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与北欧 - 第2章北欧随感 - 心安即福地：张贤亮散文集

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心安即福地：张贤亮散文集 > 第 2 章北欧随感

第8节 “文化大革命”与北欧

　　“……那时候，有一天，我的四个学生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一派儒雅气的马悦然教授吸着烟斗沉浸在回忆里，“他们说，你教我们念的《四书》、《五经》全是中国封建主义的东西，是中国文化的糟粕。从今以后我们不念那些书了，你要教我们念《红旗》杂志的社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要起来革命！”
　　
　　他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那座梳形的教学大楼八楼的休息室里向我们忆苦的。他陷在沙发椅里面，脸上还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这位一心做学问的长者被他的四位高徒这么突然袭击了一下，我可以想象到他当时那副吃惊和尴尬的模样。我心中不禁暗笑，一会儿，又为他庆幸了：幸亏他在斯德哥尔摩，如果那时他在北京，那么这位竟然要研究“天人感应”的教授，早就戴上了十顶“反动权威”的帽子，肯定会被整得“含冤而死”的。
　　
　　“我的学生那时就不叫我老师、教授，而叫我‘反动权威’。”他好像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这样往下说，“他们一方面要打倒我，表示他们革命；一方面又要叫我教他们学《红旗》、《人民日报》。我只好教他们，学了一个学期，我问他们，你们学到了什么？他们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什么也没学到，于是我们又返回来继续学《四书》、《五经》。”

　　
　　瑞典的“红卫兵”居然会承认没学到什么，在纸上闹了一阵革命之后又变成莘莘学子，我很怀疑。这个喜剧性的结尾，在中国是无论如何见不到的。
　　
　　原来我们估计北欧的作家、学者、记者会对前不久我国进行的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提出许多问题，而事实却不然。他们对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没有问过一句。在许多场合，我们发觉他们还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件事，他们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兴趣，几乎全部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而他们大多数人又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一无所知，仅仅是从当时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其他宣传品来了解这场运动的。
　　
　　马悦然教授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和我们一样，因为他夫人的父亲，也就是他的老丈人是一位“右派分子”，他本人又精通汉语，比较了解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马悦然教授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和西欧那时的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反越南战争的政治情绪，以及反现实、反传统的艺术思潮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当时不但你们国家有‘红卫兵造反’，整个西欧都在你们‘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有‘红卫兵造反’，最厉害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学生们组织起来占领课堂、学校，还跑到街上去示威游行。北欧的学生比较稳定，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他们不过是造造老师的反罢了。”
　　
　　必须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区别开来。但是真理越过一步便是谬误。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很强大的、是有历史传统的。在我们访问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处于竞选学生会领导人的高潮。我们从教学楼里出来，到餐厅去的路上，看到到处都贴着马克思、列宁的相片和左派学生写的标语，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我们大学校园中的领袖像。有几种马克思、列宁的相片，我还从来没有在我国见到过，不知他们是从哪一种历史资料中翻印出来的。在一处插着许多面红旗的小台子上，一位戴眼镜、留长发的大胡子在对十几个听众发表演讲。陪我们的中国留学生说，那就是左派学生领袖在竞选。我问，这些左派学生和中国留学生接近不接近？按道理，他们是乐于接近中国留学生的。一位姓刘的上海女学生说，他们之间并不接触，瑞典的左派学生似乎对中国现在派出的留学生不太感兴趣，因为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只知学习，不再“输出革命”了。
　　
　　在这样的校园里，可以理解，是很容易接受“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极左的豪言壮语的。
　　
　　在瑞典学会和瑞典笔会为我们举行的那次报告会上，一位瑞典作家说：现在你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件不好的事情，但我们认为你们那时却有许多吸引人的东西。我问：是什么东西吸引你们呢？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城市街道上的居民们，包括老太婆都组织了起来开会学习，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全用一个声音说话；其二是农民们都生活在一个公社里，一起劳作，一起休息，一起娱乐。他说，在西方，工业化社会把人和人的距离拉开了，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们感到孤独；我们喜欢你们那种集体生活。我说，要说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都用一个声音说话，那么你们南面的那个国家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恐怕比我们那时做得更好，而你一定会知道它里面饱含着多少眼泪；要说几亿农民都生活在一个公社里，一起劳作，一起休息，这倒是真的，可你应该加上一句：几亿农民还在一起挨饿！

　　
　　北欧进步的作家、学者、记者过去既然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来了解中国当代政治，他们自然能接受那种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伪装起来的“革命”。当文夫向他们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是用最革命的理论来掩盖最腐朽、最封建的东西的复辟时，他们也表示不好理解。对当时把大批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他们还抱着一种罗曼蒂克的田园诗式的臆想，认为那一定非常美妙。一位瑞典作家说，他在斯德哥尔摩郊外有一所别墅，每年他都要去那里从事体力劳动；他认为人是不应该脱离大自然的，所以他很羡慕中国知识分子有那么多体力劳动的机会。
　　
　　北欧的作家、学者们，除马悦然教授这样的汉学家，能够直接读中文作品的人外，几乎对我国的当代文学一无所知。他们听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在我国意味着一场灾难，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于是又问，中国的作家能不能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苦？对苦难持什么态度？我们举出了几部所谓“伤痕文学”作品和以写“伤痕文学”著称的知名作家，他们都茫然不知。于是，我不禁想到“伤痕文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贡献，如果我们没有“伤痕文学”的话，三中全会以后的批“左”和思想解放运动，可能还取不到这样的成绩。“伤痕文学”以丰富动人的感性形象补充了理性教育，使人民更深刻地认识了“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反右”运动是怎么回事。外国的左派就缺乏这种形象的“教育”，接受的却是“两报一刊”的教育，他们又没有身临其境，所以思想上很难转过弯子。我们认为打倒“四人帮”是人民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他们却认为那仍然是派系斗争，甚至是“复辟”。我觉得，要这些外国人在思想上也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国就有必要组织力量向外介绍“伤痕文学”。我们大可不必怕外国人把“四人帮”和中国共产党混在一起，把极左猖獗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混在一起。文化水平较高的外国读者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他们是会把各种现象的界限分清的。目前遗憾的是，对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的现象，既不知道中国过去的社会现象，也不知道中国现在的社会现象。而在这方面，只有文学是最好的桥梁。
　　
　　一些外国朋友，也感到他们对中国的现状知之甚少。在奥斯陆，当我们从挪威科学院那座古老而又华丽的大厅开完招待会出来后，在前厅的衣帽间，一位白发苍苍的、具有十足绅士风度的老先生过来握着我的胳膊，亲切地说：请原谅，这些人并没有看过多少关于中国的书，所以今晚上他们提出了许多愚蠢的问题。他自我介绍是位医生，也爱好文学。我通过傅克英同志和他攀谈起来。我说，要谈到原谅的话，首先倒是请你们原谅我们，我们过去的文学没有很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现实；现在我们的文学开始反映了，可是我们又没注意及时对外宣传翻译。
　　
　　也就在这同时，一位留着大胡子的中年人向我打听我是怎样获得平反的，是自己申请的呢，还是政府主动给予平反的。我回答是政府主动给予平反的。他说他过去是挪威共产党党员，还是挪共的中央委员。他很自豪地说：“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过去一直当海员，现在是记者。”接着，他又不无伤神地说，在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反铁托的时候，挪共把他开除了，而现在形势早已变化，挪共却不给他平反。我说，你是不是能向挪共提出申请呢？他耸耸肩膀说，我提出申请当然可以，但挪共要把我算作重新入党，作为一名新党员，所以我像你一样，从来不去申请平反。
　　
　　给我的印象是，外国人好像不如我们会转弯子，在错误面前和困难面前都不如中国人灵活，错了也要拗到底。这位前挪共中央委员和挪共，不论哪一方稍微让步一点，这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报上有“×共（马列）”的字样。在挪威、瑞典、丹麦，当然也有“挪共（马列）”、“瑞共（马列）”、“丹共（马列）”，这些小党就因为在错误路线上转不过弯子，现在和我们疏远了。我们驱车经过奥登萨市区，看见一家商店门口，涂着鲜红的颜色，绘着金色的镰刀斧头，问建新同志，他告诉我这是丹共（马列）开的书店。他们现在自成体系，自己活动，很少和我们大使馆联系。
　　
　　在奥斯陆，就在出版俱乐部为出版《中国文学精华》于“新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上，一位十分漂亮的金发女郎要给我们照相。主人说她是一位记者，我们当然乐于从命，在饭店门口排队如仪。她穿着紧身裤、滑雪衫，用十足的好莱坞女明星的风姿举起相机，啪啪啪地给我们照了好几张。第二天，大使馆给我们送了报纸来，才知道要我们照片的原来是挪共（马列）的机关报《阶级斗争报》，而她就是这家机关报的记者。
　　
　　回忆她的打扮和风姿，我们怎么也看不出来她是阶级斗争的左派斗士。可见我们过去对左派人士形象的想象是错误的。
　　
　　《阶级斗争报》上果然刊载着我们几人的大幅照片，而她那篇报道的题目却起得相当有风趣，好像又失去了阶级斗争的严肃味道，露出了玛丽莲•梦露的真面目。那题目是《中国的文学允许接吻吗？》。在我们的合影旁边，配了一张两个东方青年男女沉迷在接吻中的照片，我怀疑那是从什么香港电影中剪下来的一个镜头。
　　
　　后来，在挪威的我国留学生王渤告诉我，《阶级斗争报》发行量很少，是靠挪威政府的津贴维持的。我听了不禁愕然：挪共（马列）的机关报肯定是反政府倾向的，政府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津贴呢？到了瑞典，我们才了解到，原来在七十年代期间，瑞典和挪威先后通过了一系列给予报界财政资助的法案，主要是对在发行地区发行范围较小的报纸提供直接的生产补贴；由各组织出版的报纸和文化刊物，都得到国家的资助，因为这些报刊有助于开展关键性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讨论。王国政府支持如《阶级斗争报》这样的报纸，是有意地要设置一个“对立面”、一个“反面教员”，还是要装点“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