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纳都修道院位于伦敦码头区① 中心，其服务范围涵盖斯特普尼区、莱姆豪斯区、米尔沃区、道格斯岛区、丘比特镇、波普拉区、弯弓街、麦尔安德和怀特查佩尔区。码头区人口密集，大多数家庭世居于此，即便搬家，距离出生地也仅隔一条或两条街而已。家族成员相邻而住，宝宝一出生就生活在由姑婆、祖父母、表亲和哥哥姐姐组成的大家庭中。如此庞大的家族只能蜗居在几所房子内，相距最远不过临街而已。所以孩子们成天在各个房子里跑进跑出，我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时，印象中家家大门只有晚上上锁，白天可随意进出。

孩子到处都是，街道成了孩子的儿童乐园。20 世纪50 年代，背街僻巷见不到汽车的踪影，因为大家都没有汽车，所以这些街道就成了颇为安全的游乐场所。主街是另外一番景象，车水马龙，拥堵不堪，主要都是来往码头的汽车。侧街则畅行无阻。

轰炸留下的废墟变成了探险乐园。大量的断壁残垣令人不禁回想起十年前那场可怕的战争，以及码头区所遭受的密集轰炸。

大片街区成了废墟，每片街区占两到三条街。对这些废墟不过采用木板封闭了事，再在某处钉上一条“此处危险—禁止进入”

的警示语。对七岁以上活泼好动的孩子来说，这条警示语无异于斗牛场里挑逗公牛的那块红布。每处废墟都有几处地方，封闭的木板被小心移开，成了小孩子刚好可以挤进去的秘密入口。政府禁止任何人进入废墟，可大家，包括警察在内，似乎都对孩子们的做法视而不见。

码头区的人生活困苦，这点毋庸置疑。持刀械斗、街头打架司空见惯，酒吧里的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房少人多，家庭暴力亦可想而知。但我从未听说有针对老人和儿童的无端暴力事件，人们对老弱病残心怀怜悯。那时正值科雷兄弟① 当道、黑帮火拼、有组织犯罪和恩怨纷起的年代，大街上警察随处可见，但从不单独巡逻。我也从没听说有老妇人被打倒，救济金遭抢，或者绑架孩子撕票这类事。

码头区的大部分男人都在码头工作谋生。

这里就业率虽高，可工资低，工时长。精通某门手艺的人挣的相对要多，工时合理；可手艺通常有严格限制，往往以家族形式传承，父传子或传给侄儿。对从事普通工作的人来说，生活就像地狱一样艰苦。没船卸货时，大家就都失业了，整天在门口闲逛、抽烟拌嘴。有船到港卸货则意味着长达十四小时，甚至十八个小时不停歇的体力劳动。工作从凌晨五点开始，直到晚上十点才歇工。这也难怪人们会涌入酒吧，喝得天昏地暗、神志不清了。

男孩儿十五岁就开始在码头工作，与成年男人一样辛苦。所有人必须加入工会，工会致力于为工人争取合理的工资和工时。可封闭的工厂制度① 却让他们吃尽苦头，在令工人颇为受益的同时，也在工人间引发了同等麻烦，播下了仇恨。但不管怎样，20 世纪50年代的工人多亏有了工会的帮助，才没像一百年前工人那样受到剥削，这点毋庸置疑。

早婚逐渐盛行。在对待男女关系这件事上，伦敦东区的体面人家持有高度的道德感，用审慎来说也不为过。未婚同居这类事几乎闻所未闻，女孩儿绝不会和男友住在一起。如果哪个女孩儿胆敢越雷池一步，她是绝过不了家族这一关的。至于发生在废墟或垃圾棚里的浪漫事则从来都秘而不宣。一旦女孩儿怀孕，男方就必须娶其过门，面对的压力之大，根本无人可以反抗。各家族人丁兴旺，但几乎没人离婚。夫妻间打得鸡飞狗跳并不鲜见，可通常不会离婚。

女人几乎不出门工作。当然，年轻女孩儿可以。可一旦结婚成家，再工作就会遭到反对。女人一旦生了孩子，养育孩子更是见不到头的工作，根本别想出门。女人大部分时间耗在打扫卫生、洗洗涮涮和购物做饭上。她们往往要抚养十三四个孩子，一家人蜗居在两居或三居的小房子里，我经常纳闷她们是如何做到的。

有些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还只能住出租房，只有区区两间卧室和一个小得可怜的厨房。

至于避孕的方法，前提是如果采用的话，并不可靠。避孕是女人的事，所以女人们对安全期、榆树皮、杜松子酒和姜、热水冲洗等避孕方法有聊不完的话，可几乎没人去计划生育诊所。据我所知，大多数男人拒绝使用避孕套。

在女人一天的操劳中，洗、晾和熨衣服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那时洗衣机几乎不为人知，滚筒烘衣机也还未发明，晾衣服的院子里总飘荡着各种衣物。我们助产士常常要在随风飞扬的亚麻衣物中杀出一条路，才能抵达产妇的住处。即便进了房子，也还要辗转腾挪，穿过晾晒在门厅、楼梯、厨房、客厅和卧室里的更多衣物。直到20 世纪60 年代，自助洗衣店和内有投币自动洗衣机的洗衣店才进入人们的生活，在此之前，所有衣服都要在家手洗。

20 世纪50 年代，大多数人已经可以在家中用自来水了，院子外也有了自动冲水卫生间，有些人家甚至还拥有浴室。出租房则还没有这么幸运，大多住户还需去公共澡堂洗澡。强硬的母亲们每周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男孩儿们洗一次澡。而男人们大约也是在妻子的耳提面命之下，一周洗一次澡。每个周六下午，你都可以瞧见男人们拿着小毛巾和香皂向澡堂走去，看着他们脸上阴郁的表情你就知道，一周一次的抗争再次以男人的失败而告终。

① 伦敦码头区曾为世界最大港口伦敦港的作业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船舶的大型化和集装箱化等物流革命的进行，伦敦码头区日益萧条。“伦敦码头区”这一名称是在1971 年英国政府再开发计划报告中首次使用的。

① 罗纳德·科雷和雷金纳德·科雷双胞胎兄弟，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伦敦东区的犯罪团伙首领。

① 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

收音机几乎家家都有，可我在伦敦东区从没见过电视，也许是因为家家居住面积太小的缘故吧。当时人们主要的消遣是去酒吧、男人俱乐部，跳舞、看电影、去音乐厅和赛狗。令人意外的是，教堂竟然成了年轻人社交生活的中心，每所教堂都设有多个年轻人俱乐部，每周晚上举办活动。位于东印度码头路上的诸圣堂，外观雄伟，是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教堂的青年俱乐部有几百名年轻会员，由牧师和至少七名精力充沛的年轻助理牧师打理。教会需要这些年轻助理牧师的活力和精力，因为每天晚上要为五百到六百名年轻人举办活动。

成千上万的船员从世界各地来到码头，但似乎没有对码头区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我们会维持本色。”当地人如此说道，也意味着他们会与外界保持距离。家家户户小心翼翼紧盯着自家姑娘。海员们可以在码头区数量众多的妓院满足生理需求。我因为工作原因去过两三家妓院，那里的环境无一例外令人发指。

我见过妓女在主街招揽生意，但没在偏僻的街道上见过，连船员首先登陆的道格斯岛也不例外。老练的妓女绝不会在毫无希望的偏僻街道浪费时间，如果哪个新入行的妓女头脑一热，去偏僻街道招揽生意，很快就会被愤怒的当地人或男或女，赶出来，很可能还会挨一顿打。这些妓院极负盛名，生意红红火火。我猜它们应该是非法经营，因为警察时不时就会突袭一番，可这并没有影响妓院的生意。妓院的存在在维持街容整洁上，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半个世纪过去，沧海桑田。如今的码头区已与记忆有着云泥之别。过去的大家庭和社会生活已无迹可寻，十年内发生的三件事—码头关闭、贫民窟拆迁和避孕药的出现，彻底终结了曾延续几个世纪的古老传统。

贫民窟拆迁始于20 世纪50 年代末，彼时我还在码头区工作。

贫民窟的房子确实破烂不堪，这点毋庸置疑，可它们却是人们深爱的家。我依然记得很多人，无论男女老少，手里拿着市里下达的信函，通知他们房子被拆迁要迁往新居时，多数人失声痛哭的情景。他们生于斯，老于此，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迁往四公里之外无异于到了地球尽头。曾经彼此相邻的家族因为动迁而四分五裂，孩子们也跟着四散而去。再无孙辈承欢膝下，没人倾谈，连卖伦敦最棒的啤酒的邻居也搬到了四公里之外，很多老人无法适应这种生活，感觉与死无异。即使住上统一供暖、配有浴室的崭新公寓，又有什么意义呢？

避孕药的出现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初，现代女性亦随之诞生。

女人不再沦为生孩子的机器，从此摆脱了无休止生育的束缚，她们要做真正的自己了。避孕药带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性革命”。

女性首次可以破天荒地像男人一样，享受纯粹的性爱。20 世纪50年代末，根据助产士的新生儿登记，每个月有八十到一百名新生儿诞生；而到了1963 年，新生儿诞生数量已跌到每月四到五名。

这完全称得上社会变革了。

码头的关闭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前后后用了十五年之久，在1980 年左右，码头上就再也见不到商船了。男人想保住工作，工会也努力试图捍卫工人的利益，因此在20 世纪70 年代发生了许多码头工人停工事件。可一切已成定局，任谁也无法改变。事实上，停工不但没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加速了码头的关闭。对于码头区的男人来说，码头代表的不只是工作和生活方式，码头即是生活本身。在他们看来，码头的关闭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坍塌。过去几个世纪，一直作为英国经济主动脉的码头竟然关闭了，码头工人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所熟知的码头区也从此湮没在记忆之中。

时至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变革之风席卷全国。生活中那些从不为人所知的丑陋经过文章披露，唤醒了人们的公众意识。变革中，很多拥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女性意识到，医院护理质量亟须提高，而且护士和助产士的境况堪忧。因为在许多受教育女性眼中，护士和助产士都是不体面的工作，这就导致了从业者多为目不识丁的女性。查尔斯· 狄更斯曾在其讽刺漫画中塑造过两个护士形象—莎瑞· 坎普和贝琪· 普瑞格，她们愚昧无知、卑鄙无耻，大口喝着杜松子酒，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可如果由于囊中羞涩，不得不将自己托付给她们护理时，你就一定笑不出来了。

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是护士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彻底改变了护士在世人心中的形象。但她并非一个人在战斗，在护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妇女组织一直致力于提高护理标准，其中有一个名为“圣赖孟多· 农纳都助产士”的组织① 。

其成员由圣公会修女组成，她们致力于让贫苦家庭的宝宝更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她们在伦敦东区以及英国各重要工业城市的贫民区都设有修道院。

在19 世纪（之前亦如此），穷苦人家的女人根本无法支付医生的接生费用，只好依靠没有受过医学培训，自学成才的助产士，即她们所谓的“接生婆”。有些接生婆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有些人则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死亡率。19 世纪中叶，最贫困人群中产妇死亡率为35% ～ 40%，婴儿死亡率约为60%。像妊娠子痫① 、大出血或胎位不正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产妇难逃一死。有时候，当分娩出现异常时，接生婆甚至会遗弃产妇，任由其陷入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境地。毋庸置疑，接生婆的工作没有卫生可言，退一步说，她们也会导致感染和疾病的传播，并常常引发死亡。

接生婆不但没接受过医学培训，其人数和工作也不受监管。

圣赖孟多的助产士组织认为，要想根除这个社会恶习，关键在于为助产士提供适当培训，通过法规监管其工作。

然而，在争取立法的过程中，勇敢的修女和支持者们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大约从1870 年开始，这场立法之战就渐趋白热化。她们被认为是“荒谬的”“浪费时间的”“吹毛求疵的”和“令人讨厌的好管闲事者”。从误入歧途到贪得无厌地敛财，各种罪名层出不穷，但农纳都的修女们却从未因此退缩。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年，直到1902 年，首部助产士法案获得通过，英国皇家助产士学会从此成立。

“圣赖孟多· 农纳都助产士”的工作以宗教信仰为基础。我坚信这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她们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强度如此之大，只有蒙上帝召唤的人才会从事这种工作。弗洛伦斯· 南丁格尔曾写道，在二十岁出头时，她曾亲眼见过上帝，上帝告诉她，她应该将其一生奉献给自己的工作。

圣赖孟多的助产士们奔波于伦敦码头区的贫民窟，为最可怜的穷人提供帮助。在19 世纪近一半的时间里，她们是当地可以指望的助产士。她们冒着被霍乱、伤寒、肺结核传染的风险不知疲倦地工作着。20 世纪，她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20 世纪40 年代，她们留在伦敦，经历了伦敦大轰炸① ，每天要面对德国飞机对码头的狂轰滥炸。防空掩体、防空洞、教堂地下室和地下铁车站里都留下了她们接生的身影。她们为这项无私、永无尽头的工作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整个码头区的人们都熟知她们，对她们崇敬有加，提起时无不带着真挚的爱意。

既是信仰上帝，发誓遵守清贫、贞洁和顺从戒律的修女，同时又是称职的护士和助产士，这正是“圣赖孟多· 农纳都助产士”

给我的第一印象。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① “圣赖孟多·农纳都助产士”是虚构的组织，该名称来源于助产士、产科医师、产妇、生育和新生儿的守护神—圣赖孟多·农纳都（St.Raymund Nonnatus）。

1204 年，圣赖孟多·农纳都诞生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为剖宫产所生（拉丁文“Nonnatus”的意思是“非自然生产者”），正因为如此，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

圣赖孟多·农纳都后来成了牧师，于1240 年去世。

① 妊娠子痫是指孕妇妊娠晚期、临产或新产后，眩晕头痛，突然手足抽搐、全身僵直、少顷即醒，醒后复发甚至昏迷不醒的疾病。妊娠子痫由先兆子痫症状和体征加剧发展而来。妊娠子痫可发生于妊娠期、分娩期或产后24 小时内，被分别称为产前子痫、产时子痫和产后子痫，是产科四大死亡原因之一。

① 伦敦大轰炸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的战略轰炸。轰炸范围遍及英国的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但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