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共辖8个基干团。其中，尤以安仲琨带领的基干二团影响力最大。

安仲琨战场特别能战斗，在与日寇两军交手时，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一杆枪、一把战刀，杀得敌人闻风丧胆、鬼哭狼嚎，被视为平汉纵队第一虎将。在八路军129师总部，亦被视为最骠悍的年轻团长之一。

胸怀杀敌报国志向的壮志青年慕名投军，大多先找到安仲琨直接带领的基干二团参加革命。故而，在平汉纵队的8个基干团里，基干二团编制最大，一个团满员时，竟高达5000多人，这在八路军129师建制史上，也是罕见的，一时传为佳话，多次受到部队嘉奖。

安仲琨脚下功夫特别好，平日行军，他大多时间不骑战马，而是把马让给轻伤员、病号或年老体弱的战士，再不就是让马为战士驮米袋、枪支等物品。

一场战斗下来，每每必有伤员。战斗结束后，安仲琨总是先到战地医院嘘寒问暖，安抚、慰问伤员。

有一次，一个战地护士长老程和安仲琨开玩笑说：“安团长，看来不应该叫你安团长，叫你安大善人更合适你哩！”

安仲琨听了只是默默一笑。后来，护士和伤员们听说了，倍感亲切。一时传开，全团官兵毫无忌讳地称呼为：老安、大安、安善人……

这些亲切的称呼，一时间竟成了安仲琨的代号。

安仲琨身为团长，从无居高临下之举，对几名比自己资格老的副职或部属都尊称为老兄，对文化教员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尊敬地称为老师。在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注意听取同志们的不同意见，故全团上下、和睦融洽，作战时能以一当十。

基干二团在河北磁县、河南林县等第颇具盛名。在安仲琨的带领下，全团指战员和战士精神百倍，视死如归、勇往直前，面对强大的敌人，从来就是“宁可上前一步死，不肯后退半步生”。也正是这些战时临危不惧、如狼似虎的英雄指战员和战士们，在八路军129师对日作战中威名远扬，才使得敌人闻风丧胆。

1940年2月，平汉纵队转移至山西武乡一带活动。日军在华北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将山西省境内白圭至晋城公路改建为铁路，企图割裂太行、太岳两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为破坏其修筑铁路的计划，摧毁据点，解放被日军强征的民工，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心发起了白晋铁路破击战。

1940年6月7日，八路军129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建军方针进行整编，撤销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成立太行军区，由129师兼军区。安仲琨所在的平汉纵队与八路军的部队合编为八路军太行军区第10旅。范子侠任新10旅旅长、平汉纵队司令员兼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安仲琨任该部独立团团长。

驻徐州12集团军军史办，当年新10旅某部教导员王德纯，在其《回忆安仲琨同志》一文中写到：

1940年5、6月，平汉纵队改编为129师新编10旅29团，我与他在该团3营工作，那时他任3营营长，我任教导员，直到1947年7月进军大别山时才分开，在一起工作战斗整整七个年头，我对他的英雄模范事迹，至今记忆犹新：安仲琨同志，在漫长的战斗年代里，对党忠诚，作战勇敢机智，待人诚恳厚道，严格律己，尊重团结同志。40年5、6月间，平汉纵队在山西榆社整编后，仲琨同志当营长时，调来一位副营长褚永久和一位特派员，一位文化教员，仲琨同志对他们很关心，常常问寒问暖。以后仲琨同志任团长，先后有两位副团长，蒋国钧、赖林芝，他们都是红军，仲琨同志对他们很尊重，关心他们的生活，注重学习他们的长处，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使营团干部很团结，工作顺心。不久，我营接到团里命令，到山西太谷城一带负责警戒，主要任务是掩护政府及群众完成夏收征粮任务，这次我营单独行动，白天要警戒打击袭扰的敌人，又要派不少人员同地方政府一同完成征粮任务，营里决定将全部驮马包括领导的坐骑，用来帮助群众运粮，仲琨同志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执行。他对政治工作也很关心，每到部队集合，他就叫文化教员指挥唱歌，他自己也站在队列里唱，活跃部队，鼓舞斗志。

经过长期出生入死的考验，安仲琨于1940年6月1日由部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更加坚定了他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坚强信念。

在此后的战争岁月里，安仲琨不管环境多么险恶，战斗多么惨烈，道路多么曲折，生活多么艰苦，他都对党忠心耿耿，义无反顾，直至战斗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