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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晚清第一帅:左宗棠评传 > 第 3 章 1875,西北狼烟起,军歌嘹亮
第23节 左宗棠对俄战略

  1880年春,左宗棠把大营由肃州迁往哈密,同时,在古城、巴里坤、木垒河、安西等地增防。沙俄看到军事威胁没有起作用,反而令中国更加戒备,特别是左宗棠的十数万大军大有与沙俄一决雌雄的态势。而沙俄自身也困难重重,因此,沙俄方面对中俄之战有些胆怯。
  
  现在我们就列一下俄方的主要劣势。
  
  第一,沙俄布防耗费了大量军费。
  
  第二,与土耳其战争造成国内反战浪潮高涨。15亿卢布的战争军费使得沙俄经济产生严重困难,军事后勤供给状况非常糟糕。
  
  第三,反对沙俄统治的国内革命运动高涨,就连沙皇本人也数次遭遇刺杀。如果贸然与中国发生长期战争(而且左宗棠已经摆出长期作战的样子),国内民众对于沙皇的反抗必将更加激烈。
  
  第四,沙俄吞并的大部分领土(主要是中亚地区)尚处于整合阶段,内部民众反抗之心正似待燃的柴薪,只要沙俄内部有一点疲弱,反抗的火花就会燃起,顿成熊熊烈焰。
  
  第五,因1879年严寒,沙俄的粮食作物普遍受灾,导致1880年粮食奇缺,那时的沙俄还处于饥荒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也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沙俄方的谈判代表若米尼便在给外交大臣吉尔斯的信中说出了沙俄的真正用意:“我们只进行一种表面上的示威,因为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不执行它。”


  
  左宗棠领西征军对抗沙俄时,对中俄之间的实力对比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军事战略是:集全国实力对抗之。在《酌带亲军马步赴张家口驻扎听调片》(见附录)中,左宗棠说出了自己的总体战略:邻里相交和睦为先,而和平的由来则要通过军事。面临强敌,必须熟悉彼此强弱,否则无论战和都会贻害无穷。目前,沙俄内部动乱正起,我国虽然在武器方面落后,但只要战略得当同样可以成功。沙俄侵略地方很多,占用兵力颇多。因此,对我作战其可以抽调的兵力不足。
  
  对于俄国海军情况,左宗棠又说:23艘敌舰,大者可装千人,小者不过数百,至多两万多人。相反我国,成建制的兵额虽然不足,但勇猛的民团武装却非常多。自太平、捻军、陕甘等事件后,中国可用兵力甚多。
  
  对于武器,新疆尚够,可以支援京师。中俄交战贵在保卫首都,因此我已经派兵两千余进驻张家口(左氏总共抽调了五千精兵前往张家口)。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向东北调兵,新疆的兵力已经足够。
  
  1881年2月16日左宗棠又向清廷建议:
  
  在天津、保定建立军械所,将各地枪炮存留在此,以备与沙俄对抗之用。因与沙俄对抗,沙俄要求各国停止对华武器销售。如今,甘肃、新疆的军需目前还够用,所以,运往甘肃、新疆的武器立刻送到直隶(总督为李鸿章,驻守于天津,用于北上援助张家口,东防海上)。同时严令全国各地如湖北等地的枪炮由上海海运到天津。西征粮台的枪械运往保定,先前派往台湾的各路人马前往保定,听候调遣。

  
  然而,就在左宗棠信心满满之时,他却被调回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在于清廷与妥协派取得了共识。清廷惧怕北部蒙古、东部渤海战败且军费繁多,又怕迁都让自己不能继续享乐,为此,很快就听从了英法德美和妥协派的意见。
  
  对此,左宗棠表示了愤慨:
  
  就算主战用以自强的理念太急了,但主和也不可以自取其辱。这就好像是下围棋,就算是败局也并非没有胜算。怕就怕心怀恐惧举棋不定。唉!自从海上用兵以来,我们先前的失败就是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洋务的真谛,不能知己知彼,只图侥幸胜利(批评两次鸦片战争)。如今的问题则是,我们的失败是坏在那些自以为懂洋务的人身上,这些人胸无大局,长久下去苟且图存,将会越来越坏,哎,不知道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
  
  尽管左宗棠表示反对,但最终由于英法德美等国的外交影响,李鸿章等人的鼓噪,清廷认为此时停战可以避免与沙俄发生冲突,同时又可以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将左宗棠招回已成定局。左宗棠无奈,只好接受了军机大臣的名衔回朝廷去做“顾问”了。在此情况下,左宗棠选择了能够继承自己衣钵的刘锦棠作为接班人。
  
  9月26日刘锦棠被任命为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1月8日,刘锦棠抵达哈密与左宗棠密商六天。他们从中俄双方的武器、资金、兵力、各自国际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定中俄一战可以打。即使左宗棠离开,刘锦棠也绝不会放弃武力解决伊犁的选择,并积极备战。如此,左宗棠才在11月14日离开了哈密前往北京。其后,刘锦棠将布防进行了调整。

  
  北路由金顺驻防,南路西四城调新疆帮办军务张曜负责,东四城由老部下余虎恩、谭上连、谭拔萃分别负责,刘锦棠则率亲兵亲自居哈密指挥。
  
  左宗棠离开新疆回北京的消息自然被沙俄方面知道,可沙俄并不知道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因此,接连数次询问曾纪泽左宗棠何为,并认定清廷是为了准备打仗而招左宗棠进京的。由此,沙俄的态度大变,几次催促曾纪泽签署新的条约。
  
  然而,三个月后,沙俄的态度再次转变,因为他们听说了左宗棠到京后的职务安排。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老朋友”李鸿章上书大骂左宗棠是“奸佞之臣,空言误国”。李鸿章的配合真是恰到好处,沙俄的态度再次强硬起来。丧失了最佳时机之后,曾纪泽无奈与沙俄签署了新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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