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大病后，他渐渐走出了兄弟失和的阴影。他积极支持学潮，为青年学生呐喊助威，这使他重新获得生活和战斗的勇气。虽然因此屡遭教育当局的挤压，但他毫不畏缩。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和敬仰。尤其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以极大的愤怒为死去的学生写了悼念文章，控诉这个黑暗的世界，号召青年们做奋然前行的真的猛士。那既是在鼓舞青年，更是在激励他自己。
　　
　　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的一位学生——许广平同他走到一起。他们相爱了。鲁迅26岁结婚，过了近二十年的独身生活。他的虚构作品中很少描写青
　　
　　年男女的恋爱。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小说《伤逝》，是他一生唯一的爱情题材作品，写出后却没有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而是直接收入小说集。他
　　
　　对爱情的疑虑，多少反映在这篇小说中。他考虑的问题很多：恋爱的结果，婚
　　
　　姻生活的种种变数，等等。在小说中，他并没有把笔墨集中在美好的恋情上，而主要写感情的易变化、难持久及婚姻的失败。
　　
　　尽管有这些顾虑，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他不但感化了对象，更说服了自己：他需要爱情，他有理由也有资格获得爱情。他期望爱情带他走出失望和绝望的深渊。
　　
　　爱情需要新的生活状态。北京的政治环境渐趋恶劣，军阀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而他同许广平的恋爱公开后将会招致多少流言和攻击，也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因此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谋职。
　　
　　三
　　
　　新成立的厦门大学雄心勃勃，在全国罗致名教授学者。鲁迅是著名作家，又曾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有重要的学术著作出版，不但在中国小说史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金石学方面也有所积累。作家而兼学者，对学生的号召力不言而喻。鲁迅接受了聘请，担任厦大国文系教授和国学院研究教授。他带着爱情的鼓舞和对新生活的期盼，兴奋地走上讲台，但很快就陷入了失望——他并不适合教学生活，也不适合这里的环境。他的兴奋点并不在学术，而在创作。但在厦门这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分明地闪现在他的文字中。他从以往的孤独变得富有亲情，从坚硬变得柔和，也因为生活的沉静而从现实的战斗变为对往昔经历的亲切回忆。日常生活虽显沉闷，但因为沉浸在新获得的爱情中，可以以书信倾诉衷肠，他的内心是充实的。
　　
　　学校分成派别，互相排挤，继续上演在北京时期学界的矛盾斗争，使他厌恶。种种不便和烦恼，促使他很快到广州与情人会合了。
　　
　　鲁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职务，许多时间用于行政工作。困扰他的仍然是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不能兼得的矛盾：是静下来研究学问，还是观察人生，介入现实，进行文学创作？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从事创作，在广州这样的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又不适宜。
　　
　　在广州，鲁迅又一次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军阀惨杀，党派暗斗，民众麻木，人心败坏。这一切，给他
　　
　　带来的不只是厌恶，更是绝望。等待中国政治的清明，好似在等待黄河之水变
　　
　　清一样。他渐渐被视为旧时代的人，新的革命运动中没有他的地位，他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至多能成为同路人。他不愿进入争端，因此必须离开。对得势的革命者的专制嘴脸的痛恨，对未来的担忧，对历史的恶性循环的疑虑，使他又陷入痛苦的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国国民性改革的最有效途径究竟在哪里？
　　
　　他决定去上海。因为上海还没有被军阀或党国完全占领，还留有一点儿言论自由。他打算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版税生活。
　　
　　四
　　
　　在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鲁迅成为年轻一代文学家的攻击目标。他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只到革命的大本营做一个旁观者。他以往的功绩虽然让青年人崇拜震惊，但这本身就是阻挡历史发展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证据。他不得不深刻地反省：莫非自己真的落伍，没有追求进步的激情而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吗？在激烈的论战中，他无情地解剖自己，痛下工夫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亲自翻译苏联文学理论书籍，希望找到前进的方向。这场论战更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领导地位，更彰显了他作为“五四”以来文学革命主将所建立的功勋。这些功绩，用激烈批判的甚至带有审判性的言辞，用政治理论衍生出来的文学理论概念是抹杀不了的。他在左右开弓的交战中，找准了自己前进的轨道。而当时所谓的“革命文学家”，在阶级论的简单的直线上滑行，沉迷于“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其文学价值值得怀疑。但这场斗争也使鲁迅痛切地意识到，在阶级社会、政党政治里，一个著名作家是很难做旁观者的，甚至连做同路人也是困难甚至危险的。他必须做出选择，必须鲜明地表达立场。因此，在上海，他除了继续坚持自己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理念，关注改造国民性的长期而艰难复杂的工作——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领域中奠定地位的基础，也是他继续生存的条件——还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加入有党派背景的社团组织和行业协会。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他痛恨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寄希望于后者能以其崇高理想冲破现有政治格局，创造新的制度，带来新的生机。这种希望使他特别关注共产党已经成功夺取政权的苏联。对这个以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