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要面临无数次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选择中，选择同一个选项；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上一次被我们放弃的那个选项。没有人能保证，一次选择就可以一劳永逸；也没有人能保证，每一次选择都是正确无误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我们从懵懂犹疑到逐渐明晰，我们一步一步地，更接近着个人的人生真相。而好的选择总是在不断调整中完善的。

记得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在父亲的帮助下，我选择了去北外学英语。

大学四年里，我从未想过会和电视结缘，毕业后却歪打正着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名主持人。如果说之前的选择还有些年少无知的成分，那么自从进入中央电视台后，我渐渐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990—1993年，《正大综艺》曾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我也因此获得了主持界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但经过思考，我在1994年放弃了这条坦途，选择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对我来说，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里弄懂“地缘政治”等国际事务领域的诸多基础概念，要比站在喧闹的电视演播大厅里主持综艺节目更让我有成就感。我相信，更货真价实的成就感来自“做有价值的电视作品”。

1996年年初，我的毕业作品《杨澜视线》开始投入制作。这个阶段，我采访了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与大人物们面对面，一开始我问了很多糟糕的问题，但这也给了我一个快速学习和历练的机会。在美国，我接触到了很多新闻界的精英，比如CBS《60分钟》灵魂人物丹·拉瑟和《晚间新闻》主播克朗凯特。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我逐渐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做一名有见解的“记者”，做一名跨文化的沟通者，制作有社会价值和品牌价值的高端电视节目。

要想实现这个理想，我的路还很长。但我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在不断地接近它。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收到很多美国知名媒体的邀请电话。但是我心中早已决定，我要回国。

中美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这样的文化差异里，我永远不可能用“猪八戒倒打一耙”来和美国朋友开玩笑，因为你要想解释清楚一个猪八戒，就差不多要把整本《西游记》讲述一遍，就算这样，美国朋友依然不明白那个猪八戒为何要“倒打一耙”；我也不可能用《小兵张嘎》《鸡毛信》的故事来和美国朋友分享童年乐趣，因为当你讲述那些记忆中的故事时，对面的美国人却瞪大眼睛，质疑着儿童参战的合法性。我要想实现自己的新闻梦想只能回国。

除去文化差异，更让我心动的还有当时正在崛起的中国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我不想只做个旁观者。三年前离开北京，三年后离开纽约，我期待着这次选择带给我的惊喜。

1997年年初，我开始在凤凰卫视主持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如果将后来被人认可的《杨澜访谈录》比喻成已经成熟的人，《杨澜视线》算是童年期，《杨澜工作室》是他的青春期。《杨澜工作室》中，在与100多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嘉宾倾情对话，以自己的价值观与不同的生命个体对接的时候，我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而我的梦想，依然在继续。

1999年前后，我空闲在家的时候，发现电视上几乎都在播《还珠格格》。这种收视上的“垄断”，让我觉察到中国电视的困境：频道很多，可是内容相同。

如何让电视不再只迎合大众口味，而能让观众获取更有价值的内容？

我决定成立一个理想中的电视专业化频道“阳光卫视”。成立这样一个专业化电视频道的理由是：第一，从国家文化的角度，阳光卫视不仅要让世界看到政治和经济都在不断发展中的中国，而且要让世界看到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在文化上的演进；第二，未来的电视格局应该是分众的时代，每个观众都有个性化的需求。阳光卫视致力于满足部分观众对深度内容的需求，以记录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为使命，制作高品质的电视节目。

为了自己的电视理想，为了阳光卫视能在卫星上占到好的宽带位置，我亲自跑去和卫星公司谈判。那个时候，正赶上我刚怀孕不久，严重的妊娠反应，让我特别不能闻到牛奶的味道，一丝牛奶味都会让我恶心呕吐。在谈判期间，我尽力克制自己，但是有时还是不得不躲到厕所里呕吐。吐完漱漱口、嚼上口香糖，再往脸上补点妆，回来继续谈。

在听我讲述诸多成功者的故事时，有观众也曾对我本人的成功故事颇有兴趣。我要说的是，我的故事中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一步一步，都从我的选择而来。人一辈子总是要选择做一点自己的事。如果机会来了，就一定要把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