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我想这是很多怀揣梦想的人都想知道的。在我的采访嘉宾里，企业家郭广昌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极具哲学意味的回答。

在我眼里，著名企业家郭广昌是一个幸运儿。作为复星的董事长及“灵魂人物”，郭广昌本人在商界屡获殊荣，更被《财经》杂志评为“中国未来经济领袖”之一。2004年2月，他旗下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复地集团也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矢志要做产业整合者的郭广昌，正享受着多元化扩张的喜悦。

在外人看来，企业的领导人掌握着关乎企业发展的发言权，坐在会议桌后面的他们是如此潇洒：一会儿做一个决定，投资多少，然后怎么怎么样。

对于这样的误解，郭广昌很无奈。他告诉我，其实做企业，最最痛苦的就是决策。每个有上进心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企业也不例外。拉近理想与现实距离的往往就是几个重大决定。郭广昌觉得没有理想就没有激情，做企业一定要有高度的理想主义，一定要有很深的一个想法。但是在具体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有高度的现实主义。面对残酷的现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有幻想。在做决策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幻想，任何的幻想都会让你走向毁灭。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理想显得那样易碎，但哲学专业出身的郭广昌却将这对矛盾体统一了起来。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哲学性的处理方式，让具有知识分子底色的他在商业经营领域实现了身心的融通。

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电视人也有体会。

2005年2月，我们在上海联合举办“2005国际电视主持人论坛暨年度颁奖盛典”，这是中国电视主持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盛会，目的在于总结交流中国电视人从1980年到2005年这25年间对于电视媒体的经验。

为了这次盛会的举办，幕后很多人付出了大量的财力和心血。

刚开始，组委会找了一家愿意提供活动全部运作经费和各方面支持的赞助商，但就在活动举办前两个星期，这家公司突然宣布撤资。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活动组织工作一下子陷入停滞，论坛也面临流产。

为了完成我们对电视理想的致敬，让这样有意义的行业盛会能成为中国电视人对外交流、展现风采的契机，我决定从阳光媒体集团支出100多万现金，将整个活动承包下来。同时，时任中国视协主持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的白谦诚先生，也把他在主持人专业委员会担任副秘书长的儿子白刚调了过来，参与论坛的筹划和准备。

当时资金紧张，人员匮乏，我们这些人不得不一人多岗，大家都在无私辛苦地忙碌着。一天中午，疲惫不堪的白刚对同事说：“我想睡一会儿，一会儿叫我。”可没想到的是，白刚这一睡就再没醒过来。

为了不影响整个活动的顺利举行，白谦诚强忍悲痛，告诉其他人：“这件事先不要和前来领奖的人说，别影响他们的情绪。”

就这样，除了组委会成员和白岩松外，其他参加论坛的主持人都不知道白刚的离世，更不知道在这个全行业瞩目的盛会中，还有一位担任筹划执行的父亲，在默默承受着老来丧子的人间大痛。

隐痛尚可深藏内心，资金的紧张又是眼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邀请美国CBS（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两位嘉宾唐·休伊特和莫利·塞弗来上海，单是一行人的差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还有晚会及论坛的一系列投入。所有人都绞尽脑汁，看能在哪里省些钱出来，论坛的环节排场能否再紧缩？同声传译的耳机能否少用两个？⋯⋯

最终会议如期举行，围绕“理想”和“现实”，主持人们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大家几乎一致认为，电视从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收视率与高品质电视节目、娱乐元素与深度思想如何平衡。

白岩松和张越不约而同地表示，因为收视率不高，现在严肃的电视节目特别难做。“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脸上永远带着坏笑、擅长冷幽默的崔永元，就曾经受到过收视率的戏弄，对此，他总结了这么一句话。

对于这个问题，一头白发的唐·休伊特一开口，就颠覆了国内主持人的认知，“我不知道严肃的新闻原则和讲好一个故事有矛盾，我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一定可以结合，关键就是你能否讲好一个故事。”

休伊特1968年创立了《60分钟》，这是一档以政府行为、社会事件、司法公正、人类灾难等“硬新闻”为主要选题的严肃栏目，是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最多的节目之一，它的收视率连续22年稳居全美前10名，被称为美国电视新闻史上的常青树。

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讲个好故事。

为了讲一个好故事，唐·休伊特每次出手都是别人想不到的招数：他可以假扮成治安官去接近访美的赫鲁晓夫；为了取得飞机坠毁的独家报道，他租用拖船第一个到达现场，并在去的路上“无意中”撞翻NBC租用的小船，回来后面对总裁的质询，只是耸耸肩说了句“爱哭的孩子”。

这就是唐·休伊特，喜欢竞争，喜欢变通地处理事情，其生存之道中潜藏着一种实用的街头智慧。当中国同行们在努力从娱乐的丛林中悲壮地突围的时候，唐·休伊特行进的方式却轻松有趣得要命。他的变通思维在一瞬间比照出了那些让我们总是习以为常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收视率与节目质量、娱乐与深度并非天敌，在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可以经由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将两者统一起来。收视率本身并没有错，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也是电视行业的生存环境。既然选择了大众传媒这个行业，而不是精英的学术研究，就要为了观众，学会适度地妥协。

唐·休伊特的理念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对于电视主持人来说，收视率和节目价值这两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关键要看你如何把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有效地传达出去，与观众产生共鸣。收视率不是唯一标准，且各类不同节目如新闻、戏剧、综艺、体育等应有不同的收视率要求。但既然做的是大众传媒，就要把观众的喜好放在心里。如果我们没有平衡好收视率和节目内涵的话，那只能是因为我们的功底还不够，而不是其他。

这样的道理不只是适用于电视媒体方面，也可以由此及彼地去解释其他领域关于理想和现实的困惑。理想与现实并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

理想的实现，要灵活地把两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也许需要改变一下我们固有的、习惯的姿态，也许这会让你不舒服，但一旦看到它的行之有效，就会让你觉得所有改变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