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的桌子上做作业，黄狗温顺地卧在我的脚下。我握着铅笔在作业本上照着黄狗的样子乱画，画得歪歪扭扭，在旁边写道“我是一条小狗。”

“我画得像你吗？”我将那张画从作业本上撕下来摆在黄狗面前。

它警觉地瞄了一眼画像，见不是馍头或骨头，仍然耷拉着脑袋伏卧在地上。

我轻轻踹了它一脚说：“坏蛋，这画的就是你。”

它起身向我汪汪的叫了几声，像是与我吵架。当我准备再次抬脚踹它时，它紧挨着我的脚卧在地上，一副涎皮赖脸的样子，让人不忍心伤害它。

我不经意瞥到抽屉的缝隙里露出父亲那只棕色的皮包。我猜想父亲今天走得匆忙，忘了带它了，平时他总是带着它的。我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便好奇地将它打开，只见里面有香烟盒、打火机、电话簿、钱包等，竟然还有一只精美小巧的红色包装盒。

我把那个包装盒托在手心里上看下看，然后掀开盒盖，发现里面放着两枚耳坠。耳坠的上端是一根短针，中间悬着一条细小的金链子，下端缀着一颗包着金边儿的紫水晶。紫水晶莹亮华美，犹如两颗眼睛，闪耀着紫光。我将它放在手心里细看，心想母亲的生日越来越近了，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想到父亲如果知道我偷偷打开他的皮包，他一定会雷霆大怒。我赶紧将耳坠小心翼翼地装进盒子里，将皮包放回原处。

接下来的几天紫水晶耳坠的光芒一直摇摇晃晃在我眼前闪耀。

一天晚上我与家华坐在布沙发上看着电视。灯光下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为家华做一件色彩鲜艳的外套。

“妈妈，我怎么从没见你戴过耳坠？”我走到缝纫机前说。

“瞧，我两只耳朵上很早就打了耳孔，年轻时戴过耳坠，不过很多年不戴了，之前的耳坠早丢失了。”母亲说着两脚继续踩着缝纫机的脚踏板。

“爸爸会给你买耳坠的。”我神秘兮兮地说。

“唉，他没有那份儿心。”母亲的手停在针头旁，摇着头说。

“妈妈，你生日那天爸爸会给你一场惊喜的。”我说。

“我不要他的惊喜，他不给我惊吓就好了。”母亲流露出惘然的神情。

“妈妈，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买耳坠。”家华说。

“傻孩子，我不喜欢戴耳坠，也不喜欢戴戒指，戴这些东西太麻烦了，一不小心还会丢失。”

我本想告诉她说我在父亲的皮包里发现了两枚紫水晶耳坠，当我想到父亲用皮鞋踹我的时候，便欲言又止了。

我期待着父亲给母亲一场惊喜，然而她一语成谶，父亲给她的不是惊喜，而是一场惊吓。

过了几天，郑老师刚登上讲台，我发现她的耳朵上戴着一双紫水晶的耳坠。我惊诧地望着她，望着耳坠在她的耳垂下面轻轻摇曳。它竟然和我在父亲皮包里发现的耳坠一模一样！

“郑老师戴的耳坠真漂亮。”刘亚军小声对我说。

郑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念着课文。我心不在焉，思绪翻飞。

我突然想到她的耳坠有可能是父亲送给她的，但是转念一想，他们鲜有来往，彼此只是认识，父亲是不可能送给她礼物的。

下课之后我问刘亚军：“亚军，你之前见过郑老师耳朵上那一双耳坠吗？”

“没有，她一直戴着银耳环。今天她戴的耳坠应该是新买的，第一天戴在耳朵上。”

“你相信世界上有和它一模一样的耳坠吗？”

“当然有啦，喏，你的文具盒，文具店里和它一模一样的多着嘞。耳坠嘛，到城里卖首饰的商店，一模一样的一大堆，任你挑选。”

刘亚军的一番话消除了我内心的疑虑与纠结。我想郑老师耳朵上的耳坠是她在县城的首饰店买的，恰巧与父亲皮包里的同款。

我心里仍然期待着母亲生日那天父亲会给她一场惊喜，想象着父亲将皮包里的那双耳坠戴在母亲的耳朵上。

薛大攀仍然像是一张狗皮膏药似的紧粘着郑老师。他常常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却对他不理不睬的。人们都说他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劝他不要作践自己。他却痴心不改，年复一年地追求她。

有一天他厚着脸皮将一台录音机送给她。那是一台黑色的盒式录音机。她莞尔一笑将它提在手里说：“薛大攀，我们教室需要一台录音机，这算是你捐献给小学生们的。我替孩子们谢谢你了。”

“郑敏，你给谁用我管不着，你也别谢我。我很高兴。”薛大攀笑眯眯地说。

“我这是借花献佛。大攀，你可以选几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放给孩子们看，算是做件好事。”

“你推荐几部电影呗，我牢记着，晚上在操场上放映。”

“这类电影很多，例如《鲁冰花》、《妈妈再爱我一次》、《豆花女》。”

“哦，我记住了。我一会儿去县城找一下影片，下周开始放映，到时候你组织一下学生。”

上课的时候郑老师经常将朗读课文的磁带塞进录音机的磁带仓里，随着磁带的旋转抑扬顿挫的录音从扬声器里播放出来。

有一次临近下课的时候她用录音机给我们播放了一首外文歌曲。当我正歪着脑袋听得如痴如醉的时候，下课的铃声突然响起。她摁了一下录音机开关的按钮，啪嚓一声歌声戛然而止。那些旋律却像是一群花蝴蝶围绕着我漫天飞舞。

她提着录音机，掂起讲桌上的课本离开教室。

我起身追上去问她：“郑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刚才录音机播放的那首歌曲的名字。”

“这是一首英语歌曲，名字叫Yesterday Once More，翻译成汉语是《昨日重现》。”她微笑着说，她耳朵上的那一双紫水晶耳坠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

“噎死他……玩死猫……”我模仿着她的发音说。

她望着我咯咯笑了，说：“以后你学英语了就会读了。”

那段时间薛大攀常常将白色的电影幕布悬挂在操场上。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搬着凳子涌向操场。他端坐在放映机前满脸笑容，为我们放映很多感人的电影。

薛大攀突发狂想，要在芦湾开一家小电影院。他在集市上租赁了一间平房，里面简单用白灰粉刷了墙壁，排上六七排红漆木长椅，又在门口贴上几张电影海报，就这样小电影院草草开业了。

开业当天村民们可以免费看电影，房间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他坐在放映机前兴高采烈，梦想着将来要开一家大型电影院，可以容纳很多人，让全村人对他刮目相看。

第二天小电影院开始收取门票，村民们大都坐在家里看电视节目，不来捧场了，屋子里稀稀落落坐了七八个人。

马宝财坐在第一排椅子上高声叫嚷：“六根指，放毛片呗！”

“我这里真没有毛片。”

“你一个人关着门在家里偷看，好东西一个人藏着。”

“我这里根本没有毛片，想看毛片滚蛋！”

“哼，把门票钱退还给我，老子不看了。”

薛大攀的电影院开业不久由于入不敷出倒闭了。

村里有人办喜事请薛大攀放映电影，他像之前一样黄昏时将幕布悬挂在街头，在桌子前调试机器设备。当夜色苍茫时开始放映，然而幕布前的观众少了很多，再没有从前那种人声鼎沸的场景了。

我搬着凳子走到薛大攀身旁，他正在操作着放映设备。

“大攀叔叔，我要向你学习放映电影。”我好奇地望着桌子上的胶片。

“唉，你好好学你的功课。这几年年轻人大都去城市打工了，村子里的电视机也多了，来看露天电影的人就少了，我也快下岗了。”他流露出落寞的神情。

有一天数学老师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数学应用题。我抬头望到黑板上写着“动物园一只大象2天吃420千克食物，一只熊猫4天吃70千克食物。一只大象的每日食量比一只熊猫多多少千克？”

吴老师写完那道题将粉笔抛在讲桌上，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说：“同学们计算一下，稍后我找人回答。”

我握着铅笔一筹莫展。那道应用题像是多条绳子缠绕而成的死结，我死活解不开。

“孙家树，一只大象的每日食量比一只熊猫多多少千克？”吴老师嗓音响亮，他冷峻的目光刺得我浑身发疼。

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抬头望着黑板。

“呃……180千克。”我摸着脑袋随口说。

“噢，我们可以计算出一只大象每天食量210千克，一只熊猫每天食量17.5千克，210千克减去17.5千克等于192.5千克，少的那10多千克哪里去了，是不是你偷吃了！”

同学们哄堂大笑，脸上笑开了花。

那天下午放学，我和刘亚军到沙岗上玩耍。我们用沙土堆了一座城堡之后坐在城堡旁嘴里嚼着泡泡糖，比试着谁吹得泡泡大。

“家树，昨天我和哥哥打架了。”刘亚军说。

“为什么？”

“哎，我把哥哥课本上的那一张彩页撕掉了——上面印着赵州桥，我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哥哥看到后气得发疯，就追着打我，我吓得四处逃跑。”

“赵州桥？”我茫然地问。

“嗯，它是一座大石桥，却千百年也没有倒掉。你听说过苏州园林、悉尼歌剧院、法国埃菲尔铁塔这些建筑吗？”他兴致勃勃地说。

“没有。”我摇着头说。

“我从各种书本上看到的。我长大后想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惊人的建筑。”他用率真的口吻说。

“亚军，你的梦想真好。”

夕阳像是将一大桶番茄酱倾倒在沙岗上，闪耀着酱紫色的余光。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映照着村庄。两只乌鸦在不远处的树上嘎嘎叫着。

“亚军，听，这是什么声音？”我突然侧耳聆听。

“乌鸦的叫声。”

“不是，你听听，像是乐器的声音。”

微风在沙岗上吹拂，送来了一阵铮铮琮琮的旋律，宛如湍急的流水声。       

“呵，是有人在弹吉他。”我歪着脑袋用两耳去捕捉微风中的旋律，露出惊喜的表情。

“吉他？你怎么知道？”

“我在电视里听到过它的声音。你听，太好听了——铮铮，铮铮！”

“哦，这声音是从学校发出来的，我猜是哪个老师在弹吉他。”

“不是，这声音是从槐树林里传出来的，不信你再听听。”

“哦。”刘亚军的耳朵向着槐树林的方向倾斜。

“走，咱们去瞧瞧！”我将泡泡糖吐在沙岗上。

橙红色的夕阳映衬着一树树洁白粉嫩的槐花。我们循声向着槐树林奔跑了过去。那歌声越来越清晰。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声在浓郁的槐花香气里起起落落。

我们望到一个年轻人站在槐树下弹着吉他。他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瘦高个儿，头发略长，下巴上蓄着短胡子。他微闭着眼睛，抱着一把吉他边弹边唱，一副深情而潇洒的样子。在他手指的拨动与按压下吉他变成了一个鲜活的精灵，时而像淙淙的溪流吟唱，时而像奔腾的浪涛喧哗。

“他是养蜜蜂的。喏，那树下是一片蜂箱，还有两个帐篷。”刘亚军指着槐树下的那一个个木制蜂箱说，“瞧，那儿有很多蜜蜂，嗡嗡嗡嗡。咱们最好不要靠近它们，它们蜇人。”

只见槐树下摆放着很多蜂箱，两顶军绿色的帐篷搭在蜂箱旁。一对中老年夫妇模样的人在蜂箱旁忙碌。我猜想他们是那个年轻人的父母。

那个年轻人唱着歌。我沉浸在他的歌声里。

“嘿，家树，你怎么了，看你变成一个木头人了。”刘亚军大声说。

我很想走近那个年轻人抚摸一下吉他，并奢想让他教我弹吉他。

“你甭唱歌了，来帮一下忙。”那个中年妇女喊道。

他猛然停止唱歌，露出扫兴的神情，抱着吉他向蜂箱走去。

“家树，咱们走吧，天黑了。”刘亚军说。

“嗯，我真想有一把吉他。”我说。

“有了吉他你也不会弹。”

“不会可以学习嘛。”

吃过晚饭后母亲与家华看着电视。吉他的旋律在我耳边挥之不去，我嘴里念叨着：“铮铮，铮铮！”

“家树，看你疯疯癫癫的，怎么了？”母亲说。

“妈，这是吉他的声音。”

“吉他？”

“我下午看到一个大哥哥在槐树林里弹吉他，我也想有一把吉他。”

“噢，过段时间我给你买个新书包。”

“我不喜欢新书包，我喜欢吉他。”

黄狗趴在院子里昏昏欲睡，我轻轻踢了它一脚走出院子。

夜空缀满繁星，星光将黑暗的夜色烘染成朦胧的灰色。家家户户已经关上了大门，从窗户里漏出电灯的光线。村巷上冷清无人，我踩着黝黑的路面走着。两只野猫在夜色中窜动，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

当我走近槐树林的时候望到一盏电灯挂在槐树下，光线照得四周白花花的。三个人正围着一张小木桌吃饭。

那个年轻人回头看到我，边嚼饭边说：“小孩子，你来这儿干嘛呢？”

“大哥哥，我想向你学习弹吉他，你弹得真好。”我走近他说，望到那把吉他斜放在他身后的小凳子上。

“你这孩子嘴上沾了蜂蜜了，真甜。来，我教你！”他说着咽下口中的饭菜，顺手拿起吉他。

“好呀。”我高兴得要跳起来。

“教你之前你要让我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孙家树，你呢？”

“我叫大哥哥。”

“大哥哥？”

“嗯，我姓大，名字叫哥哥。来，我教你，不过弹吉他一朝一夕根本学不会。我先给你简单讲一下每根弦的作用，再慢慢教你弹奏的方法。”

那对中年夫妇坐在饭桌前笑得前仰后合，说：“小峰，你真适合当音乐老师。”

“你叫小峰，以后我叫你小峰哥哥。”我说。

“噢，你真聪明。”

夜渐渐深了，村子越来越静谧。繁星装点在天幕上，犹如一盏盏小灯笼在夜幕上闪烁。

在电灯的光线下，小峰哥哥耐心地教我弹吉他。铮铮的吉他声在槐树林中回荡。

他露出疲倦的神色，打了个哈欠说：“我明晚再教你。今天太累了，该睡觉了。”

“嗯，我想弹一次。”我说。

“你回家睡觉吧！”他说着，将吉他放在帐篷旁。

“小峰哥哥，你家在哪里呢？”

“安徽。”

“哦，应该离这里很远很远。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当然了，我大江南北都去过。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去油菜花开的地方；槐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去槐花开的地方；葵花开的时候，我们去葵花开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去了哪儿，也记不得那些城市、乡镇和村子的名字。”

我在黑魆魆的村巷里奔跑，嘴里哼着歌，惹得几户人家的狗汪汪的叫着。

当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母亲拿着手电筒迎了过来，耀眼的光束照在我的脸上。

“你这疯孩子，干什么去了？”母亲的神情焦急而气愤。

“我去学弹吉他了。”我兴高采烈地说。

“你跟谁学的？”

“跟小峰哥哥学的。”

“小峰哥哥？咱们村子里好像没有这个人。”

我将事情给母亲讲了一遍，她的手摸着我的脑袋说：“我还以为你失踪了。”

那几天放学后我就跑到槐树林里找小峰哥哥。上课的时候我总是心猿意马，想着弹吉他的事情。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一道应用题让我回答，我仍然回答错误。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