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小时候特别爱说这句话。我不喜欢被关在摇篮围栏里玩耍，但是对妈妈摆放在围栏里的书很入迷，慢慢地就学会了读书。首先是瓢虫出版社的儿童读物，然后是人猿泰山、苏斯博士和《动物农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搬家，但最后总会回到磁岛上——当初正是詹姆斯•库克以为岛干扰了罗盘，才取名为磁岛。我两岁的时候，妈妈认识了一位名叫布雷特•阿桑奇的男子，他是音乐家，巡演剧团成员，和妈妈结婚后待我很好。我的家庭活动很多都是在户外进行的。我们天天游泳，后来我和外公还在桑登河和鲨鱼海滩一起钓鱼。我还记得和妈妈一起骑车从山上一路冲下，伸出双手摘从头上呼啸而过的水果。我们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跋涉到另一个地方，我总是有一股子探索的精神，“为什么”这句话一直挂在嘴边。我父母对“为什么？”并不躲避，总会列出种种可能性，让我自己决定答案。
　　
　　等我到五岁时，就已经在很多地方住过了。对我们而言，北昆士兰就像是一个流动的家：不管走到哪里，熟悉的天气似乎都会尾随而至，我旺盛的好奇心也一直没有减弱。妈妈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忙于做个活动分子，但她非常清楚变革拥有强大的力量。当时在阿德莱德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挨家挨户宣传禁止铀矿开采。因为渔网给海豚带来的伤害，我们家再也不吃金枪鱼，后来当捕鱼方式在社会抵制下终于被迫有所改善时，我们欣喜若狂，觉得这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还有一次在利斯莫尔，妈妈因为参加了阻止雨林砍伐的抗议活动，被押进牢里关了四天。她的那次经历以温和但坚决的态度给我上了一堂政治活动课。我们深信，只要努力，变革总是可能的。
　　
　　与此同时，我也展露出了残忍的一面。童年的我很像汤姆•索亚，一天到晚在户外玩耍，学习如何掌控周围环境，征服危险。年幼的我很喜欢玩放大镜，总是拿着镜子在灌木丛中游走。我残忍的一面是展现给糖蚁的，这些家伙在地上爬来爬去，经常就在放大镜下被活活烧死。蚂蚁会爬上裤子咬人，最糟糕的是绿色树蚁，它们出没在澳大利亚树林和低地，不仅咬人，还从腹部喷射出灼人的液体，洒在伤口上。蚂蚁的种类数不胜数，但在我的小脑瓜看来，谁都躲不过我的放大镜武器。放大太阳的力量来惩罚敌人，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了。五岁男孩和蚂蚁之间的永恒战争就这样在我身上得到了延续。
　　
　　除此之外，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其他方面的敌意。我父母隶属一个小型巡回剧团，四处表演剧目，后来还加上了木偶戏——我猜，他们应该算是所谓的波西米亚人吧。父母都是反战人士，也参与过反战示威。既在城市中栖息过，又熟悉乡间生活。他们的心态和世界观与昆士兰的传统社会并不相符，尤其是与非嬉皮士大相径庭。妈妈做过模特，当过演员，两人也一起设计过舞台，还曾通过朗读图书赚过钱。在有些人看来，这根本不能算是正经的生活，这让我对偏见也有了最初的认识。我们又一次回到了磁岛，在山里找了间小屋住下。空气总是感觉黏糊糊的，炎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在有些方面，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反应，也给心理造成了影响。今天当我想起岛上那所房子时，我就会想到人们在天气的制约下对自己施加的束缚。当年我们的一些邻居就是这样被束缚住了，尤其是在面对我父母的自由心态时表现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