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6节 明帝国的短视:不重民生终致三大海盗集团相继兴盛之徽商—海盗集团的崛起:倭寇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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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凿墓碑
2005年1月31日夜,月光下锛凿斧锯闪着道道寒光。有两个人快速地行进着,来到了一座墓碑前,上写“王氏祖墓”,二人的目光中透着果敢与坚定。他们也不说话,来到墓前端详着上面的碑文,凡是带有特定词句的内容,全部用斧头凿去,一座华贵而又庄重的墓碑就这样被他们破坏了。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二人的身份竟是大学教师。他们之所以如此暴怒,是因为有人将地下这个民族败类视做英雄,为他树碑立传。
什么人死后竟然受到如此唾弃?其实,这个人已经死了452年了,他的名字叫“王直”(也有人称其为汪直),是明朝最有名的走私犯,甚至拥有上万人的武装队伍。可以说,他是明帝国走私经济的典型代表。
争贡之役后,嘉靖皇帝对海禁政策的执行力度越来越大,大批东南沿海的百姓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江浙地区原本是明朝政府主要关注的走私地区,而闽粤地区在当时因为被视作“外化”之地,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此,闽粤地区走私泛滥,特别是福建地区。该地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多山少田,农业经济根本无法养活和平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人口。为此,该地区逐渐成为明帝国走私最为猖狂的地区,最典型的是漳州、厦门等地。
本来,政府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明帝国建立已有百年历史,从法理和民心向背上,已经没有了任何担心。然而,囿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祖制”观念,并没有顺应民意开放海禁。本来正常的海外贸易,竟成了非法行为。当时的福建地区的百姓也就背上了恶名“居民多贷番且善盗”。
在正统(1436—1449年)、景泰(1450一1456年)年间,漳州、厦门等地的走私经济便成为当地的主体经济。明代的禁海政策始自朱元璋,而朱元璋的诸多言论在其死后,也被载入《大明律》中。法律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让民众获得好的生活有保障,然而,此时的法律却成了恶法。因为有禁海令,官员们自然要进行执法工作,甚至粗暴执法。因为官员的粗暴执法,已经富裕了的一些百姓便进行抵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不被经常提及的问题——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在明朝被严格地执行着。海外贸易从业者不能进行人口流动,从而无法去其他地区进行商贸活动,而从事海外贸易赚钱的速度又是其他经济活动难以相比的。由此,富裕起来的海外贸易群体自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抗争。
反抗者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残酷的镇压。为了与强大的政府对抗,他们急需一位领导人。而这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同乡王直。
王直是安徽歙县人,早年开始经商(与同乡徐惟学等人贩卖私盐),因违法逃到浙江、福建、广东进行走私。嘉靖十九年(1540年),从走私中尝到甜头的王直,竟然打起了明帝国严禁出口到日本的硝黄、硝石等物品的主意,从此王直的势力就扩大到了西洋诸国。
后来王直到了双屿岛为许栋做管库。朱纨攻下双屿岛后许栋逃亡,王直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后前往日本当中国贸易的经纪人。其后王直帮助官府剿灭海盗卢七、陈思盼等,威望大增,徐海、叶麻、毛海峰、徐惟学等公推王直为“海上盟主”。
本来,王直以为以自己的功劳,官府会改变对他的态度,甚至“松弛海禁”,允许通番互市。然而,正当他与朝廷会商之时,参将俞大猷却率军前来攻击。王直带着满腔愤恨冲出包围逃到了日本。
在这件事情中,明政府的做法确实欠妥。本来,王直可以像后来的郑芝龙那样被招安,成为一支可用的武装。但明廷却以为“擒贼先擒王”杀了王直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其余海盗,殊不知海盗各个帮派之间的争斗并不比海盗与官府的斗争和缓多少。即使是王直的手下,同是徽商—海盗集团的一员徐海也是和他面和心不合。
但这并不能成为王直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被原谅的原因。逃到日本的王直,自立为王,自称“净海王”,出行模仿皇帝。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开始纠集倭寇侵扰东南沿海。他以日本为基地,抢劫商船、攻击大陆沿海地区,倭寇的许多行动都受其指使。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之所以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其中就有这个原因。王直由一名官府的反抗者蜕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王直与被其雇佣的倭寇在闽浙粤三省沿海地区,大肆抢掠,无恶不作,成为明政府的心腹之患。
嘉靖皇帝命胡宗宪总督军务,在囚徒蒋洲的建议下,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妻儿拘捕,家产田地没收。其后,蒋洲被封为市舶提举正使前往日本说服王直回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九月,蒋洲从浙江桃花渡出发,两个月后到达日本的五岛。在会谈中,蒋洲说胡宗宪夸奖王直为“伟人”。1556年王直派人与胡宗宪商谈。王直的要求有三个:解除海禁,开市通商;至少被官封都督;释放一家老小。
胡宗宪表面上答应一切条件,但告诉王直须上报朝廷批准。同时命令戚继光、张四维伏兵海陆要津。王直被骗,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登陆商谈,先被软禁后被送入狱中,与两年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处死。王直被杀,妻子成为家奴,其家族成员、部众万人被杀。
对于胡宗宪的做法,明朝著名科学家、名臣徐光启不以为然,他认为:王直从未亲自率人来犯领土。国家一召唤他就回来了,如果给他一官半职,让他招抚海寇,那么东南就会安定了。明帝国的最高行政执行机构——三司(平行的三个最高权力机构,系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掌管行政的承公布政使司、掌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会议,对王直是这样评价的:“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
倭寇在明代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之所以难以消除,其中就有中国人为虎作伥的原因。当时的明朝人就说:“王忤疯(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疯(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更有甚者,军方也开始与王直来往,例如把总张四维(与首辅张四维无关)。
王直死后,他的徽商—海盗集团的二把手徐海也被胡宗宪剿灭,徽商—海盗集团自此没落。直到半个世纪后,又一位海盗首领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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