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获得美国旧金山舞蹈学院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我很幸运，在到达美国的第一年，就出演了《胡桃夹子》中的王子角色，因为我在我的舞蹈中加入了大量高难度的动作，所以我的演出获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孟建华的出现，是对美国芭蕾舞的一个挑战。”

　　之后，我遇到了我的导师、芭蕾舞之父鲁道夫•努里耶夫。我没想到，我学到的这些中国传统的推拿按摩手法在美国大受欢迎。我的“手摸心会”不但舒解了鲁道夫身上的伤痛，也延长了他的艺术生命。从我们相遇开始，直到鲁道夫去世，12年中，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在舞蹈上，他是我的私人导师。在健康上，我是他的私人顾问。

　　我与鲁道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总是在四处行走。他很多时间都在美国与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来回奔波。但是，只要他回到纽约，刚出机场，他就会给我电话：“嗨，菲利普，我刚回纽约，你在吗？我需要你给我留出两个小时的时间！”这几乎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这意味着他迫切地需要一个脊椎康复的保健之旅。

　　只要他人在纽约，几乎是雷打不动的，我总会每隔两天就给他做一次放松调整。他总对我说：“菲利普，走遍了世界，尝试过各种推拿按摩，但是你的调整是最棒的，是最有效的。”每次给他做调整，我也感觉特别欣慰。直到我参加鲁道夫的告别演出，当我看到我心中的偶像在空中的大跳再也没有年轻时的轻盈矫健，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时，我觉得我的心在疼。同时我也意识到：舞蹈是属于年轻的艺术。这个我曾视之为生命的艺术，在岁月面前，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尽管在演出结束后，观众席上的观众拼命地鼓掌，并疯狂地往台上扔着各种鲜花，那些花似乎要将鲁道夫淹没在舞台上，但我却觉得，我心中的偶像正在渐渐离我远去。我说不出为什么，只是心里觉得隐隐的难受。

　　没过多久，鲁道夫意外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55岁。那一年，我38岁。我醒悟到，人生中还有比艺术更重要的存在，那就是生命本身。如果失去了生命，那么附着于生命之上的艺术，也只能成为空谈。我终于决定，趁着我还没有太老，赶紧退出舞台。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辞去了纽约曼哈顿芭蕾舞团首席男主角的工作，一个人去了一座小岛，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远离了我曾视之为生命的舞蹈，远离了聚光灯，远离了鲜花和掌声，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具移动着的尸体。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似乎与我已没有任何关系。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离开舞台，渴望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

　　听完菲利普的叙述，我唏嘘不已，我紧紧地拥抱着他，以传递我内心对于这样一位天才所承受的苦痛表示理解，并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他：“现在，我们心一起，彼此不再孤独。至于生命的意义，就是我们此生要完成的使命——在有益彼此之外，有益更多的人。”

　　我知道，上天磨练一个人，有时会采用近乎残酷的方式。可这就是人的命运。当我们要走上与过往全然不同的一条路，有时，我们要借由走过那个死穴，通过那个转角，然后才能看到隐藏在黑暗中的那一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