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结束后的例行记者采访中，我鉴于英方实际上已接受中国军队先遣人员提前进港的必要性，就对外表示双方已就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各项具体安排仍有待商讨。
　　
　　可是这个正面表述未得到包雅伦的认可，他马上对记者们“澄清”，双方只同意了某些原则性问题。
　　
　　我们俩不尽一致的口径使传媒对谈判进展猜测各异，有说“达成原则共识”的，有说“未达协议”的，还有说“达成部分共识”的，纷纷见诸报端。
　　
　　英方的消极增加了我方工作的难度。为了争取英方回到谈判桌，中代处于11月15日再次向其提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书面意见，并作出重大让步，承诺先遣人员进港将不携带任何武器。
　　
　　于是，英方同意复会。
　　
　　1996年12月2日，防务与治安专家组召开了第21次会议。尽管我们已率先作出放弃携带武器的让步，英方仍然“心猿意马”，继续以先遣人员进港为筹码争取其他方面的利益。
　　
　　包雅伦提出，希望中方向英方通报1997年7月1日驻港部队大部队的进驻计划，这是英方考虑让先遣人员进港的重要因素。他继而重申先遣人员不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成员，不受《特权与豁免权（联合联络小组及土地委员会）条例》保护，不应享有外交特权；还指中方建议中的人数太多，进港时间太早，对通信及物资运输的需求规模过大，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他还特别提出，如果先遣人员到港，应入驻位于维多利亚港南岸的英军总部威尔斯亲王大厦，以“方便”与英方交流。
　　
　　上述表态与其在第20次专家小组会议上的意见如出一辙，总之“一百个不满意”。尽管我又作了详细的解释，英方仍没有丝毫的松动。包雅伦在会后对媒体公开渲染“会议进展未如理想”。他这句话是想给公众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没有进展的责任不是在英方。
　　
　　1997年1月27日至28日，第22次专家小组会议召开。会前，英方已于1月7日将书面意见向我通报，这是英方第一次就我方建议作出实质性回应。
　　
　　为最大限度减轻英方的顾虑，我首先重申了中方处理先遣人员问题的“四不”原则，即不承担香港的防务，不影响英方的对外观感，不会形成另一个军事总部，也不会对1997年6月30日前英国在香港的行政管治造成影响。
　　
　　随后，我介绍了在充分考虑英方关注后再作出的三方面让步：一是先遣人员会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并不再寻求外交豁免权；二是先遣人员及军用物资进出香港将参照驻港英军人员及物资的进出待遇安排，不再提出免检要求；三是先遣人员的数量从250人调减至220人，主要由技术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组成，于3月起分四批进入香港。
　　
　　我还进一步就英方建议先遣人员与英军共同驻扎在威尔斯亲王大厦问题平心静气地作了解释：两国军队在体制、管理方式和风俗习惯方面都有较大差异，考虑到各自有安全和保密要求，解放军还是单独住到枪会山等其他合适的军营为宜；另外，由于中国军队对于给养和物资在和平时期都是自我保障，在运输工具、人员编配、经费拨款等方面有一套固定的规范，假如改用地方民营承包商运送，定会带来困难，因此希望英方予以理解。关于英方希望我方详细介绍1997年7月1日后中国在部队进港和调配方面的计划，鉴于此事纯属中国内政，超出了联合联络小组讨论范围，希望英方不要再将此与先遣人员的谈判联系起来。
　　
　　但是，上述体现中方极大诚意、作出重大让步的方案并未得到英方的肯定。包雅伦形容我方仅作了“有限调整”，坚称中国军队先遣人员太多、进驻时间太早、设备规模太大的老调，并指先遣人员与英军共同驻扎在威尔斯亲王大厦的立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最后，包雅伦居然倒打一耙说，虽然1994年以来中英双方就防务交接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但不等于中方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喜欢在上面填什么就是什么。
　　
　　英方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让谈判的气氛更加凝重。为了避免不欢而散，我建议休会，当日下午改行双方的非正式会晤。
　　
　　按照北京事先准备的预案，谈判空间还是存在的。在非正式会晤中，我主动透露了中方新建议的部分内容，表示中方可以考虑由部分先遣人员组成联络组与英军共同驻扎在威尔斯亲王大厦，但其他人员还需住在枪会山或其他营地。
　　
　　28日恢复正式谈判。甫一开始，包雅伦即对于我昨日关于先遣人员联络组入驻英方总部的建议表示欢迎，但认为如果联络组人员太少，仍不能照顾到对外观感，同时表示如果中方先遣人员单独驻扎在枪会山或其他地方，且有活跃的活动，仍会在香港社会上造成中国军方另立总部的印象。他继而一如既往地重复中方应再调减先遣人员数量和物资，推迟进港时间，减少运输车辆台次等意见。英方专家组的最高军事代表苗礼信将军甚至表示中方的建议“都太具雄心，欠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