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死气沉沉，令人忧闷；回到家里，也不舒心。婚后两年，曹禺渐渐发现自己与妻子郑秀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此时他最快乐的时光，是坐在江安的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们。

　　他养成了观察生活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记下来。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就尾随在这个人身后。这个人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叫黄久安。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住他，人又不认识，有点害怕，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躲藏起来。恰巧他的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这才使黄久安放下心来。

　　又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发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么做浆，又怎样点卤，怎样把豆腐压出来。接连观察了三天，有时还问问这位老婆婆各种问题。最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临走时给了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进入曹禺的生活之中。她就是邓译生，又叫方瑞。1940年的夏天，方瑞到江安来看望妹妹和表弟。她的妹妹邓宛生和表弟方琯德都在剧专学习，是曹禺的学生。

　　方瑞是安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先生的重孙女，母亲方愫悌是清代大文学家方苞的后代，父亲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一位著名医生。方瑞没有读过大学，但有着很好的私塾功底，从小被按照旧时的大家闺秀的标准培养，她写得一手漂亮的大字，也善画中国古典水墨画。她仪态谦和，温文尔雅。

　　据说赵太牟、杨振声这些教授曾经都向她的父亲建议，不要送方瑞上新式的大学，就让她在家里读书，似乎是要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闺秀。方瑞来到江安，就住在方琯德的家里，对门便是曹禺的住家。他们是邻居。

　　方琯德、邓宛生常到曹禺家去，有时方瑞也跟着他们一块去。在两人不多的几次交往后，他们悄悄地在心中相爱了。这是一段非常纯洁的感情，给曹禺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曹禺感到，这是一个文静的女子，温柔、善良、秉性高洁，没有一点咄咄逼人的架势。在方瑞写字的时候，曹禺目不转睛地凝神注视着她，似乎看到了这位女子的内心深处。

　　此时的曹禺又在酝酿着一部新的剧作，就是《北京人》。剧中的愫方，就是方瑞的化身。曹禺是这样描写愫方的：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着昔日闺秀的幽丽，谈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些精细的描述正是曹禺对方瑞的印象，寄托着他又倾慕又哀怨的心情。

　　曹禺与方瑞的感情虽然纯洁，但是郑秀知道后依然不能容忍，她一气之下回娘家去了。而方瑞也害怕给曹禺的家庭带来更大的压力，于是非常注意与曹禺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