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儒释道

三教合一

唐代是一个宗教盛行、多元并包的社会，佛教、道教及各种外来宗教都获得巨大发展，相互之间也在影响、交融。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玄奘西天取经，却又出现了会昌灭佛；道教取得了类似于国教的地位，却始终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的各种宗教之上，则是笼罩一切的皇权。武则天利用佛教的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的论证，而玄宗、武宗、宣宗则都接受了道教大师的授箓。至于那些居于儒家价值观高地的士大夫们，则一方面力图在公共领域对宗教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在私人生活中与僧、道人士过从甚密。如果我们不了解唐代宗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时代。

唐持剑天王

儒释道辩难。武德七年（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里，一场隆重的释奠礼仪正在举行，唐高祖李渊亲自出席，陪同高祖前来听讲的，还有秦王李世民与满朝文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释奠本来是国家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参加讲论的，不仅有一代大儒，还有来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儒家出场的，是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代表佛教出场的，是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亦作惠乘）、普光寺沙门道岳；道教方面，则由清虚观道士刘进喜、李仲卿出马。这几位均为一时名流，为朝野夙所钦重者。比如，陆德明是著名的《经典释文》的作者，道岳则曾是玄奘西行求法之前的授业恩师。

由于唐高祖以老子后裔自居，以道教为本宗，故辩论中的席次以道士居首，儒家居中，而以沙门殿后。刘进喜、徐文远、慧乘三人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不过，这次讲论本因儒家释奠礼仪而起，而代表儒家出讲的徐文远、陆德明皆一代儒宗，尤其是陆德明不仅学问渊博，且极富词辩，善说名理，对于三教经义，均能遍析其要，故特别受到高祖的赞赏。

在这次释奠之前发布的诏书中，高祖定下了“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原则与基调，这也是后来三教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三教讲论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观摩，商量意旨，而参与各方为了攻击对方，树立本教威望，莫不广引对方经典以资辩驳，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三教之间的相互了解，许多人开始兼明三教，否则无从在论战中取胜。

达摩面壁图

唐代佛教的中国化。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定型时期，除了天台宗创立于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

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慈恩宗，是由玄奘法师及其弟子所创立的佛教宗派，在唐初盛极一时。玄奘在印度游学多年，在那烂陀寺的时间最久，其师戒贤法师正是唯识之学的宗师，

玄奘从其学习《瑜伽师地论》，回国之后，他将此书译为中文，凡一百卷，成为唯识宗的根本经典。玄奘主张众生种性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的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

玄奘门下弟子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与圆测。窥基是唐初名将尉迟敬德之侄，而圆测则为来华的新罗王孙，他们二人天分极高，深得玄奘器重，对于新译的经论分别作注，特别是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弘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

唯识宗在玄奘与窥基、圆测等弟子的努力之下，盛极一时。可惜的是，由于玄奘过于坚持印度传统，且唯识宗理论本身过于繁细，难以通俗，唐初之后，此宗逐渐归于衰落。

与唯识宗坚持印度佛教原汁原味的传统不同，禅宗则是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佛教宗派，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禅宗自谓教外别传，据说灵山法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于是付法，迦叶成为印度禅宗初祖。到了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传法于菩提达摩，后者于梁武帝时来华，是为中国禅宗初祖。他晚年传法的少林寺，因此被称为中国禅宗的祖庭。此后，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神秀与慧能。慧能，世称禅宗六祖，与神秀分别为南北二宗，各传顿、渐之门。这是禅宗早期传法的谱系。

北宗的神秀深受武则天的尊崇，他九十岁时，被武则天召入长安，大弘禅法。神龙二年（706年），神秀去世，文坛领袖张说在其碑文中称他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其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弘扬其法，两京地区完全成为北宗的势力范围。

慧能则出生于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在获得弘忍衣钵之后，长期在南方传法。与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经》、主张渐悟相反，慧能提倡顿悟法门，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而且，南宗禅号称“见性成佛、直指人心”，一扫当时佛教其他各宗强调的繁琐的章句之学，可谓振聋发聩，因而开始在南方民众中广泛传播开来。

慧能禅师入寂于先天元年（712年），春秋七十六。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也就是著名的《坛经》。在佛教史上，中土人的著述能被称为经的，唯慧能禅师一人。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

慧能在世时，他的禅法主要还是在南方流传，真正使南宗禅传入中原并成为禅门正统的，是他的弟子神会。

神会起初是神秀的弟子，十四岁那年，他来到岭南参拜慧能，成为六祖座下十大弟子之一。到了开元二十年（732年），四十五岁的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极力攻击北宗禅法，为慧能争取六祖地位。虽然一度颇为成功，但也引发了北宗禅支持者的极大反弹，神会一度被逐出洛阳地区。

时局的突变，为神会提供了绝佳的机缘。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率朔方军平叛，由于军费紧张，朝廷规定，百姓纳钱百缗即可得度，而神会则被推举为度僧的主持，为平叛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使他在政治上取得了朝廷的支持，南宗禅从此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

神会晚年居住在洛阳荷泽寺，故他传下的禅法一系，被称为“荷泽宗”。不过，荷泽宗只是南宗众多禅法的一支，而且在神会去世后并不太盛，更为繁盛的是慧能的另外两大弟子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传下的法脉。到了晚唐，遂发展出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等五宗，而此时，其他许多佛教宗派都已衰微，只有禅宗一枝独秀，成为唐宋佛教史上最有影响的主流宗派。

禅宗作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佛教本有其弘扬教义的经典、仪式、戒律和礼拜的对象，但慧能以后的中国禅宗把这一切都抛弃了，既不要念经，也不要举行仪式，更不要崇拜偶像，而认为要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能靠自己一心的觉悟，这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思想。

道家炼石图

道教的极盛。与印度传来的佛教相比，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持。这首先是因为，在大唐开国的过程中，不断有道教徒附会李氏为老子后裔的神话，以强调李唐建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于李唐皇室而言，这的确是一种方便的宣传策略，以天命所归的神话，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对于道教而言，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二月，长安城南终南山中的楼观台，一座皇家支持建立的石碑竖立起来，撰作碑文并亲自书写的，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铭文则是由宰相陈叔达完成的。这通碑文记载了楼观道团的领袖岐晖在李渊起兵之后，不仅以观内粮草资给李渊之女平阳公主，又派楼观道士前往蒲津关迎接唐军的事迹。当李渊取得天下之后，岐晖的政治投资取得了丰饶的回报，不仅获赐大量土地，连观名也由“楼观”改为“宗圣观”，这表明唐朝统治者已经正式将老子视为其家族的先祖了。

从南北朝末到隋唐初年，不仅是政治上走向南北统一的时期，在思想文化上也加快了相互交融的步伐，道教也不例外。到了唐代，此前各具传统的六朝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

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六朝时期的“靖”“治”等团体被宫观体系取代，道士本身也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唐王朝在对道教给予极大支持的同时，对道团组织的控制也日渐增强。

高宗一朝是唐代宗教政策定型的重要时期。乾封元年（666年）正月，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但这次大典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完成之后，高宗命令天下诸州置观、寺各一所。

这个政策对于道教方面，尤其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宫观网络，而这种网络对于佛教而言，早在隋代就已经具备了。

从泰山上走下来的唐高宗特意来到了老子故里亳州，在此，他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创建祠庙，置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正式获得了比较特殊的地位。

与佛教更多介入民众个人信仰生活不同，唐代道教却力图影响国家的礼仪制度。在唐玄宗时期，这种努力到达了顶峰。

开元十九年（731年）二月，深受玄宗尊崇的道门领袖司马承祯上言，说当今五岳神祠供奉的都只是山林血食之神，而实际上五岳都各有神仙洞府，有上清真人来担任仙官，负责山川风雨、阴阳气序。在他的建议下，几个月之后，玄宗下诏在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而其中的神像，均由司马承祯按照道经的记载，进行设计。

随后，玄宗派两京著名宫观景龙观、大弘道观的道士们与宦官一起，前往五岳所在州县，与地方官共同完成真君祠的建设。与之同时的，是在庐山修建了九天使者庙，在青城山新置了青城丈人祠。其理论依据，则是六朝以来流行的《五岳真形图》。

司马承祯的提议，是直接标榜道教的仙真要高于国家祭祀的五岳神，这实际上是自南北朝以来道教积极参与国家五岳祭祀活动的延续。五岳真君祠的置立，是唐代五岳祭祀道教化的顶峰，也是道教参与乃至改造国家祭祀的一个表征。

从隋文帝开始，在位的皇帝经常把自己的图像（包括金铜铸像与画像）安放在佛寺与道观之中。唐玄宗则对此进行了制度化推进，他下诏全国的开元寺、观都安放自己的铸像，这一方面显示了国家对佛、道教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对皇帝本人的神化。

最有意蕴的，当属长安太清宫。它置立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起初名为“玄元皇帝庙”，后改名为“太上玄元皇帝宫”，最终定名为“太清宫”。太清宫供奉的主尊正是老子，而其性质则是道教宫观与皇家宗庙的结合。虽然其日常管理由道士负责，但其祭祀则列入国家的祀典体系，而太清宫使通常更由宰相兼领。从唐玄宗到唐末，太清宫成为国家祭祀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内容，这也是道教与国家礼仪制度结合的产物。

太清宫中的神像备受关注，天宝元年（742年），太上老君的塑像就被安放其中，他的身边，则是玄宗的汉白玉雕像。四年之后，宰相李林甫、陈希烈的雕像也出现在他的身边。到了天宝八年（749年），甚至连文宣王孔子的雕像也被竖立在老君像前，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唐玄宗时，道教经典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就是有名的“道举”。玄宗在长安设立了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老子》自不必说，《庄子》《文子》《列子》等也相继改名，成为“明四子科”的科目。代宗时权倾一时的宰相元载，就是在玄宗时通过道举而进入仕途的。

不过，唐玄宗虽然是位狂热崇道的皇帝，但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还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面对当时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他还是采取了平衡的手段。

唐玄宗遍注三教。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御制《道德经注》，颁行天下，令诸州大道观刻石，今存邢州、易州碑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 P.3725正是这样一件由国子监学生抄写的官方文本。

就在同一年，唐玄宗还御注了佛教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般若类佛经的一种，先后曾有六次翻译，最早的当属后秦鸠摩罗什的译本。虽然入唐之后还有玄奘、义净的新译本，但仍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在敦煌两千多件《金刚经》卷子中，绝大多数是这个译本。《金刚经》在唐代受到佛教各宗派的普遍崇奉，特别是对于六祖慧能之后的禅宗而言，《金刚经》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与此同时，此经在民众佛教信仰世界中亦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出现了许多讲述其灵验的故事集，如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郎余令《冥报拾遗》、孟宪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

品是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亦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其在唐代佛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在玄宗御注《金刚经》颁行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不少专门宣讲玄宗御注的书籍，如敦煌文书 S.588《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等。

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722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御注的《孝经》颁于天下。到了天宝二年（743年）五月，他再一次御注《孝经》。《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实际上可能成书于秦汉之际。《孝经》有云：“在家以孝事亲，出则以忠事君。”这就是所谓“移孝作忠”，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玄宗御注《孝经》，还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更显示了他希望能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

《孝经》《金刚经》《道德经》，这三部经典篇幅都不大，但对于儒、释、道三教而言，却都是根本性的经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说明，他的宗教政策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三教齐一的政策。

在唐玄宗三教齐一的政策下，开元、天宝时期的三教讲论更多呈现出一种调和、融合的意味。例如，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纪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节，为此特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这次讲论中，玄宗明确提出了“会三归一”的主张，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提出了“万殊一贯，三教同归”的说法，恰好是玄宗“会三归一”的注脚。这种看法，也是与玄宗遍注三教的做法是一致的。

唐玄宗时青城山道士刘知古的家庭。他的兄长学儒家经典，弟弟则奉佛，出家于武担山静乱寺，法号履彻。据当时宰相张说的记载，刘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观的静思院画了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张说评论说：“三圣同在此堂，焕乎有意哉！达观之一致也。”

在唐代，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可以分别信奉佛、道，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宗教比作一个市场，那么皇帝与官府就是最大的买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极力向皇家推销自己，希望更多介入国家政治。

在唐代社会，各种宗教多元并存，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其他宗教如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摩尼教和祆教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传播。在相互辩论与竞争中，也相互了解与融合。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到村舍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对于民众而言，多种宗教的存在，慰藉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当强调内在超越的禅宗在唐代“一花五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深刻影响宋明理学的思想；当玄宗以九五之尊，遍注《孝经》《老子》与《金刚经》，并提出“会三归一”的宗旨时，唐代宗教就已经使得中国的社会思想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