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19日，农历元宵节过后的第二天。刚刚迁到上海杨浦区荆州路405号的电通影片公司正在紧张地拍摄由田汉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这一天傍晚，田汉与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相约新亚饭店。他们的会面到晚上10点才结束。离开新亚饭店后，田汉疲惫地回到了在民厚北里的家，可刚进家门，就被等候已久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七月黄梅天——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1937年7月，37岁夏衍的终于完成了他的剧本《上海屋檐下》，几天后，这个剧本开始排练，准备正式演出。夏衍对于这个剧本的公演抱有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个本子的故事很好，与当时名声很大，上演次数最多的《雷雨》《日出》等相比，毫不逊色。

　　故事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段三角爱情，是一群集聚在老式弄堂拥挤住宅里的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悲剧，是一部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交织的大合奏：

　　被捕入狱八年的革命党匡复终于被释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但却得知了一个让他心碎的消息——妻子已与林志成同居，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这三个人都陷入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之中。彩玉想和匡复追寻过去的幸福，但当林志成负疚欲走时，两人回想起八年患难与共之情，又难以分手。最终匡复理解和原谅了他们，在孩子们的劝告下，匡复克服了自己一时的软弱与伤感，留言出走。全剧除了这条主要情节线而外，还有几类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悲苦的人们都拥挤在同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上海屋檐下》是中国的戏剧创作的一次大突破，中国的戏剧美学思想由此开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国戏曲和文明戏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创作模式，而是将一群小人物的细微事件交织在一起，通过人物种种的语言和动作，进行了绝妙的心理描摹。

　　中国自唐宋时期有传奇故事开始，到元明的戏曲，创作中似乎都在遵循着同一个规律：在故事进行到曲折的变化时，往往以情节描写为主，而不采用直接的人物心理描写。西方文学在近代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勃起之前，也是着重于情节故事，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莫里哀等人，他们都有一套编剧法则来指导自己编创剧本的情节结构。17世纪，法国的斯特里布干脆将戏剧做成了一系列细节精致、情节严谨的结构剧，就是在后世被广为赞颂也广为批驳的“佳构剧”。但是19世纪以来，易卜生、萧伯纳，尤其是俄国的契诃夫完全打破了这种模式，将小人物和小事件，甚至是哀愁思绪，一些成不了情节的生活元素都统统写到戏剧里，使他们的剧本里充斥着散文一样的盎然诗意。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其实文艺作品不一定非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的不仅可以是故事，让观众感同身受的可以是一种思想，甚至是人文关怀！他们改变了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拓宽了文艺的思路，也革新着近代文化的精神！

　　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戏剧拘泥于情节，比较容易落入程式化的窠臼。到了近代，文艺风格依然没有突破，像是曾经风行的“才子佳人小说”、“鸳鸯蝴蝶派”等，依然在延续着古典文艺的俗套。这样的创作方式，到了文明戏、爱美剧时代，虽然有许多崇尚西方文艺的剧人们试图打破，但却因为一味模仿西方，反而失去自我，末了还是落入到编故事的套路里去。进入话剧时代，曹禺的《雷雨》问世，开创了话剧的新时代，但是其中乱伦、负心、自杀等情节还是有模仿古希腊和西欧戏剧的影子。就是曹禺自己也承认“《雷雨》写得太像戏了”。

　　与《雷雨》不同，《上海屋檐下》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并不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所谓戏剧性，而着眼于平凡的小人物和他们那几乎没有色彩的生活，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畸形关系的悲剧实质。在布局和结构上也颇为新巧别致，它依据小市民“各自为政”的生活方式特点，让五组人物沿着各自的生活逻辑，延伸、发展着自己的情节线。它们之间，没有纠结在一起的冲突，没有牵动全局的连锁反应。但是人物活动又相互交错、穿插，作为主线有机的陪衬和补充，使每条生活细流同在一个旋律和节奏中起伏、流动，做到了人多戏不散，线多戏不乱。

　　剧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相存相依，不论黄梅天的“阴晴不定”，还是“屋檐下”的拥挤、窒息，都不是简单的“背景”。它象征着左右人们命运的政治气候，反映着他们在窒息的日子里那种希望与失望混杂在一起、渴望来一场“大雷大雨”冲刷自己的思想情绪。夏衍从《上海屋檐下》开始，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形成和确立了深沉、凝重和淡远的艺术风格。

　　夏衍完成了这部戏后掩卷长思，想起了自己在青年时期求学、报国、入党的几番经历，不禁长叹。也许这么多年后，他已经“功成名就”，但心中总涌动着一点自己也说不上来的不安。也许他现在是一个成年人，是一个受人尊重的知名作家，又肩负着党内重要的职务，但在心底他依然保留着一个羞涩、本分和不谙人事的少年的本色。在他的记忆中，杭州老家那个颓败的院子，无精打采的邻居，为了生计而漂泊的人们，依然是那样熟悉。往事如烟，回忆似海！他经过了几多磨难，亲眼看见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西洋人、东洋人无情地欺凌；他曾沉醉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偶像崇拜，后来突然对写作产生狂热；直到蒋介石掌握国民党政权，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策，才让他真正成熟起来；后来他加入共产党，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人们都说三十而立，他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促使人们早熟，刺激文艺家们去深远思考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