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呼啸而至，李立三又一次在劫难逃，为刘少奇辩护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1966年春夏之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在中国大地上呼啸而至，李立三戴着“立三路线”的帽子，自然属于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但是人们都知道，李立三的错误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并且是反复清算和检查过的。他虽然是华北局书记，而实际上早已靠边站了。他既不是主要的当权派也就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因此，华北局机关内普遍认为他是只“死老虎”，造反派们也没有兴趣多去理会他。这样，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半年里，他只作为陪斗参加一些批斗会，人身尚属自由。
　　
　　1966年底，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的“揭发批判”是一派胡言乱语，看到的是陶铸被造反派的侮辱折磨搞得精神恍惚。他抑制不住心里的悲愤，离开了会场。这种毫无根据的无限上纲、乱定罪名的行径，简直与苏联1938年肃反高潮的形势毫无二致。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他准备上万人大会接受批斗，但无论如何都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
　　
　　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集中“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成了运动的重点。1月21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他们与那批大喊大叫的造反派不一样，态度显得很温和，一副知情达理的样子。他们懂得自己面对的这个李立三曾是党中央的重要负责干部，他掌握许多老干部的情况，是个“活档案”。他们企图从李立三口中挖出一些有力的证据以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他们对李立三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我国搞修正主义。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罪行也要清算。”他们要求李立三“戴罪立功”，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们与李立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记录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严峻政治考验面前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保持真正的共产党人晚节的证明。
　　
　　李立三详述了他与刘少奇在20世纪20年代搞工人运动时期，共同战斗过的真实历史。他说：“在安源，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的人多。工人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焕觉，是把我和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安源）挽弓待发之势。”李立三从安源被调走后，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李立三接着讲“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学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时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这以后就再没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此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找李立三，让他“立新功”，贡献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别的一些老干部的“罪行”。李立三都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打倒一切”，“造反有理”，实际上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管你心里愿不愿意，理解不理解，都得跟着形势喊“打倒”，否则，自己就将被打倒。在那个时代，沉默尚且不易生存，李立三却在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全国喊打的最大“走资派”讲真话、摆功，这可真是无异于大义凛然地上了刑场，入了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