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由乡下回来
1961年，我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带着母亲从乡下回来了。
经过大跃进运动以后，国家又面临着三年恢复时期，周总理讲过许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话，令许多人深感温暖。母亲只要一提到周总理说的一些话，就感动得流泪。
虽然父亲是“摘帽右派”，当时设计院仍然给父亲安排了许多设计任务。
父亲作为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根据政策凡一般知识分子能享受到的优惠待遇，我父亲也能得到。例如，比普通居民过年能能拿到额外的五斤大米、二斤黄豆、一斤菜油，还有二两黄花菜及一些猪肉票等等。对于像父亲那样的“摘帽右派”来说，这几斤黄豆、几张猪肉票的意义远胜于东西的本身，仿佛还可以与一般人相互平等了。
说到岳坟路93号的那所房子，矛盾就来了。反右后搬进岳坟街93号的任家，他们原本以为，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到农村去改造思想，就如劳改犯被发配一般，不会再回来了。没想到才三年，父母亲又都回到了杭州，而且还能享受到比一般人更好的待遇，不由愤愤不平。当时，我们全家四人都住在一个仅十五平方米的小卧室里，实在太挤了。
于是，父亲就与任德泰商量，可不可以让出一间客房来给我们住？
任家人口多，与住在李公祠旁边的披屋相比，本来就不宽敞。当父亲提出要他们让出一间时，便不高兴了，说道：“原本李公祠拆除的时候，我们是工人阶级，政府会分给我们房子的，都是你让我们住进来，现在你要我搬到那儿去？”
说来也巧，任德泰妹子（姑婆奶奶）的儿子在杭氧工作，单位分到了房子，便搬出去了。于是，他们让出了卧室旁边的那间客厅。我们一家的住房此时稍稍得到了改善。
文革时，任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常说：“我们工人阶级革命派，居然会将房子让给右派分子来住，都怪我们当时革命立场不够坚定”。
小学毕业
父母亲回到杭州后，我西湖小学毕业了。
坦率地说，我的小学成绩并不理想，特别是算术很糟。但是我的语文成绩蛮过得去，大约是受到母亲爱好文学的影响，小时我就能背诵许多唐宋诗词了。
西湖小学靠近北山路，北山路84号内住着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的子女也在西湖小学读书。当时小学毕业生进入初中的比例并不高，我落选了，也就是说，没有考取。
我一直不埋怨任何人，我没有考取初中的原因，怪我小学时太顽皮，不努力学习，算术成绩不好，才会考不取的。令许多同学愤愤不平的是，班上的一些比我们成绩更烂的同学，却考上当时的“重点中学”。我们班有一对双胞胎同学，叫做阎宝宝、阎小林，哥哥上课时虽然不大讲话，却反应迟钝，小时得过脑膜炎，简直是个傻子，却考上了全市的第一流中学，杭州市第一中学。听说他父亲是省里的一个大官阎定基先生。
我的初中
我没考上初中，这一下父母亲急了，幸好当时杭州市的几个“民主党派”联合了一些社会力量，开办了几家“民办初中”，没有录取的学生可以改报民办学校，国家也承认学历。
我顺利成章地进入了杭州湖滨初级中学，校长兼书记是街道派来的一位女干部，姓屠，我们称她“屠校长”；副校长黄先生，却是一位颇多阅历的人，听说是市工商联派委派过来的，大家不叫他官衔，统称“黄老师”。
黄老师有点年纪了，为人和颜悦色，亲自给我们上历史课。他上的历史课令我迄今记忆犹新，讲得相当生动，对于近代史上杭州的变迁，信手拈来，随口而出。在我们眼中杭州城市的一些枯燥地名，在他的口里，简直变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作为学生，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平简历。但是听了他的课后，我们相信他是一个“老杭州”，对于我们这些并不知道这个城市沧桑典故的年青人来说，听他的课，令我们熟识了杭州的一些老名词，诸如，旗下、旗人等等，和这个城市的过去。
令人印象至深的另一位老师，就是楼恩泽了。楼老师当时五、六十岁年纪，听说是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教我们外语。听同学们说，楼老师原在一家大机关工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要到大西北去，他不肯去，又溜了回来。因为不服从分配，原本只在街道一家小企业依靠打零工为生，街道里听说他是个大学毕业生，便把他找来教书了。
楼老师教书特别认真，上课一板一眼，对于我们的作业本，可谓一字一句地改，相当细心。有一次，学校在留下的东木坞劳动，师生们全在一所祠堂里打地铺，楼老师的铺盖刚巧就在我旁边。我无意中告诉他，我母亲曾在“金女大”读书。他忽然眼睛亮了，平时课后很少与人交谈的楼老师，突然滔滔不绝地讲起年青时的故事，令人大开眼界。
虽然我们这所民办初中都是一些“落第生”，但是学习风气并不差，与我现在到过的一些为落第生所创办的学校讲课时的情形大相径庭。无论是学校的校风，学生的守纪律程度，还是生员努力学习的状态等等，其实并不输于任何一家杭州的其它的中学。
班中许多人是杭州市工商联成员的子女，父母亲早先开过店铺或者小企业，或者是这些老企业的高级职员、教师等，例如，陆东东、李诘、陈志强、傅安民、张公溥、董陆海、刘高峰、叶奇、寿跃根、王海江等等。
校舍就在西湖边六公园学士路口上的一个里弄里，好像是一座旧式二层民居改建的。
下课了，同学们便在马路边晒太阳，自修课或者课外活动时，我们拿着书本到西湖边六公园的长凳上看书。学校没有操场，六公园浙江省高等法院旁有一个空闲的操场，便成了我们的运动场所。
文革前的一个相对宁静时期，母亲常到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借书，她看的多是一些翻译小说。当时孤山的浙江图书馆的藏书不准外借，但允许在馆内阅读。于是，课后或星期六下午，我便学着母亲的样子，拿一张椅子，坐在图书馆的院子里，一边阅读，一边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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