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出自宋代思想家张载，又称“横渠四句”。原文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是要为社会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为百姓奠定安身立命的根基，为往圣先哲接续思想传统和文化根脉，为千秋万代开拓太平盛世的伟业。

这四句话最能表达儒者的襟怀，最能彰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涉及精神价值、生命意义、学统传承、社会理想等多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毛泽东曾盛赞这四句话是“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张载，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宝鸡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他天资聪颖，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场建功立业，二十一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范仲淹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军府召见了他，认为这位儒生志趣不凡，见识超群，可成大器，便劝他说：“你是儒生，当以弘扬圣人名教为事业，何须研究军事！”与范仲淹的会面改变了张载一生的命运，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中庸》。但他仍感不满足，又遍读佛、道之书，最后回到儒家学说。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他终于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张载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他的学说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提出了虚气相即、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思想以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立天理，灭人欲”和“穷理尽性”等著名命题，实际上已基本建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对二程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张载还特别重视学以致用和人格修养，他主张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根据儒家的理想来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认为要想真正完成理想的人格，不能单靠“内圣”的心性修养，还要参与到“外王”的事功致用，从而真正领悟到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位置。虽然他的学说体系中也渗透了不少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是采取了推尊儒学、排斥佛道的立场。

张载的学说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在当时形成了“关学”流派，堪与洛学媲美。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通过讲学活动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其弟子中著名的有：

吕大忠、吕大钧和吕大临三兄弟，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李复、张舜民和薛昌朝等。关学的兴盛对于淳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吕氏兄弟制订和实施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其中心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颢、程颐——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二程少年时，父亲程珦通判南安军（今属江西赣州），当时周敦颐正在南安军担任管理刑狱事务的低级属员，还很年轻，也没什么名气。程珦慧眼识人，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与他结为好友。程珦还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后来，他们还跟表叔张载相与论学，探讨《易》理。因此，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的影响。

程颢一生博览群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颐也是“于书无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他们吸取张载关于“天理”的理论，正式提出了以抽象的、观念性的“天理”作为最高范畴，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一个更加庞大而精致的思想体系。

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则将张载《西铭》（《正蒙· 乾称篇》的一部分）中“民胞物与”、万物同属一气的观点概括和发挥成“理一分殊”的著名命题，重点探讨事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通过重新思考人伦道德和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解释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的形而上依据，开启了天道性命之学的新境界，为宋代理学的“理一元论”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出其融合了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印万川”的思想。程颐的《伊川易传》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义理解《易》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宋儒“以《易》立言”的集大成者。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两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则主张居敬穷理，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了理学。如《宋元学案》中所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与此同时，二程对于教育和讲学活动也都极为重视。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合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当时“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程颐早年就以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大教育家胡瑗的赏识，并开始在京师授徒讲学，此后几乎毕生从事学术和教育。他“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

有一则“程门立雪”的典故，说的是进士杨时为了钻研学问，放弃高官厚禄，先后拜二程为师。某日，杨时和学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适逢老先生静坐打盹。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雪，二人不敢打扰，一直在门外侍立。等到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杨时和游酢尊敬师长的心诚意坚遂被后人传为美谈。

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洛学”也发展成与官方“新学”相互颉颃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洛学的影响绵延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洛学中找到源流所自。

程门高足杨时，人称“龟山先生”，毕生以弘扬二程之学、排斥王安石新学为己任。靖康年间，他曾任国子祭酒，南宋以后又在东南地区大倡讲学之风，被视为洛学正宗，又被尊为闽中理学的鼻祖，是二程之学发展到朱子之学的关键人物。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今属河南驻马店）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谢良佐天资极高，黄宗羲曾认为：“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为第一。”谢良佐严于律己，修身甚谨。他认为修身的最大障碍在于“矜”，也就是刚愎自用、骄傲自大。某次他与程颐分别一年后相见，程颐问他：“一年来有何进益？”他回答道：“唯去得一‘矜’字。”程颐高兴地说：“这足以证明你很用功，已经达到‘切问而近思’的仁者境界了。”由此留下了“良佐去矜”的千古佳话。他的“格物穷理”论，上接二程，下启朱熹。他的以禅证儒的治学方法在当时和后世也很有影响，开创了心学的先河。

胡安国是程氏私淑弟子，未曾登堂入室。他与谢良佐、杨时和游酢等程门高足交游讲论，义兼师友。南宋以后，其倡明洛学之功可与杨时相比。安国以其学传子胡宏（五峰先生），胡宏长期讲学于南岳衡山，张栻从其问学。后来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从学者甚众，由此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