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曾国藩开始辉煌人生的这一年，李鸿章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在去往北京的路上，李鸿章意气风发，连作了十首《入都》诗。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这句气势果然不同凡响。当年西汉班超的“觅封侯”让李鸿章用在了自己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志向不是一般的远大。在曾国藩通过大考、荣升翰林院侍讲的同一年，李鸿章也遵听父命来到了北京。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当时在刑部担当郎中一职，正五品。不管是年龄还是官衔，李文安都要比曾国藩高些。但是李文安并没有因为这些而觉得在曾国藩之上，他反而觉得曾国藩是个了不起的人，所以两人的私交还算不错。李鸿章进京不久，就在父亲的引见下，拜会了曾国藩。年龄相差十二岁的两人，竟然一见如故，这种冥冥中安排好的见面铸就了他们二十多年的交往，也正是这次见面成就了晚清两代权臣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而分析起两人为什么能这么快惺惺相惜、视为知己，这就不得不从两人的个人修养和志向说起。
　　
　　曾国藩的“学术方向”是理学，也就是儒学的新发展。他以精研理学为己任，对自己的要求那叫一个高。他有个座右铭就很深刻地诠释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个座右铭够狠吧，难道人类就分圣贤和禽兽两类吗？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的人属于两者中间的那类—凡人。但曾国藩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按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禽兽，这样的行为准则真是太苛刻了，但曾国藩却不懈地坚持着。在加强自身修养的同时，曾国藩还有远大的理想—治国平天下。其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就是儒家的信条，这个信条是个有机的整体，只有自身修养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能谈到治国平天下，自己的思想层次到不了高层次，为国家、人民分忧就是空话。
　　
　　曾国藩以“经济”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经济”不是说金钱，而说的是经世济民。他通过多年的学习钻研，确定了自己“经济”之理，通过一个人的力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个理想在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的崇高，在清朝后期更是显得弥足珍贵。而李鸿章的思想也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从上面李鸿章所做的诗句就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志向并不在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低层次的人生目标，出人头地、成就一番大事业才是他的目标，两个人的宏志，让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
　　
　　有了共同语言，曾国藩和李鸿章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两人见面后不久，李鸿章就以“年侄”的身份拜在曾国藩门下。在这种师徒关系下，两人少不了谈论政事，而这时的李鸿章纵然有大才，但在曾国藩面前，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学生。有宏伟的志愿，不代表已经成熟。李鸿章还是懵懂少年，曾国藩已过而立，面对李鸿章这个还没过科举大门的学生，曾国藩教授李鸿章还是绰绰有余的。在和曾国藩相处的日子里，李鸿章对这位老师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他给母亲写的信中就能看出。
　　
　　“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三首。初次会读，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教导不仅在经世大道理方面，还从做文章这个最基本的事情，对他言传身教。而做文章的水平，是曾国藩收下李鸿章这个学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的水平就不用质疑了，李鸿章也不赖，作诗、写文章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如果不是这样，估计曾国藩也不会和李鸿章这么快就走到一起，文人之间的互相欣赏是促成两人密切关系的催化剂。
　　
　　有了名师的指导，李鸿章的学业大有进步。在第二年（道光二十四年）的顺天恩科乡试中，李鸿章不负众望，取得了第八十四名的成绩，虽然成绩不算是很好，但至少先过了举人这一关。而且李鸿章也在这一年与赵氏结婚，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鸿章全力备战会试。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参加了乙未恩科会试，曾国藩正好出任这次会试的同考官。同考官的职责是协助主考官阅卷，事情看起来很有趣，自己的老师给自己看卷，可能有人觉得这次李鸿章一定十拿九稳了。但残酷的现实告诉大家，会试是件严肃的事情，跑关系走后门是不可以的，李鸿章铩羽而归，他落榜了。
　　
　　但这并不妨碍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赞扬，他曾经这样对李鸿章哥哥李瀚章说：“令弟少荃，乙未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意思很好理解，李鸿章是个好苗子，一定会有所作为。李鸿章没有被击倒，这么小小的挫折不会让他灰心丧气，他继续埋头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