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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观照天象目的的主体性

  《周易》观照、认识天象自然的目的,与现代科学不同。现代科学认为天人相分,天有天的运行规律,人有人的运行规律,《周易》认为天人一体;现代科学以解释客体为目的,而《周易》解释自然客体的最终目的是为“人道”服务,为现实人生服务。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哲学当中,包含着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认为这话有道理,但是也有一定的偏差。中国传统哲学在对天道的认识过程之中,确实包含着对自然客体的一些认知,比如关于世界的源起,关于自然的构成要素,都包含着认识论意义上求“真”的成分。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解释自然客体本身,而是在为“人道”寻找理论依据,终极目的是引人为善。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能够发掘很多宝贵的科技史资料,比如说那个时代就已经能够准确地记录,甚至预测日食、月食。据学者考证,人类关于日食最早的记录,出现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据考,此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比巴比伦最早的日食记录早了13年,在世界上现今所能看到的资料中是最早、最精确、最可靠的。


  
  《诗经》记录日食的目的是什么?诗人并不是出于科学记录的目的,而是通过观照天象推测人事,认为天显示日食、月食这种天象是对人世的警告或者惩罚。它把天和人联系起来了。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哲学家解释天象的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是为了人道服务的,是为了现实人生服务的,它只不过以天道为依据而已。
  
  《周易》不仅认识到生命的某种意义,从自然界寻求人类生命的来源和根据,并且重视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就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表现出主体思维的特征。
  
  在中国,学哲学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学者”、“科学家”、“思想家”,而是铸就有修养的“人”。
  
  关于世界、社会、人生诸问题的思考,“哲学家采取思辨的方法,宗教走的是信仰的道路;哲学从理性方面做出解释,宗教从感情方面给以满足。”“欧洲哲学只能给人以思辨的知识、逻辑的方法,却不能教人从躬行履践中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受用。”“西方人把安身立命的境界寄托于宗教,把认识世界的任务交给了哲学。”中国“哲学没有条件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宗教仍然统治着哲学,两者划不清界限,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与宗教浑然一体的状况。”(任继愈《天人之际》)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因而感性强、理性弱。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类比思维、整体思维。


  
  《周易》的类比思维、整体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虽然存在矛盾,但各有短长,可以并存,采长补短。过于强调类比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逻辑思维的能力。
  
  由阴()、阳()二爻所组成的每一卦以及六十四卦,具有某种整体意义。它除了预卜吉凶的原始意义之外,更深刻的内蕴则是生命意义。《易经》最关心的是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它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从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规律。卦、爻辞所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类生命如何产生、发展和实现的问题。在《周易》看来,人与自然界处在相互感应、相互对应、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之中,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有机整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与自然界和人类的生命有关,每一卦中的阴、阳二爻,便是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
  
  以天为依据,讲生命。在《周易》中,没有任何一卦是只讲物象而与人的生命无关的,也没有任何一卦是只讲人的活动而与自然无关的。不管某卦所指示的物象是什么,其实际意义都是讲天人关系的,这种关系是以生命现象与生命活动为其轴心的。这就是《周易》的天人之学。按照这种思维,天人是合一的,但并不都是神秘的,都是通过具体物象表明生命的整体意义,隐含着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易传》有所谓“观象取义”之说,但严格说来,这种关系并不是认识论的,而是整体论的,因为人和自然并不是主客对立的,而是完全合一的,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生命信息之上的。正因为《周易》从自然界本身解释了生命的来源和原则,它并不需要“上帝创造了人”那样的宗教学说。


  
  “道”却是与中国人的性情需求最为相符的。道家要求人和自然达到高度的统一,达到忘我的境界,而这正是情感的最高境界。《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正是塑造了中国的性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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