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在湖北固然艰难，但曾国藩在江西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且他的很多难处跟胡林翼还差不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咸丰比较重视湖北；而曾国藩更关注江西，认为此处不仅可作为威慑天京的桥头堡，还能防卫两湖——这也是他在石达开猛攻湖北时，没有全师回援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使曾国藩不能脱离江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内湖水师仍被困在鄱阳湖内，若无强有力的陆师进行配合，孤掌难鸣尚在其次，被太平军一举歼灭才最为可怕。又比如胡林翼只带了一部分湘军去湖北，就已出现了粮饷不继的危机；若是大部队再开过去，粮饷供给无疑会更成问题。
　　
　　没错，曾国藩肯留在江西的重要原因是希望当地政府给他提供给养。可是他没想到，江西政府对他的态度，竟然与当初的湖南政府如出一辙。
　　
　　江西巡抚陈启迈是曾国藩的老乡，而且两人还是“同年”，也就是同科录取的进士。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同年”关系也意味着一种无形的情感纽带。之后，两人又同在翰林院供职，私交虽谈不上很好，但亦无个人积怨。
　　
　　在江西，这对同乡兼同年的矛盾却激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陈启迈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他见曾国藩既无地方大员的身份，又不是钦差大臣，便有心相欺。用得着湘军的时候，他就不顾死活地让他们去拼命；当曾国藩开口要粮饷时，则百般刁难。往往是曾国藩在那里费尽唇舌说上半天，他给来一句：“你讲得太好了，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曾国藩把同乡同年甚至翰林院的交情搬出来，陈巡抚仍是一脸傲慢和无情：“你也太不跟我见外了！就算你说破大天，我也拿不出一个子！”
　　
　　遇到这样的铁公鸡，曾国藩就算是磕头作揖都没用。而没有粮饷就什么都干不了，尤其当时内湖水师新败，如不出钱修理和重造战船，很难走出委靡的状态。
　　
　　湘军之前的粮饷，主要是依靠士绅捐资。士绅的钱也是钱，不是光靠一个口号，人家就愿意把真金白银给捧出来。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了钱，必须按其捐资多少奉送一个相应的虚衔。
　　
　　饶是如此，劝捐仍收效有限。毕竟，在兵荒马乱、穷字当头的岁月里，谁兜里的钱都不多，这是怎么劝也没用的。早在衡阳练兵时，曾国藩就叫苦连天，慨叹“劝捐之难，难于登天”。为此，他甚至不得不改“劝捐”为“勒捐”，也就是向湘中大户进行强制摊派——不想捐也得捐！
　　
　　在江西，劝捐是完全不顶用的，因为湘军奉出的那些虚衔白条，当地官府不承认。官府不认账，多大的官帽都变得一钱不值。久而久之，再也无人肯对湘军进行捐纳。至于勒捐，湘军属于客军，当然也做不出来。
　　
　　曾国藩只能从湖南得到一点儿粮饷，但与胡林翼的情况类似，这点儿接济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用。
　　
　　辞职不行，要钱没有。曾国藩就像被吊在半空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直到幕僚郭嵩焘献厘金之策，才给曾国藩开辟了一条新路。
　　
　　郭嵩焘随湘军赴援江西，路上遇到贩盐的，便跟他们攀谈起来。在盐贩子那里，郭嵩焘看到了一份太平军签发的税单。原来太平军也对商人设卡征税，这使郭嵩焘受到了很大启发。
　　
　　战争对农业而言，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它同时给敢于铤而走险的商人带来了发财机会。特别是盐这种东西，谁都少不了。而由于战争期间交通堵塞，战乱地区的盐可能比黄金还贵。
　　
　　郭嵩焘设计的厘金，相当于一种商业税，税额一般在百分之一，故以此名。对于冒险牟取暴利的商人来说，这点儿税不过九牛一毛，肯交也愿意交。
　　
　　于是曾国藩设立厘局，对过往商人设卡抽税，由此大大缓解了窘境。但如此一来，他又得罪了陈启迈。陈启迈认为江西是他的地盘，要设卡也得由他来设。曾国藩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把这么肥的活儿给抢去，不是给人心里添堵吗？
　　
　　陈启迈一面上奏朝廷告御状，一面把替曾国藩主持厘局的江西举人彭寿颐给抓了起来。等曾国藩闻讯施救时，可怜的举人已死在庸官的重刑之下。
　　
　　彭寿颐曾举办团练，并代替弃城而逃的知县抗击太平军，因此被曾国藩视为难得的人才，本来是要放在湘军大营中予以重用的。如今他死于非命，令曾国藩“深为愤痛”。
　　
　　曾国藩客居异乡，又有当年避走衡阳的前例，因此纵使江西官府拒发粮饷且多次找他别扭，他也“雅度无怒容”，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这次，他再也控制不住了。
　　
　　什么同乡同年？现在甭说翻脸，我连杀你的心都有！
　　
　　正好他得知了陈启迈暗中从走私鸦片中获利的事实，便上奏咸丰，弹劾陈启迈：“我不喜欢背后说人坏话，但这个姓陈的做得太过分了！”
　　
　　两份状纸先后送到，而陈启迈那份等于白告——咸丰自己发不出粮饷，要靠前线将帅自筹，当然不会责怪湘军设厘金一事。倒是曾国藩的弹劾有根有据，一下子就摘掉了陈启迈头上的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