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丝一束莫笑短， 直下长洲缚蛟龙。

               ----自题

九十一

在具体的操作上，中国在这些地方应该避免和西方直接交锋，而由当地的国家扮演对抗的角色。而中国则需要在西方对这些国家采取各种敌对行动的时候，有意掺沙子，使西方的行为不能如愿。例如津巴布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里中国依赖于南非和南部非洲发展组织的运作，成功的防止了西方势力对非洲的强力介入。中国更应该在私下支持津巴布韦政府当权派和反对派的和解，让南非总统姆贝基好好露一脸，使非洲人可以真正的处理非洲事务。

在经济上，中国应该利用自己在农业科研上的优势，帮助津巴布韦的黑人发展农业经济，使这些非洲国家可以摆脱被欧洲白人控制经济命脉的局面，通过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使西方针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制裁不再有实效。更重要的是，令西方尤其是欧盟各国企图通过这些白人势力控制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算盘落空。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争取西方的合作，在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方面，加强共同开发，使中国和西方双方对化石能源的需要降低，以避免引起过度的恶性竞争。

中国最好的位置应该是在西方阵营和反西方国家之间摇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既让西方国家忙于应付这些所谓“捣蛋”国家的挑战，而无暇思考对付中国的阴招，又可以令中国在他们的冲突中，通过两边施压或施援，来化解冲突的白热化。

在伊朗危机上，中国的处理是一旦美国摆出强硬姿态使对抗恶化，中国就需要增加和伊朗的合作来减低美国的压力。而一旦伊朗的强硬派向美国挑衅，中国就警告伊朗使其行为避免过激。总之，中国的对策是不和任何一方势力结盟，但就不排除和任何一方势力有限度的合作，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种冲突中最佳化，通过灵活的变化，不断化解各种冲突，使之不至于失控，造成整个国际体系的崩溃。

当然，从2008年的形式来看，中国已经无法躲过西方的关注。逼迫中国表态，支持西方统治的现有国际体系，并利用中国的特殊身份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为西方利益服务，当是西方的首要选择。在这种形式下，以资源争夺为契机的运作，在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与其说是真正的为资源，不如说以此为契机，来恶化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以打击中国在这些地区日增的影响力。

而在中国内部，所有的对策都是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威为目的，以三个T和两个X作为操作平台，企图增强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向地方放权，引致的中央权威下降的趋势，通过对民主，地方自治，民族自决的鼓吹，在中国内部各地域中，支持分裂，分离和离心势力，对所有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引起政策争吵，以挑动高姿态的爱国主义势力和西方支持的颠覆势力的对抗，来压缩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斡旋空间。

在舆论上，则是施加压力，逼使中国政府开展政治改革，试图再次上演前苏联解体的一幕，令中国政府在各种内部公开化的争论中，分崩离析，令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地区差异，在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族群之间，形成公开的争利斗争，一旦失去了大家都认可的中央权威的仲裁功能，就可以把中国分裂成一大堆国家。

九十二

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许多西方学者非常困惑和不解的。从他们的政治经验里，他们不会对其国家领导人有这种信任（当然除了美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长而已），但却对他们的最高法院具有不可怀疑的信任，而绝对服从最高法院作出的仲裁。

其实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民众的心目中，也起了这个作用，当人们对这个信仰发生怀疑的话，中国传统中的改天换地就开始起作用，人民用暴力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就会发生，正如发生在1911年和1949年的革命一样。在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在人民中的权威的改革方案，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自杀行为。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权威，并结束了帝制，但新建立的共和国试图用加强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来构建新的中央权威却失败了，造成了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当日本在这个时候入侵中国时，正如汪精卫所描述，中国只有各省的省防，但却没有国防。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统一政治力量的国家，当然无法应对外强的挑战。反之，当中国在1949年后，再次建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当时的微薄之力，居然可以顶住美国及其同盟在朝鲜的军事干预。

有人问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可否成功崛起和应付西方的挑战。笔者曾用了一个比喻，即中国人今天那种发自心底的自信心，那种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态度，与美国在1950年代的“无事不可为（Can Do）”的自信非常相象，只是在规模上乘上10而已。而以美国当年的政治制度，只要知道在1940年，还有数百万黑人被美国地方政府公开做奴隶一事，就知道中国的今天比美国当年不知要进步多少。如果美国当年可以成功的在世界崛起，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做到同样的事。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域里，一定要区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并把重点和先发点，放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机构改革。人们通常把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混淆，而混为一谈。机构改革，也称行政制度改革，其着重点在于对行政部门的运作，对其效率和权责等方面，进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调整，以提高政府管治水平。通常一个政府的运作是否有效，和其产生的方法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在效率和廉洁上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如果用民主选举的标准来看，则根本不能和其他如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地比较。

这里就取决于人民到底抱怨的问题是在体制上面，还是在机构上面，中国政府才可以对症下药，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来提升现在普遍过于低下的政府管治能力。在提高对政府官员监督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机构，其运作方面，颇似中国明朝时的东厂，在人员构成，组织关系，和财政来源，都独立于其监督的政府机构之后，对监督的政界和商界，具有极大的阻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