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萨泽居民区，斯德芬斯堡六号，可格拉市，澳大利亚
　　
　　2005年，12月15日，星期四，上午11﹕42
　　
　　神父仔细地在门前的欢迎垫上擦擦鞋子，然后才敲门。过去四个月里，他一直在跟踪这个屋子里的人，两个星期前，他终于找到了此人在这里的藏身之所。神父现在确认了翰伍兹的身份，现在，和这个人面对面的时刻就在眼前。
　　
　　神父耐心地在门口等了几分钟。现在已接近中午，按照常规，格劳一般这个时候要在沙发上睡个午觉。在大门外狭窄的街头，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住在斯德芬斯堡的邻居们此时都在上班，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挂着蓝色窗帘的小屋内，隐藏着一个灭绝人性的杀人狂，而此时，他正安静地在自己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小睡。
　　
　　终于，神父听到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他知道门即将打开。一个老人的头随后出现，他看着神父，以为又是什么保险公司的推销员。
　　
　　“你是？”
　　
　　“上午好，医生。”
　　
　　老人上下打量着门口的人。这个人很高很瘦，秃顶，大约五十岁。在他黑外套里露出神父的衣领。他僵硬地站在门口，好像一个士兵，他正用他绿色的眼睛仔细观察着老人。
　　
　　“我想你弄错了，神父。我从前是一个水管工，现在退休了。我已经给教区捐过款了，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你难道不是格劳医生，一个著名的德国神经外科医生吗？”
　　
　　老人屏住了呼吸，有一秒钟左右。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失常表现。但是，仅凭此一秒钟的变化，也足以告诉神父：证据确凿！
　　
　　“我的名字是翰伍兹，神父。”
　　
　　“这不是真的，我们俩都知道。现在，你如果让我进去，我会告诉你我所掌握的和我带给你的东西。”神父举起左手，他手里有一个皮箱。
　　
　　门开向一边，老人摇晃着，迅速走向厨房。他每走一步，老旧的地板就发出咯吱咯吱的抗议。神父跟在后面，他对屋里的陈设丝毫没有兴趣。他曾在窗户外花了三个工作日偷窥屋里的一切陈设，包括每一件廉价家具的摆设和位置。所以，现在他需要做的是把视线集中在这个老纳粹的后背。尽管医生走路有些吃力，神父曾看见他轻松地扛起一袋子煤，像一个年轻了几十岁的小伙子一样。格劳仍然是一个危险人物。
　　
　　厨房很小，很暗，散发着一股腐臭味。有一个煤气炉，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快干了的洋葱。还有一个圆桌子，旁边是两把椅子，款式都不一样。格劳示意让神父坐下，然后翻开一个橱柜，拿出两个玻璃杯，倒满水，放到桌子上，自己这才坐下。两个人谁也没动杯子，他们坐在那里互相审视着对方，足有一分多钟。
　　
　　老人穿着红色的法兰绒浴袍，棉质衬衣，旧裤子。二十年前他就已经开始谢顶，如今还剩下一点儿头发都是白的了。他戴的大框子眼镜早已过时，他的嘴角放松的样子，让他看起来很有风度。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骗过神父。
　　
　　十二月的太阳光很弱，在这光线中可以看到灰尘在空气里飘浮。有一粒灰尘飘到神父的衣袖上。他轻轻地把灰尘弹掉，眼睛始终没离开过老人。
　　
　　这些细节也没有逃过老纳粹的眼睛，但他仍有时间恢复他原来的镇定。
　　
　　“喝点儿水吧神父？”
　　
　　“我不渴，格劳医生。”
　　
　　“那么，你要坚持叫我这个名字了？我的名字是翰伍兹•波尔舍•翰伍兹。”
　　
　　神父不买他的账：“我必须承认，你很厉害。当你拿到护照离开阿根廷时，没有人会想得到你几个月后还会回到维也纳。当然，那是我最后寻找你的地方，离斯珀格朗地医院只有四十五英里。维森塔尔在阿根廷找了你数年，却没有意识到你就在他办公室外不远的地方藏匿。这真是讽刺啊，你说呢？”
　　
　　“我觉得你这是无稽之谈。你是美国人，对吗？你虽然德语说得不错，但是你的口音暴露了你。”
　　
　　神父把手里的皮箱放在桌子上，打开已经破碎的文件夹。第一份文件是一张照片，上面是年轻的格劳，是战争期间在斯珀格朗地医院照的。第二份文件是这张照片的几个不同样式，却是医生不同年纪的模样。这多亏了现代软件的技术。
　　
　　“科技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医生？”
　　
　　“这证明不了什么。这照片谁都可以做。我也看电视。”他虽然这样说，但是语调已经有些变了。
　　
　　“你说得不错，这是证明不了什么，但是这个能。”
　　
　　神父拿出一张黄纸，上面钉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最上方是一行墨色的字：证词，旁边盖着梵蒂冈的图章。
　　
　　“波尔舍•翰伍兹，棕色头发，褐色眼睛，体格强壮。身份特征：‘左臂有刺青号码256441，是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时纳粹所刺。’这是你从不触摸的地方，格劳。你的号码是假的。那个给你刺青的人在那个地方给你瞎编的，这是最小的化妆，但直到现在还挺见效。”
　　
　　老人用手摸着自己法兰绒的浴袍。他的脸色因气愤和害怕变得苍白。
　　
　　“你到底是谁？你这个混蛋！”
　　
　　“我叫安东尼•福勒。我想和你做笔交易。”
　　
　　“你给我滚出去，马上！”
　　
　　“我想我没说清楚，你是斯珀格朗地儿童医院的二把手，长达六年。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几乎所有病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是得了精神上的病。‘不值得活下去的一群生命’，你是这么叫他们的吧？”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有人怀疑你在那所医院干什么。那些试验，当孩子们还活着的时候就给他们开刀，七百一十四个孩子！格劳医生，你亲手杀害了七百名孩子！”
　　
　　“我告诉你……”
　　
　　“你把他们的大脑放在瓶子里！”
　　
　　福勒一拳打在桌子上，他这拳太重了，以致桌子上的玻璃杯跳起来。水溅出来，流到下面瓷砖上。屋子里鸦雀无声，只有水流下来的声音。福勒深深吸了几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