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曹禺为寄托情思，把他对方瑞的爱，对方瑞的一片痴情，都写进剧本中。虽然愫方并非方瑞，但没有方瑞就没有愫方。

　　日后方琯德是这样回忆曹禺写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19岁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学生。曹禺同志也不过30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所以他也热爱我们那样一群青年人。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的斗争充满了希望。”

　　《北京人》在抗建堂的一次演出中，方瑞悄悄地坐在后方的角落里，当她看到最后一场戏愫方与文清告别时，忍不住垂泪。

　　《北京人》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庭，对中国的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这个时候，曹禺的戏里已经没有了“技巧”的痕迹，而是在朴实中求深刻，在白描和染色中揭示生活的真理，是作者戏剧艺术手法炉火纯青的标志，亦是抗战时期话剧艺术的最高成就。

　　过眼云烟五十年

　　本章最后提一下曹禺和郑秀、方瑞三人的结局。《北京人》演出后，温顺谦和的方瑞与曹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恋情。曹禺数次向郑秀提出离婚，郑秀坚决不肯，但二人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曹禺与方瑞早已同居，甚至1949年初在地下党安排下秘密转道香港赴解放区，也是携方瑞同行。

　　1949年，郑秀之父郑烈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郑父知二人婚姻不合，一再动员女儿离开曹禺，在离开南京赴台湾的那天，他派人把郑秀与两个孙女接到了机场，让她们跟自己一块儿走，郑秀却在机场急切地等着曹禺同行。郑秀左等右等，不见曹禺来，眼看最后一班飞机就要起飞，再也无可拖延，郑秀含泪作了此生最大的一个决定：她不走了，留下来等曹禺。

　　在白发老父与负心丈夫之间，郑秀还是选择了后者。郑烈带着满腹遗憾去了台湾，从此生死两茫茫，父女二人再未相见。

　　1950年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欧阳予倩任院长，曹禺与张庚任副院长。新中国婚姻法颁布之后，曹禺觉得他应该彻底结束与郑秀的婚姻关系了。自抗战后期就与郑秀长期过着分居的生活的曹禺以感情不和为理由，向郑秀提出离婚。

　　起初郑秀并不同意，但是郑秀的弟弟郑还等人多次前来做郑秀的说服工作。有一次，他们从晚上一直谈到天亮，最后郑秀无奈勉强同意离婚。这时郑秀还在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外国经济系统做资料工作。

　　这年冬天，郑秀所在的单位和曹禺所在的单位共同商议，决定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一次离婚仪式。当天，两个单位的工会、人事干部会同法院代表到场，两家报社的记者，欧阳予倩的夫人和郑秀的两个好友也来了。两个单位的同志讲了话，两位当事人也表述了各自的心情。最后法院同志裁决：两个女儿归郑秀抚养，曹禺每月负责抚养费。

　　裁决书刚一读完，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降临了。曹禺被隔离审查，每周写一份思想汇报，经受无休止的批斗。当他被下放到农场劳改时，方瑞的精神崩溃了，她是一介弱质女流，如何经得起这样的风浪？她的身体也垮掉了，每天必须靠大量服食安眠药才能入睡。1974年的一天，方瑞在床上离开了人世，死时床上散落着大量的安眠药。

　　方瑞去世，曹禺不但失去了心灵伴侣，也失去了照料他饮食起居的眼前人。这时，曹禺与郑秀的女儿，学医的万黛，负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其实在对曹禺的关怀照料当中，有郑秀在大力操持。若不是郑秀对曹禺的生活饮食习惯了如指掌，时常提点，万黛也很难将父亲照料得那样无微不至。郑秀在与曹禺离婚后并未再婚，现在方瑞已过世，女儿们的心里都盼着二人复合，郑秀也多次表露出此意。可是，曹禺有一天突然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再婚了，对象却是京剧演员李玉茹。

　　1996年，曹禺在李玉茹陪伴下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而前妻郑秀，则比曹禺提前七年走完自己的人生。弥留之际，她还在病榻上念着“家宝”的名字。

　　郑秀去世之后，曹禺在给小女儿万昭的一封信中写道：

　　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五十年情缘如过眼云烟，就在这“人事复杂，不能尽述”寥寥几个字中带过，是悲凄、自责，还是憾然、怅惘？逝者如斯，一切都将付之东流，在生死离散的恩恩怨怨前，一生摇笔挥洒翰墨的大文豪也会深感语言苍白吧？这未尝不是戏剧大师人生中最难书写的一幕悲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