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宣和五年（1123 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令智昏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勾当，必定会遭到金朝反对。宋徽宗未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来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朝。宋徽宗的愚蠢行为让金朝抓住了短处，成为其日后南侵的借口。

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1125 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朝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富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

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朝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一边出兵，一边出使，成了此后金朝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

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几天就打到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

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为便于逃跑，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

继位的赵桓即宋钦宗，他虽然俭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无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靖康元年（1126 年）正月初六，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

李纲布置得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了。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兵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宋钦宗内心依旧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

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马驼驴骡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史称河朔三镇）；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所要金帛之数即使竭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屏藩，赵家的祖坟也在此地。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括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容易括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被作为人质送到了金营。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时，正月二十日，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秦凤路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勤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二十余万。种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惧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奇兵劫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言战。

这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白时中趁机造谣说西北勤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甚至还想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投降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义愤。以陈东为首的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斥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只好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勤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数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赵枢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

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恬武嬉，故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伏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宋徽宗被接回汴京后，宋钦宗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北宋末年的这股腐朽政治势力终于灰飞烟灭。

对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便派李纲出任河北宣抚使，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几度被贬。

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诱使宋朝步步屈服。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会师汴京城下。

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勤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恪“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诏诸路勤王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斡离不、粘罕。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宋钦宗亲自到金营议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

靖康二年（1127 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二月六日，金朝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三月底四月初，粘罕、斡离不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朝。北宋就此灭亡。

北宋亡于金兵之手，是其腐朽政治的必然结果。但金兵的残暴杀掠，也使当时社会的矛盾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汉族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关系反抗女真贵族野蛮侵略的民族斗争成为主要矛盾，宋朝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斗争退居次要地位。

北宋以重文抑武、分散事权为特点的政治体制虽有很多弊端，却也有效防止了在皇室之外形成其他权力核心，赵姓皇帝仍有无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北宋末年的统治虽然黑暗，却没有发生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人心厌宋”的程度。民心士气尚存，为南宋的复国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基础。

宋高宗

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最初十几年，是南宋历史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南宋爱国军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粉碎了其灭亡南宋的企图，宋、金双方总体上出现了实力均衡的局面，南宋朝廷保住了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宋高宗先后与

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权奸相互勾结，迫害忠臣良将，与金朝订立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为腐败苟且、萎靡不振的偏安局面定下了基调。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个儿子，关于他早年的记载不多，只知他除了博闻强记，读书能日诵千言之外，还体格健壮，孔武有力。赵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好色如父”，据说有不少侍婢被他蹂躏而死。如果不是“靖康之变”，他无论如何是当不上皇帝的。

靖康元年（1126 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赵构曾以亲王的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磁州（今河北磁县）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不久，围城中的宋钦宗派人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他火速救援京城。然而，赵构却只图自保，为了躲避敌锋，向东转移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不久又跑到了济州（今山东巨野）。

靖康二年（1127 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尊称宋太后，垂帘听政。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南宋政权初建，宋高宗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李纲殚精竭虑，精心谋划，举荐张所和傅亮经略河北、河东，又举荐宗泽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同时切实整顿军制，恢复战斗力。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到招抚司和经制司麾下，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乱劫掠的散兵游勇，也被李纲派兵讨平。后来朱熹评论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纲纪。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可是宋高宗却觉得中原离金朝太近，太不安全，便紧锣密鼓地与黄潜善、汪伯彦策划南逃。为了达到逃跑的目的，他们竟然公开捣鬼，破坏河北、河东的抗金事业，对李纲所提的各项建议也置若罔闻，最后干脆把李纲贬出了朝廷。李纲任相总计只有七十五天，虽忧国忧君，矢忠矢诚，却反而成了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壮志未酬，黯然下课，也预示着抗金大业前路多艰。

李纲一走，宋高宗从应天府轻舟快马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二十四份奏疏，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开封百姓为之号恸，如丧考妣，三日吊祭，往哭不绝。

建炎二年（1128 年）七月，金兵为了摧毁新生的南宋政权，再度南犯。大名府、相州、濮州等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豫杀害抗金将领关胜，举城投降。而宋高宗却将军国大事一概交付黄潜善、汪伯彦，自己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地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享受。

次年年初，粘罕在占领徐州后，派五千骑兵，奔袭扬州。正月三十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宋高宗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打算渡江南逃。黄潜善、汪伯彦却说不足为虑，等到消息证实后再渡江不迟。

二月三日，金兵攻占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一百五十里，五百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鬼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高宗吓得屁滚尿流，提上裤子就跨马狂奔。这一吓非同小可，竟使他得了阳痿的毛病，从此丧失生育能力。他一路窜至瓜洲渡口，御营司都统制王渊曾夸口江边早已准备下大批船只，实际上这些船全被他用来搬运自己和内侍的家财了。高宗只好靠一条小船逃过江去，一直逃到杭州才收住脚。

宋高宗逃窜后，黄潜善、汪伯彦也慌忙夺马南逃，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

扬州的溃散，是投降主义的必然恶果。宋高宗也因为险些丧命而对黄潜善、汪伯彦二人颇有怨恨，遂将二人同时罢黜。朝野有识之士都希望再用李纲，收拾残局。宋高宗却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不仅如此，他还让对扬州溃败负有直接责任的王渊掌管枢密院。这项乖谬措置终于酿成了宋朝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兵变，史称“苗刘之变”。

三月五日，将官苗傅、刘正彦见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大将都领兵在外，杭州城内兵少将寡，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策动兵变。他们杀了遇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又杀了恃宠骄横、为非作歹的宦官康履等人，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

消息传出后，各地将领纷纷采取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苗傅和刘正彦见大势已去，只好又奉赵构复辟，最后两人被擒，在建康闹市被处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包伟民

苗刘兵变其实是个内争。赵构一下子由亲王当了皇帝，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强的管理能力，所以他任用的人必然是自己身边关系特别亲密的人，比如宦官，或者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康履和王渊就是赵构特别信任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好人，所以就引起公愤。苗傅、刘正彦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杀了这两个人，逼迫赵构禅位。按宋代的政治环境，如果是平时，苗刘二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干这种事，但当时是战乱环境，武人的地位相对要高一点，这就促使他们干脆来一个硬逼，逼迫皇帝。

这次兵变打击了主张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势力，表明妥协逃跑不得人心。兵变平息后，宋高宗对人事和制度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拜平叛有功的吕颐浩为右相，张浚知枢密院事；重定赏罚标准，缓和军队内部矛盾；限制宦官的权力；停止迫害“元祐党人”；减轻人民经济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调整、合并了部分机构，以适应战争需要。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抗金大业的。

但由于宋高宗投降路线的倒行逆施，这时南宋的国力已虚弱到了极点。吕颐浩和张浚虽然都倾向于抗金，但一个“练事而粗暴”，一个“喜事而疏浅”，无论政治才干，还是品德威望，都无法跟李纲相比，因此也就拿不出什么挽回颓势的奇谋良策。

宋中兴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