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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 第 4 章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
第7节 第七章

  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极为轻蔑:
  
  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可以说,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巨大。除了对中国军队的整体评估外,他们还对中国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查。马戛尔尼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从大沽 口到通州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观察,为西方人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比如他们曾这样向英国军方汇报定海 的防卫设施:
  
  城墙高三十呎,高过城内所有房子,整个城好似一所大的监狱……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而外,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军队,四壁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


  
  斯当东的这些记载,是否对英军选择定海为攻打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有所影响呢?反正在那次战争中,定海军民虽然竭尽全力,毫不退让,最终也不堪一击。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当然是鸦片,这与乾隆皇帝也并非毫无关系。
  
   “鸦片”是英语opium一词的音译。若追根寻源,此词则是由拉丁语“汁液”一词演变而来。而鸦片的另一个中文名称“阿芙蓉”,则源于阿拉伯语 “afyun”。正像两个词所表明的那样,鸦片最早出现在中东和欧洲。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修纪》里,鸦片就已经被描述成为“忘忧药”。
  
  事实上,早代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这种药物。当时中国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取回了真经的同时也带回了“药烟”(鸦片)。到了宋代,用鸦片煎茶已经是士大夫的一种时尚,故苏轼诗中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之句。
  
  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人类之害,因为截至那时,人们吃鸦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儿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掺上其他药品,煎汤喝掉。这两种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鸦片成为一种令人难于抗拒的毒品,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发明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的方法开始的。清代初年,荷兰人把这种吸法传入中国。从此,鸦片在中国蔓延速度明显加快。
  
   早在雍正年间,鸦片成瘾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间,鸦片烟馆已经出现在北京,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雍正皇帝在1729年颁布圣旨,禁止这 种毒品:“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不过,由于中国本土种植 鸦片极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国每年只进口鸦片300箱,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中国的威胁,是在乾隆年间。
  
   如前所述,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从18世纪中叶起,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因此中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顺差 是惊人的。1765—176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连年不断 的巨大顺差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茶叶、白银和鸦 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然而,世界上白银产量毕竟是有限的。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的上秘鲁 (Upper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对华贸易不断增长,而银矿的产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 竭。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英国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
  
  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
  
  史载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正是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头次尝试让他们惊喜交集。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250印币,而运到中国,售价竟高达1600印币,一翻就是6倍多。很显然,这是换取中国茶叶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润的驱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 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 构》)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1/8,到乾隆后 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1/2了。中国社会上,吸食鸦片者的数量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 具的输入和贩卖。


  
  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鸦 片 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是外国商人的经验之谈。英国商人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巨大的 灰色收入空间。英国人后来记载道:“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 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 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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