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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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在他们这样的领导干部眼里，仿佛只有能当书记的人才是人才，才可爱。简直可笑透了！海南想到这里，心里反而平静了，喉管也顺溜了，当作他们不是谈自己，自顾自地吃饭。
“能当市委书记的人不一定能当好丈夫呀。”还是她妈妈有见地。
“真的，真的，我不骗你们，我怎么能叫南南吃亏呢？”孟德纯向海南凑过去说。但海南低着头吃饭，毫无反应。“说实话，我是没有南南这样的女儿，要有，我就给他！”
“啊？多大岁数啦？”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对她妈妈来说并没有什么诱惑力，倒是孟德纯也愿意把这人收为女婿的话使她妈妈怦然心动了。
“岁数嘛……”孟德纯吃了口菜，“四十左右吧……不过，看上去很年轻。他们这一代人不像我们啦，他们没有行过军打过仗啦，哪像我们那样，三十岁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四十岁的。”
“四十左右？”她妈妈期期艾艾地发出疑问，“没有结过婚吗？”
“啊……”孟德纯又吃了口菜，“没有吧？这家伙看了很多书，还写了不少文章，好像他对结婚不感兴趣。”
想不到当省委书记的孟叔叔也会撒谎，什么四十左右，什么没有结过婚……真是！……
“嗯，”她妈妈和她爸爸交换了一下眼色，“那么，人在哪儿呢？我们总要先看看吧。”
“我不说了吗？他就在我手下，现在就在北京。”孟德纯这晚上出奇地高兴，“今天我叫他在宾馆准备材料，没跟我来，哪天我抽个空把他领来你们见见。”
“见见总没坏处。”她妈妈端着碗征询她爸爸的意见。
“见见就见见，看老孟说得活灵活现的。”她爸爸笑着说，“反正，你一时又回不去。这个会完了，国务院还有个会，扯皮很可能扯到春节以后。你还要常来，你不是爱吃老顾烧的菜吗？”
她回到她房里，拉开电灯，一歪身躺在卧榻上，操起一个小圆枕枕在脑后。她感到了一阵沉重的屈辱。两个老头子加个老太婆，谈的完全是她的事情，而且是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事情，却毫不征询她的意见。这是生活在什么时代？还是生活在一百年前吗？不知怎么，她蓦地想起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尼古拉•包尔康斯基老公爵对玛丽公爵小姐的专横和不理解，想起了自己也和玛丽公爵小姐一样的老姑娘的处境，更为黯然神伤了。嫁就嫁出去吧！早点结婚早点心静，免得自己在家里成了父母操心的一个累赘。她越想越偏激，竟以为父亲母亲是为了甩掉她这个累赘而急不可耐地替她想方设法的。于是，一股不可排解的、渗入骨髓的孤独感向心头袭来，她把脸埋在冰凉的织锦缎小圆枕中哀哀切切地哭了。
是的，赶快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那个研究生王彦林其实是个不错的人，学识渊博，常有惊人之语，虽然他对她似乎不如对出国进修关心，但那不正是男子汉有事业心的一种表现吗？难道嫁给一个窝窝囊囊的，只会守着老婆过小日子的人好？难道嫁给像园园的郭扬那样的成天打听哪里有舞会，爱好收集迪斯科磁带的花花公子好？虽然王彦林有点华而不实，有个说不清楚的哪点令她不太喜欢，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句套话用在选择丈夫上也是适合的，也许过一段夫妻生活就慢慢会顺眼的吧？
那矮胖子孟叔叔介绍的人叫什么？什么陈抱帖！名字听起来仿佛和傅抱石、李苦禅一样的雅趣、别致，事实上，肯定是什么“铁娃”、“铁蛋”转化而来的，他们那山坳坳里不是有个什么青年作家，把乳名“平娃”改成“平凹”的吗？
那西北的山坳坳里出来的土干部，在北京经常可以碰见。如果到王府井、大栅栏去，你看吧，那些像煞有介事地背着人造革黑背包，头像拨浪鼓一样摇来摆去、东张西望的人，都是从那里来的。这些人见了卖不出去的处理品也一窝蜂地跑去抢购；一条式样像水桶的裤子，只要贴上“出口转内销”的标签，在这种人眼里也是宝贝。北京的拥挤、嘈杂、物品紧张，全是这种人闹的！这类干部还有个古怪的特色：好像他们都没有穿衬衫的习惯，不论多大岁数，里面全穿着红的或绿的翻领棉毛衫，外面是涤卡制服，再外面又是呢子制服，三层领子箍在脖子上，像拉车的马戴着皮脖套似的，怪不得园园一见这种人就捂着嘴笑。还有，那条裤子，不管是什么好料子，穿在这种人身上，膝盖的部位也会鼓起一个大包，走起路来，倒有点美国西部片里那些cow-boy的姿态。可是，cow-boy是因为骑马骑的，而他们却是卑躬屈膝惯了。
那个孟叔叔——谁知道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叔叔，还说抱过我呢，简直恶心死了！——把这种人介绍给我，可见我在人眼里已经到什么地步了，用北京土话说，“混到什么份儿上了”。对，明天就给王彦林打电话！
第二天，王彦林在电话里一再向她道歉，一再向她解释，说他有个问题必须和他的指导老师谈一下，叫她星期四晚上在家等他，他去弄两张音乐会的票——“演奏肖邦作品”的——他们一起去听音乐。
星期四下午，她从研究所回来，妈妈告诉她：“南南，晚上别出去啦，孟叔叔刚刚打电话来，说他吃完晚饭就到我们家来。”话外之音当然是，那个什么陈抱帖也跟着一块儿来。
“晚上我还有事哩，要出去一下。”她冷冷地说。
“什么事呀？改天去不行吗？”
“吴教授的事，”她没跟妈妈说是王彦林的约会，她觉得那个约会还不值得她为之牺牲什么，“我替他去孙阿姨那儿弄点药。”
“那就晚点去吧，孙阿姨是个夜猫子，多会儿去都行。”妈妈的意思是让她见见这个陈抱帖再走。她没有理会，进了卫生间。
吃完晚饭，王彦林第一个来，摊开一双手告诉她，票没有弄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还不如所里开汽车的司机有办法。知识分子没有权，白搭！”发了一通牢骚，又邀她去看晚场电影，说是一部罗马尼亚片，很好的。
“好吧！”
她把围巾围起来，大衣穿在身上，还没有走出院子，孟德纯和那个什么陈抱帖就进了北屋的客厅。
“南南，你爸爸妈妈呢？快叫来！”孟德纯用惯于支使人的口气喊道。“你这是到哪里去？不许走！你孟叔叔来了你还走吗？”
孟德纯说的是些什么，她爸爸妈妈是怎样进客厅的，他们是怎样寒暄的，她全没有听见。她只觉得她一下子就属于了他！她努力地克制着自己想扑上去的欲望；她似乎全身酸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而又有种什么力量充溢到她体内，使她全身肌肉仿佛都僵硬起来，都不由自主了起来。
不错，这就是他！就是她愿意随之到西伯利亚的矿坑中去的他！
自“内参片”几乎成了“外参片”以后，自《追捕》和《远山的呼唤》公演以后，姑娘们似乎一下子改变了对男人的审美标准。美男子不再是带有女性的柔美的“奶油小生”，而是马龙•白兰度和高仓健。那种雄健、刚劲而又沉郁的外表，表现了和女性气质全然相异、全然相反的男性、雄性气魄，因而对女性才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具有一种自然的磁场。随之，某些男作家和女作家，也在自己的小说里按这样的形象来描绘男主人翁的肖像；更有几部蹩脚电影和电视剧里面的男演员，也照着杜丘冬人和岛田耕作来打扮，虽然画虎不成反类犬，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高仓健这样的男子形象，使许多姑娘为之倾倒。其实，高仓健那样形象的男子，并不是大和民族的特产，在我们中国的一个地区，几乎比比皆是。如果有心观察，就可以发现，西安秦陵出土的兵马俑，个个都是高仓健！这就是说，那种雄健、刚劲而又沉郁的男子，不过是典型的关中大汉！
她没有去过西安，没有看过真正的兵马俑，她无从去比较，去联想，她只觉得这个可爱的孟叔叔后面跟着的是一个活脱的高仓健。她迷迷糊糊地看着他，好像过了半个世纪，才迷迷糊糊地听见王彦林在耳边问她：“这个矮胖子是谁？”她也不知道她嘴唇翕动出些什么声音，王彦林就低声地吃惊道：“啊！那是Y省的第一把手。那里有一个全国最大的研究所，正和我的专业对口。我进修回来，说不定会分到那儿去哩。”说完，王彦林用手指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拎起一把镀铬折椅，也加入到那群人中间去了。
她没有走到那个由一张长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组成的圈子里，悄悄地选择了一个观察这个陈抱帖的最佳角度，坐在对面的一把简易沙发上。她完全听不清楚那几个人兴高采烈地、叽叽喳喳地说的是些什么，只看见这个陈抱帖常常抿着嘴唇含蓄地一笑。这种笑，看来很谦虚，实质上却蕴含着一种洞达的智慧，一种凛然的傲气，仿佛在表示：“啊，这个嘛，我早知道了……”他丝毫没有一点王府井、大栅栏上见过的西北土干部那副猥猥琐琐的样子，在这几个大人物、长辈面前仍然谈笑自如。他制服笔挺，质地考究。他虽然不像孟德纯和她爸爸妈妈那样大模大样、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背上，屁股只坐着半个沙发，上身略向前倾，但绝不是小人物的那种卑恭，而像一只在树丫上半蹲着的美洲豹。她看着、看着，直到她看他手中擎着吸了将近一半的纸烟，抬眼在房里寻觅什么的时候，才敏捷地跳起来，拿起放在酒柜上当摆设用的海螺烟灰缸——她家里的人都不吸烟——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谢谢！”他略欠了欠身子，把烟灰弹在珠母色的海螺里，但是并没有看她一眼。她既觉得委屈，又感到心满意足。
“哟！南南，”还是她妈妈发现了她，“你怎么还穿着大衣、围着围巾？快去脱掉！”
她快步走到自己房里，一阵风似的甩掉大衣围巾，兴冲冲地跨到镜子面前，仔仔细细地端详起自己的脸庞和头发：鼻子两侧有些小皱纹，但只要不生气，不大笑，还不容易看出来——注意，在他面前别生气，别皱眉头，也别大笑；嘴角已经有点往下垂了，可是不紧绷着嘴唇的话，也不太显眼——注意，在他面前嘴唇要放松，要自然；嘴是略嫌阔大了一点，但这正是西方现代妇女美的标志之一，不知道他看过《卡桑德拉大桥》没有，索菲亚•罗兰就是一张大嘴；牙齿还是洁白整齐的，头发也有光泽，披散下来，和她纤细的腰身配合得很协调。协调就是美！对了，一定要在他面前突出自己最美的部分。眼睛呢，现在正熠熠地散射着奇异的光彩。在他面前，眼睛是没有问题的，不必担心，他自己不是单眼皮吗？我还是双眼皮哩！
待她穿着一件紧身的、卡着腰肢的、领口开得很低的粉红色兔毛毛衣走进客厅的时候，宾主谈得正起劲。她只看见他脸朝着王彦林说：
“啊，您是这样看的吗？您认为中国未来的领导干部，必然是从现在去国外留学的这批人中间产生的吗？我同意您的一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的国情，要把从外国学到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国情结合起来。您别忘了，毛泽东同志是这方面的典范，而他并没有留过学。”
“我觉得你这种历史的类比太不恰当了。”王彦林用食指推了推方框眼镜，“那是政治。我说的是企业，是研究机构。由在国外学习过专门知识的人来担当企业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总要比现在那些什么都不懂，光靠资格混饭吃的人强得多！”
“这我完全同意。”陈抱帖又含蓄地一笑，安详地说，“可是我觉得您把‘专门’这个概念没有搞清楚。我们如果让化学家去领导化学研究所，物理学家去领导物理研究所，只会浪费人才。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任何学科都和别的学科有边缘联系或是互相渗透。所以，我们必须要让通晓系统工程学的专家来领导各种研究机构，好叫那些专门家潜心搞自己的专业研究。替代您所说的那些什么都不懂，只靠资格混饭吃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才，而不是什么化学博士或物理学博士。如果让陈景润去当数学研究所的所长，就不一定合适，您当然也知道，领导试验和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并不是爱因斯坦。”
王彦林好像生气了，抬起手，但这次没有推眼镜，而是在鼻子上无目的地刮了一下，又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思忖着怎样反击。对了！她讨厌王彦林的就是这点自以为是，又爱钻营，碰上机会就表现自己。现在碰到一块“铁”上去了吧！活该，碰得好！你看人家，一直把你称为“您”，而你却毫不讲“五讲四美”地把人家称为“你”。她发现，这块“铁”骨子里很硬，外表却总是彬彬有礼的。同时，他的普通话虽然带着很浓的西北乡音，但由于用词的确切和含有书卷气，由于他说话时胸腔中发出很强的共鸣，所以发音特别悦耳好听，带有乡音的普通话仿佛自成了一种语音体系。
这时，她爸爸出来解围了。他先摸了摸光光的脑门，然后叹息了一声，说：
“是呀，是呀……我们现在一直在考虑接班人问题。中央已经提出来，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但落实到具体工作上，我们究竟应该提拔什么样的中青年干部？还不是到现有的中青年党员里去找！可是现在的中青年党员，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不说了，有很多很多还是那十年里入的党。这里面，有不少人是受了极左思想很严重的影响的。并且，那时的‘吐故纳新’，实际是降低了入党标准，只看历史、成分——唉，不看表现还好，要看表现，那些人在那种时候是什么表现，也是可想而知的——结果呢？搞得现在许多中青年党员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你们还谈什么化学、物理，什么系统工程学哩，他能把一个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解开，把中国的历朝历代大致数下来就不错了！我最近突发异想，中央提出来整党，我看就是要改造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党，是应该改造一下了！”
“改造党？！”孟德纯笑着叫起来，“这个口号怕太极端啰！老罗呀，你本身也有极左思想哩！”
海南发现她爸爸说完那番话后，陈抱帖眼睛里蓦地射出一道光芒，同时，不是含蓄地，而是粲然地一笑。随即，他转过身，向她爸爸说：
“我倒认为罗部长这‘异想’是有大魄力的表现。我们党能坚决彻底而又稳妥有步骤地整党，实质上当然就是改造党。我们能提‘改造世界’、‘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口号，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改造党’的口号呢？”
这个人居然敢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发表不同意见。这种勇气使在一边听着的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她听见陈抱帖继续说，“确切的提法好像应该是：改变我们党的党员结构。所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是关乎我们党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另外，我认为，所谓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提法，实质上就是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
“你这个说法我倒同意。”王彦林打断陈抱帖的话说，“现在知识分子入党太困难了。”
“可是，我们还应该修正一下，或说是扩大我们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理解。”海南看到陈抱帖说到这里时，用眼角瞟了下王彦林。“不能仅仅凭学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
“这种修正或扩大，只会造成混乱。”王彦林又急不可待地插进去。这两个人的对立已经很明显，三个老人感兴趣地看着他们两人辩论，而海南在一旁把王彦林恨死了！为什么他今天偏偏要夹在这中间？如果没有他，今天晚上这场谈话的主题就会明白得多，直接得多，说不定还会一锤定音哩！就是因为有这个死鬼在场，现在不得不放烟幕弹，大谈什么“接班人”，什么“党的生存和发展”，什么“知识分子的概念”。我要听这些干什么？！简直可恨透了！她已经忘了是她自己先打电话给王彦林的了。
接着，她又听见这个可恨的、可厌的人这样对陈抱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照你的说法，《儒林外史》中的引车贩浆者流，比如那卖火筒的、打烧饼的、做裁缝的，只要会下两盘棋，画两笔画，也应该算作知识分子啰？”
“又为什么不能算呢？”陈抱帖趁王彦林说话的时候呷了一口茶，这时从容地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不过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比如那高级厨师，虽然掌握了很高的烹调艺术，做得一手好菜，他只能算作一个技术工人，而他的徒弟，能够把师傅的经验总结出来，找出中国烹调当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徒弟就是知识分子，尽管他没有上过大学的营养系，没有大学的毕业文凭。”
“这丝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王彦林蹙着眉头，一脸鄙夷不屑的神情，“这是我们搞了好多年的繁琐哲学的流毒。”
“怎么没有实际意义呢？您是搞实际行政工作的吗？”陈抱帖仍然谦和地望着王彦林，但话里却有骨头，“正是我们在实际的行政工作中碰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并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夸夸其谈，而有大量的中青年同志，在十年浩劫中没有荒废时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门科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是现在评职称，评工资，也就是说评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首先要求的却是学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普及，我们又要鼓励青年们自学成才。这个矛盾，现在让我们这些搞实际行政工作的很为难。”
“是的，是的……”孟德纯不住地点头，支持自己的秘书。
“那么，”王彦林突然嘻嘻一笑，“请问，你大概就是属于这种‘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很高水平而又没有学历的行列中的一员啰？要是那样的话，我太替你委屈了。”
“谢谢您的好意。”这位西北来的干部谦和得甚至向王彦林点了点头，以示感谢，“不过不敢劳您替我不平。我是一九五八年从中央政法学院毕业的，我有正式的文凭。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光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就没有什么值得跟他谈的价值了。”说完，陈抱帖的脸向三位老人那方向扭过去，表示跟王彦林的辩论到此结束。
天哪！他一九五八年就大学毕业了，而现在不过“四十左右”——孟叔叔是这样介绍的，不过看上去也顶多四十岁。那么他多大岁数上的大学呢？一九八二年，四十——姑且算他四十吧——一九七二年，三十；一九六二年，二十……哎呀，他大学毕业那一年才十六岁，那么他十二岁就上大学啰！简直是神童！
其他几个人没有像她那样默默地在计算陈抱帖的年龄，继续谈着。等她计算完毕，得出答案，把心思收回到客厅的时候，只听见她爸爸高谈阔论的最后部分：
“……总之，要把大批优秀人物吸收到我们党内来，或是补充干部队伍。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优秀人物，不全是人才，但优秀人物，人才，必定是有知识的。这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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