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壮图的奏折下篇 - 第2章盛世的崩坍 -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 第 2 章盛世的崩坍

第2节尹壮图的奏折下篇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挺有见地。
　　
　　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和珅当政后，将议罪银制度化了，大臣们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纳罚银后，从轻发落。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
　　
　　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珅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皇帝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两个来。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们的犯罪实据，是多么不现实。如果是稍微乖巧点的官员，揣测皇帝批复之口风，自然能领会到皇帝的不悦。皇帝的拒谏之心已显露在字里行间，最聪明的应对无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恍然大悟，等等等等。虽然丢了面子，却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他在复奏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往一返数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他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所见的民生，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富庶繁荣，而是贫民遍地，财政匮乏，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

　　
　　尹壮图说，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对大清政局无不痛心疾首。“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那些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花样，几乎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出来。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一一调查取证。“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说，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话，那么他请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派一个信得过的满洲大臣，和他一起去各地密查，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证据。
　　
　　尹氏的头一道奏折只是让皇帝略有不悦，这道复奏却让皇帝深受刺激。皇帝读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一段，手剧烈地抖起来，脸也涨得通红。旁边伺候的老太监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前递过一杯茶。老皇帝喝了几口，闭目片刻，才慢慢平静下来，提笔颤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后把笔掷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也不怪皇帝如此怒火中烧。
　　
　　皇帝万万没有想到，在大清处于他千辛万苦打拼来的盛世之际，居然有人进行如此颠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攻击。如果说当今天下一两个省有亏空，一两名官员存在腐败行为，这本在意料之中。天下没有完美的事物，再辉煌的盛世，也会有阴暗面，不过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支流和主流，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但尹壮图几乎将全国各省的总督、巡抚一网打尽，说所有的封疆大吏都“声名狼藉”，说所有地方都“吏治废弛”。这岂不是用一个指头取代了九个指头，将大清政局描绘得一团漆黑不见光亮吗？
　　
　　更让皇帝无法忍受的是，尹壮图说全国商民皆“蹙额兴叹”，这岂不是说人民对他的统治强烈不满？岂不是说他的统治应该推翻？
　　
　　对于这个尹壮图，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错的。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虽然才干不算特别优长，但勤勤恳恳，从不取巧。因为为人不够圆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高中进士后，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这些闲职上晃来晃去，一直解决不了级别问题。还是皇帝开恩，几年前特意把他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让他享受副部级待遇，于他可谓恩深谊厚。按理说，这个人对皇帝、对大清，只会感激涕零，不应该有任何敌意。何以在这个时候，对大清政局进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击？皇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情绪激动的皇帝当天就下达了长篇谕旨，公开了他和尹壮图的来往文字。
　　
　　皇帝说他绝不相信尹壮图的话，因为自己“自御极以来，迄今已五十五年”，“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觉察，终于不知者。”
　　
　　皇帝严厉质问尹壮图，你的这个看法“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必须“指实复奏”！
　　
　　皇帝决定，如尹壮图所请，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仓库。皇帝要公开和尹氏打一个赌，那就是大清的官员队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基本上是坏的；大清天下的仓库基本上是满的，还是到处都是亏空。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说，那么我就承认我这五十年都白干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骗、敷衍我。如果尹氏所说不实，皇帝隐藏杀机地说，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坛精神了起来，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这个赌怎么打下去。
　　
　　皇帝和大臣公开打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自降身份，而实在是因为尹氏所言涉及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政治形势，如何评价皇帝五十五年的统治成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共同生活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乾隆与尹壮图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尹壮图并没有说谎。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朝鲜李朝实录》）
　　
　　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中国官员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烂到了底的官僚体系。
　　
　　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如皇帝在诏书中反复讲的那样：“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纪纲整肃……吏治肃清”“万民欢悦，四海升平”。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珅招权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为恩泽普及，天下当人人称颂朝廷，不料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们在路上交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官场，叹息时事。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地方财政大多处于亏损运行状态之中，仓库亏空现象遍地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八九是虚报。一旦发生全国性的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这些具体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是一个忠朴之人，认为罗列现象，发发怨气，并不能有补，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务。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议罪银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力挽狂澜于既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