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11日的北京，早春伊始，万象清明。正午时分，一架搭载我一家三口的港龙客机从首都机场出发，飞向正为世界瞩目的香港。
　　
　　飞机先向西，飞到太行山的上空，再折向南，穿入望不见边际的茫茫云海中。汹涌翻滚的云团上方，披挂着灿烂的阳光，熠熠生辉。
　　
　　这次远行，将开启我投身港澳工作的新一页：奉命前往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二规定设立的临时性外交机构，专门磋商处理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的具体事宜。我将在中方代表处工作至1997年7月1日，亲历祖国把香港完整地收回来。
　　
　　这次任命我作为香港回归过渡期的中方谈判代表，奔赴一段重要历史的前哨，可能是因为我曾作为中英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中国政府工作小组组长、中英关于香港金融秘密渠道中方组长，为两国政府达成《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的题谅解备忘录》、安排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发行港币等专项事务，成功与英方打过交道。香港传媒曾评论我的谈判风格“强硬但讲道理”，后来听说英代处的外交官员也认同这样的评论。其实，我从里到外、自始至终都是力求与英方合作，从而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的力行者，因为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是香港福祉所在。为捍卫和争取国家、香港的利益，有道和理支撑，我岂能软弱支吾？面对新的使命，我必当一如既往，紧握接力棒，跑好迎接历时150多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