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营建洛邑。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

1965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收购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十年之后，文物学家马承源在器底内胆发现了铭文。让他吃惊的是，铭文中有“中国”二字。这就是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的，国家明令禁止出国展出的六十四件国宝级文物之一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是西周的东都成周洛邑。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命只能降于处于天下的中心——“中国”的王者。洛邑正是商周时代的天下中心。周武王回到镐京后，希望能在洛邑修建新都。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人营建了东都洛邑。洛邑建成后，周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周成王七年，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政成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至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

周公在摄政的七年中，为西周王朝奠定了大政方针。

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确立了天命无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分封制，向一个地域国家迈进；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宗法制，创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礼仪制度，华夏文明从此被打上了礼乐文明的烙印。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将他和祖父周文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历史学家杨向奎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列国变法

经过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不复存在，几个大的诸侯国日益强大，争战不休。到了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诸侯国为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办法。克敌取胜之道，首在富国强兵，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变法的星火，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蹲踞马形青铜竿头饰战国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

尊贤养士。春秋大国晋国的分裂，让战国时期的国君们开始防备那些世卿大族，他们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很大的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于是，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付以重任

的首选。

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国差点就此灭亡。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

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贤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隗先生请教，郭隗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五百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您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的。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

燕昭王明白了郭隗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隗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苏秦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

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贫富穷通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仆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

在当时士无常主的观念下，士人并不需要对君主从一而终。谁赏识他，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有些人甚至做出对“老东家”不利的行为，这在当时都无可厚非。

《史记》中记载，脚穿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虞卿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 霸业。

商鞅，原本是魏国大臣公叔痤的家臣，在魏国不受重视，辗转到了秦国，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裕强大的国家。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在魏国主持军事改革后，虽大败秦军，但因受魏武侯猜忌而投奔楚国。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站在了权力的 顶端。

制度的变化，带来的是社会风气的巨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当诸侯们摒弃出身背景，而以人的才能为原则选任自己的官员时，出身贫寒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布衣卿相”“养士”成为战国时代独特的风景线。游士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完全不提礼义廉耻，纯粹从利的角度为君主和权臣出谋划策。

在士无常主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一时之间，“礼贤下士”和游说君主成为风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尊贤养士工作做得好，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

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研究发现，进入战国，那些在春秋时期叱咤风云的世卿显贵家族，除少数成为新的诸侯国君外，已经荡然无存。他发现，与春秋时期各国执政都出身于特定的世卿家族、国君基本上无权任命执政不同，战国宰相一类高级官员多是由本国国君任命，宰相或者由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担任，或者由出身寒微、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担任。和春秋时期的世卿相比，战国宰相不是终身职，也没有固定的任期。他们必须依托国君，以执行国君的权力。

春秋时代，教育由贵族垄断，朝政也由上层贵族把持，代代世袭。而战国时代，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著名的学者纷纷聚众讲学，宣扬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各家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空前热烈。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家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

这其中，一个被后人称为“法家”的群体被各国君主重用。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不同，法家虽然是一个从来未曾出现实质性门派的松散体系，但法家学者大多集众家所长、才华横溢。战国时的法家学者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张。他们在摒弃“礼治”，提倡“法治”的同时，主张通过农耕和战争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提倡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并通过严刑峻法来管理人民。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晓枫

法家是最晚出的，综合了各家之长，总结和批判了儒家、道家、墨家提出来的救国和治世的方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以及法律制度的设想。法家为什么后来被各国国君所采纳？实际上，法家这些主张都极有针对性，对破除原有的血缘贵族关系，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意见。两千多年前的法家们所倡导的一些法律理念甚至还影响着当今的法律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