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人的精神血脉里，一直有一种温暖的东西被传承了下来，它跟功利无关，跟金钱无关。
　　
　　每个北大人读书做学问都会自觉地承担起这样一种使命，那就是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中国的进步。
　　
　　周国平说，任何一种真实的活法必定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健康的生命本能，二是严肃的精神追求。生命本能受到压制而萎靡不振，是因为活得不真实。精神上没有严肃的追求，随波逐流，也是活得不真实。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依存的，生命本能若无精神的目标是盲目的，精神追求若无本能的发动是空洞的。
　　
　　在北大，想要活得真实，就得有精神的目标，就得有严肃的精神追求，一旦选择这种活法，你就是自由的、愉悦的，你的生命就是活泼的、跳跃的。
　　
　　北大人向来重精神，我想北大以及北大人能够成功就在这一点上。
　　
　　钱理群教授说过，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质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
　　
　　北大历史上的很多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
　　
　　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老校长蔡元培和胡适在这方面做得更是卓越，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弟子钱耕森教授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他们的租房故事。他们曾长期居无定所，屡次搬家，虽身为名教授并兼要职，生活依然清苦，但他们不误立身行道，无暇计较个人得失。
　　
　　晚年蔡元培定居上海期间，先后租房竟然多达五次，几乎是过一年多就得搬一次家，总是寄人篱下。
　　
　　在这种情况下，蔡先生的好朋友和好学生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于蔡先生七十岁前夕的1935年9月7日，特地集体联名写信给蔡先生：
　　
　　“孑民先生：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误，实际上是十一日），是先生七十岁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所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垅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各地的响应，已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期望。
　　
　　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很诚心的祝
　　
　　先生的健康！
　　
　　和先生一家的健康！
　　
　　蒋梦麟胡适王星拱
　　
　　丁燮林赵畸罗家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七日”
　　
　　这些北大元老处劣境而不觉，说明他们立身处世，所追求和所持守的是多奉献，少索取；重精神，轻物质；约己严，待人宽；要富而仁，不要富而不仁。
　　
　　他们的人生态度是求实的，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远大的，他们的人生境界是高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购房和租房的取舍了。
　　
　　我们从蔡元培和胡适两位老北大人对待住房的态度，可以感受到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精神，值得我们后人钦佩与效法。
　　
　　眼下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光怪陆离，物欲铺天盖地，你稍不留神就会迷失其中。
　　
　　现在很多人不仅家的空间被更多的物质占领，他们心灵的空间也已经越来越窄了，现代人的焦虑感也越来越强，每天匆匆忙忙地赶路，但总与幸福擦肩而过。
　　
　　如果我们再去看看“五四”前后那批北大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震撼人心，他们相比今人更关注心灵世界的成长，甚至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他们不是失败者，因为时代的最强音大多都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一切奢侈品都给精神活动带来不便，人生最美好的享受都依赖于心灵能力，是钱买不来的。在北大，你可以从相反的方面去体会，一切精神活动都给北大人巨大的利益和方便。
　　
　　实际上，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英国功利主义者全都主张快乐更多地依赖于精神而非物质。
　　
　　所以，我坚信在北大夜以继日地泡图书馆，疯狂地阅读，如饥似渴地听课听讲座，随时随地交流讨论，都是北大最美的精神风景，都是北大最殊胜的灵魂生活。
　　
　　原来，北大人精神生活一直不曾贫瘠，物质生活也不曾匮乏。一个真正的北大学子只要经过真正的北大生活，无论走到哪里都将是成功和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