。早在永嘉末年，镇东将军、琅邪王司马睿的属下陈就写信给后来成为东晋丞相的王导说：“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兢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他建议改弦更张，明赏信罚，任用贤才，“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陈出身寒素，对西晋重虚名、轻才干的选举制度，对权贵交相请托，任用私人，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龌龊风气，对上层统治者醉心玄谈，不以政事萦怀的社会习俗深恶痛绝。他之所论虽只触及永嘉西晋乱亡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敢于直接指向当权者，勇气可嘉。当然，当权的门阀士族王导等不会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把他排挤出建康（今江苏南京）。著名的北伐将领祖逖从另一角度思考历史教训，他说：“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其实，藩王争权的原因就是“上无道”耳！

　　晋人干宝著《晋纪》，其“总论”是探讨西晋短命原因的长篇论文。他说：“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扬，元海（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他又说：“故贾后肆虐于六宫，贾午（贾后妹）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他强调西晋覆亡非一朝一夕，不能完全归罪于个人，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个看法是比较客观的。

　　唐太宗李世民为《晋书•武帝纪》作史论，他说：

　　……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而世祖（晋武帝）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

　　唐太宗指出统治者应该处广思狭，居治不可忘危，这在今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他认为晋武帝不除刘渊也是西晋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显然是一种民族偏见。

　　西汉以来少数民族的内迁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中原并非汉族的禁脔，正如边境地区也并非少数民族所专有一样。问题首先是统治者的政策是否正确，社会是否稳定，其次是能不能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些时期、有些统治者（包括在中原建立皇朝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做得好一些，有些统治者则做得不好，甚至很不好。西晋统治者，就是属于很不好的一类，那么，少数民族起而反抗就是势所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