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公园的空间，并不在一个平面上，大体而言，是它的东北部，对比于其他部位，高出几米，两个平面的过渡，便由那宽阔的台阶完成，那个台阶，也就成了游人们留影的一个常取场景。三十几年前，曾与二姑妈聊起卢森堡公园的这个台阶，她感叹道，恐怕几代曾到巴黎的中国人，都上下过那台阶，并大都在那上面留过影，她就陪何香凝，还有廖承志，多次经过那台阶，她说，上世纪初，不仅留法的人士必定在那台阶留下足迹，当时在欧洲其他国家留学的，尤其是在德国留学的人士，都会或途经巴黎，或利用假期从柏林等处来巴黎活动，比如周恩来、宋庆龄、朱德、孙炳文、邓小平……就十之八九会在那宽阔的台阶闪过自己的身影。我拿出在那宽台阶上拍摄的旧照片让二姑妈指认，她告诉我，其中那个高挑身材、一身白色洋装的女士，叫张邦珍。我问：张邦珍如今在哪里？二姑妈轻声说：去台湾了。我本能地回应道：啊，是个反动派啊！二姑妈迟疑了一下，就跟我说：其实，那个时代，在保皇党和军阀们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乱党”，也就是说，都是革命党，跟李大钊一起被军阀张作霖绞杀的，就有好几位并非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其中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叫刘悒兰，二姑妈跟她接触过，就是国民党员，属于国民党左派。张邦珍呢，最早也应该算是国民党左派，跟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后来国共分裂，直到大决战，当年在巴黎一起游卢森堡公园的人，才彻底分道扬镳，张邦珍随宋美龄去了台湾。我注意到另一张照片上，有位女士女扮男装，留男士分头，穿中式男性大褂，二姑妈告诉我，她叫罗衡，那时应该也算是国民党左派，二姑妈和罗衡都曾当过何香凝先生的秘书，但罗衡后来也去了台湾。我又本能地回应道：啊呀，怎么她也成了反动派？二姑妈微微摇头道，政治理念固然对一个人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但人是复杂的，人的感情更是具有推动力的。她以比较含混的语言让我知道，张邦珍和罗衡在巴黎时就不是一般的亲密，后来回到中国，两个人同在一所中学主政，同室居住，张的女性打扮十分精致，罗的男士装束十分粗犷，人们对她们从瞠目以视渐渐到见怪不怪，因此，大决战胜负迅速分明时，张执意要去台湾，罗怎舍得？也就去了。二姑妈跟我讲张、罗故事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那时我虽然在政治话语上还使用“反动派”之类的名词，却已经有机会看到白先勇刚出版的《孽子》，开了些窍，懂得张、罗的“孽女”情缘必须尊重，再回过头来看她们上世纪初在巴黎的留影，越发憬悟到世事的诡谲与人性的神秘。
　　
　　那张有大姑妈、张邦珍站在卢森堡阔台阶上的照片里，前端还有位手持便帽、西服短裤的男士，姿势十分随意，他是谁？父亲曾说，怕就是罗家伦吧。二姑妈那天虽然没有被照到镜头里，记忆还不甚模糊，就摇头，说怎么会是罗家伦？罗家伦那时候已经接近30岁，照片上的男士应该是更年轻的一位留学生。罗家伦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干将，流芳百世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他起草的。他后来先到美国、德国留学，1925年许入读巴黎大学。那时他尚未遇到后来的妻子张女士，在欧洲狂追过一位中国留学生，那位女生是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化学的，罗家伦在柏林就不断给那女生写情书、送玫瑰，后来人家跟一些同学来巴黎度假，在卢森堡公园，他就当着大家向那女生示爱，众留学生或插科打诨，或真诚祝福，但那女生不仅不为所动，而且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了拒绝……
　　
　　那位被罗家伦追求的女生，也曾在卢森堡公园的那个阔台阶上跟一些人合影，因为其中有我大姑妈，我家也曾有过一张，但很早的时候，就被撕毁了，毁掉它的，就是那位也曾有过美丽青春的女士。
　　
　　那位女士名蓝素琴。记得大约是我12岁的时候，我们家住进来一个人，在我眼里，分明是个老婆婆，父母却让我唤她蓝孃孃。她怎么是我孃孃？孃孃应该是母亲的姊妹，应该跟母亲一样姓王啊，而且，母亲家族的孃孃已经很多，比如那时候八孃孃就在北京农业科学院工作，来往很多，但八孃孃也从没有在我家留宿过，这位蓝孃孃怎么提着个破旧的小箱子住到了我家，住进来了许多日子，也不见她走，最让我觉得离奇的是，她也不去上班，三顿饭跟我们围坐在八仙桌上一起吃。
　　
　　那时我家住在钱粮胡同海关宿舍，我家门外有株高高的金合欢树，盛夏时，合欢花，也叫马缨花，满树盛开，散出特殊的香气，全家人轮流洗澡，洗完澡，各自搬个小板凳，坐到树下，扇着大蒲扇乘凉。有次父母到屋里做什么事去了，树下只有我和蓝孃孃，她一声不响，我不高兴，就缠着她给我讲故事，她叹口气说：“有什么好讲的呢？讲深了，你怕不懂。”我越发不高兴了，跟她说：“我5岁就上学了，现在都要上初二了。别小看了我！那年爸爸妈妈带我们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我因为岁数小，是免票的，可是，乘务员发现我在那里算带小数点的除法，就要查我的年龄，他说，哪有这么小的娃儿就懂小数点的呢？再说我到这21中，语文老师头一堂课，提问，让说出来暑假里读了什么书，问到我，我说读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他眼睛瞪得好圆……”蓝孃孃这才噗嗤一声笑了，用蒲扇拍着我背说：“鬼娃儿！没想到你人小心大！”我就说：“可不。我在爸爸的那个放旧照片的紫檀匣子里，看到过大姑妈、二姑妈她们在法国的照片，有个地方叫卢森堡公园，在那地方照的最多，爸爸说照片里头也有你呢！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讲卢森堡公园的故事呢？”蓝孃孃听了脸色陡变，四面望望，然后低声说：“以后快别再提那些陈年旧照。”稍后又说：“故事我懒怠讲。不过，你既然早熟、早慧，倒是可以给你推荐本读物。我知道你哥哥姐姐都是喜欢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所以你也读了《上尉的女儿》。其实德国的文学也是很好的，有本书叫《茵梦湖》，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图书馆里找到？”
　　
　　我在很久以后，才读了《茵梦湖》的中译本。因为是一个特别的人所推荐，我的读后感，是很个案的。我掩卷后思绪悠悠。蓝孃孃一生未婚。我见到她时，应该是五十岁出头，何以那么出老？原来，她是从监狱里放出来，因为实在无处安身，才投靠到我家的。我不会特别去注意父母和蓝孃孃的谈话，尤其是当他们压低声音交谈时，我总是走开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既然在一个空间里生活，免不了还是听到一些、记住一些。有一次是蓝孃孃跟妈妈说，感谢我家给了她这么舒服的居住条件，特别是能在大澡盆里仔细洗干净自己，她说她刚进监狱的时候，最感苦恼的还不是那罪名，而是身上立刻长满了虱子，她说她在狱里后来受到表扬，就是由她发起，制订方案，督促众牢友一齐努力，消灭了虱子，连看守们也都高兴，因为原来看守回到家里也遭抱怨，虱子是牢门关不住的，从牢里传染到牢外，大家一齐灭虱，牢内牢外都舒服多了。蓝孃孃住的是新政权的监狱，那么，她是个反动派无疑了。父母怎么会留她在家里住呢？我那时候好不容易才被批准系上红领巾，这种觉悟还是有的，有一天，妈妈和蓝孃孃上街买菜，我就跟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蓝孃孃怎么回事儿啊？”爸爸简单地回答我：“她是因为历史问题抓进去的，现在查清楚，放出来了。她无亲无故了，实在没地方安身啊。现在她正在向政府申请安排工作，等把她安排了，她就会离开咱们家的。”后来有一天，听到蓝孃孃跟父母聊天，妈妈责怪她：何必把那张有她和罗家伦的照片要去撕掉？她说往事实在不堪回首。那天大家在卢森堡公园拍完照，又出公园在街边咖啡座吃餐，那罗家伦还是那么不管不顾，众人都在哄笑，“我腻烦极了，就一个鸡蛋丢过去，把他身前的玻璃杯砸了个粉碎！”蓝孃孃的这段叙述一直镶嵌在我的记忆里。1988年在巴黎，我特意登上卢森堡公园的阔台阶，穿过一片树林，走出它东北大门，面前是一条有着好几个咖啡馆的街道；卢森堡公园是一个几处有门，与周边街道相连的公众共享空间，我在《私人照相簿》的照片说明里，把公园里的阔台阶说成街头，就是因为它实际上与外面街道浑然一体；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前，蓝孃孃是在哪个咖啡馆的露天咖啡座，往罗家伦那边扔鸡蛋的呢？那种咖啡馆确实不仅供应咖啡及其他饮料，也供应吃的，蓝孃孃扔出去的鸡蛋，应该是英式的煮鸡蛋，竖放在一种专门的鸡蛋托子上，吃的时候，先用餐刀背将壳击裂，然后再剥去所有蛋壳，最后是用手拿起来吃，还是用叉子叉起来吃呢？……悠悠岁月里，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曾发生过蓝素琴将煮鸡蛋掷向罗家伦的一幕，而在那以后，并没有太久，罗家伦回到中国，1927年与一位张女士结婚，1928年成为清华大学校长，1931年成为中央大学校长……后来也去了台湾，成为高官，1969年，他的人生谢幕。他一直保留着那张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上拍摄的，虽然是多人合影，却有着那时候他眼里西施的蓝素琴的照片吗？在他的遗物里，还找得到吗？
　　
　　蓝素琴不以罗家伦后来的发达而后悔对他的拒绝。她始终不爱他。她回国以后，本来以她那柏林大学化学系的水平，足以到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化学系谋取一个教职，但她没有去，她应该始终不后悔那个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抛物运动。但以她向我推荐《茵梦湖》而推论，她应该是懂得爱情的。她那隐秘的爱情，究竟有几许的甜蜜，几许的辛酸？她始终独身，可见那曾经有过的爱情，是个凄恻的故事。她若愿写小说，怕也能写出本类似《茵梦湖》的书来吧？
　　
　　大概是我上到初二上学期的时候，有天放学，不见了蓝孃孃，去那间原来她借住的房间，不见了她那只破旧的小皮箱，我就知道，她走了。也没问父母，到吃晚饭的时候，桌上少了她的碗筷。又过了一个星期，传达室送来的报纸里有一封信，记得信皮上印着西南师范学院的字样，父母传阅后，一个说：“这下好了。”一个说：“其实不用道谢。”我就知道，蓝孃孃被安排到大学教她在德国学来的化学了。很长的时间里，我把她忘记了。
　　
　　到1963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中学教师了。那时候父亲已不在海关工作，他被调到张家口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当英语教师。那一年暑假，父亲母亲先从张家口到北京，跟我会合，然后一起到成都，住到了他们的发小邓伯伯家里。邓伯伯比他们年龄略大，他们叫他邓哥。邓伯伯早年也在法国留学，我在他书房的书橱里，看到了我看熟了的以卢森堡公园阔台阶为背景的老照片。那时候邓伯伯是全国政协委员。一旁听邓伯伯跟父母怀旧，也聊到罗家伦追求蓝孃孃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提到那只抛出的煮鸡蛋，邓伯伯当时似乎在场，回忆起时不免呵呵地笑。邓伯伯指着那张旧照片，逐一说着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有的在留学时就病死了，有的后来绝不再跟照片上的同游者来往，不知所终，这些听来当然无所谓。但是，有的，他就说：“那时候激烈得很啊，谁想到后来竟投靠到他那时激烈反对的势力怀抱里去了！”这话听了也还不算惊心，但他又说道：“那时候大家吵归吵，总觉得心还是靠近的，都恨军阀混战，恨列强瓜分，恨贫富不均，恨骄奢淫侈，恨政客虚伪，恨世风糜烂……大家都是热切要让中国富强的社会变革者啊，多一半应该算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怀揣着热血浸泡的理想……可是，后来，这位把那位视为死敌，那位更实实在在地对那边那个实行了镇压……当年大家在那卢森堡公园的宽台阶上，互相搂着肩膀，齐唱《马赛曲》啊……”他提到了蓝素琴，记得妈妈问他：“邓哥，按说后来批判胡风，正式启动镇压反革命的大运动，还有反右，她都难以幸免啊，怎么听说她倒都平安无事？”爸爸只低头无语，因为他在1957年的“鸣放”中，也“说错了话”。邓伯伯沉吟了一阵，这样解释：“是呀，有的人就是并无言论，也给划到敌我矛盾那边去了。蓝素琴么，听说在‘鸣放’的时候，有人动员她为解放初的被捕入狱吐苦水，动员她要求平反，她就在会上说，那样处置她是对的，后来安排她这份教职，她除了感激，没有别的话说。依我想，她是悟透了。果然求得了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