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让我回到从前；从前，那段纯真无邪的童年；哪怕只在今夜。

今夜，在我的脑海里却勾想起童年时经常可见，张贴在街路边墙上的死刑布告。那种死刑布告如今已消失。如今往往从网上、电视、报纸上就可便利地获知某个犯人被处决的消息，且处决方式也人道了许多。不“砰”地一声，将枪子儿射进犯人的脑门，而是改用细小的针头，往静脉处轻轻一扎就完事。犯人们死得也很平静安然，就跟被催眠了一样，一睡不醒而逝。

但在那时候，我是说在我童年的时候，我们则往往是通过看到那些死刑布告，才得知某个犯人已被处决。布告白纸黑字，尺寸跟那时很多同样贴在街路边墙上其它的政府公告没有两样。唯一的显著标志，即，使它成为一张死刑布告的显著标志，便是它上面挂着的一个巨大醒目透着血色红光的“钩”。就是那个“钩”，让整张布告变得强烈夺目，使它在张贴出的刹那间，立刻把路人的目光，当然还有我的目光吸引住了，从而在它周围蒙上了一层紧张惧悚的气氛。

挤在人堆中，抬着脑袋，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我逐字逐句地看着布告上的内容。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但已上了学，好歹认得了布告上的那些字。我看完了一遍，没有过瘾，又看起第二遍。那种看客的心理，直至若干年后，当我读到鲁迅的一些作品时，我才更深一步地有所体会。那一张布告，既满足了小民百姓人性中某种无聊的欲望，且对政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小民百姓的警慑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那布告，我看得津津有味，同时脑海里浮想联翩。而那些浮想又加深了我的好奇和恐惧。

我的所有的浮想都在围绕布告上那个已被处决的死刑犯而展开：那死刑犯的模样、罪行及临刑前的情形。很自然而然地，我想到的是一个满脸横肉、面如死灰的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尽管也有女死刑犯，但似乎死刑犯的特有身份已被根深蒂固地化身为了男性形象。

他，那个男性死刑犯被反手绑着，胸前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杀人犯”或“抢劫犯”或“杀人抢劫犯”等无非这么几个字。然后，当法官用庄严洪亮的声音宣布，“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那死刑犯就被几个法警匆匆押上了一辆已等候多时的草绿色的军用卡车。

卡车，那辆奔向死亡的卡车，风驰电掣般驶过了城市的街道马路。刺耳惊心的警笛声在城市上空久久地回荡。死刑犯的那一颗早已绝望的心在一点点地往下沉沦，又一点点地往上浮升。那是临死前极度的恐惧和紧张，也是临死前灵魂出窍般地解脱和超然。而这一切却是一个多么漫长又短暂的历程。生与死之间，也在那一刻出现了如此截然分明的距离。这距离，是一颗心时浮时沉间的距离，更是一辆草绿色卡车驶向刑场的距离。

卡车最后在一座荒山脚下停住了。那里就是那个死刑犯在尘世的终点，也是他奔向地狱的起点。天色苍苍，大地茫茫。顾首前尘往事，悲凉肃杀。没有看客。没有示众。只有几个监刑人、行刑人和那个就要被处决的死刑犯。死刑犯已双膝跪地，头上蒙着黑布。此时此刻，在黑暗中，他还会去想些什么？他是否会像影片中拍的一样，猛然间喊道：“二十年后——”其实二十年的岁月，也在这一句豪言壮语中匆匆流逝而去。

“砰”地一声枪响，一个站在他背后，早用枪对准了他后脑勺的法警扣动了扳机。

而后，一张划着血色红光的“钩”的死刑布告，就出现在了大街小巷的墙上。

生死一线间。那一线间就是一颗子弹的界限和一张死刑布告的界限。因此，当看到布告上那死刑犯的名字时，那死刑犯已从这世上消失了。昨天，那死刑犯还在这世上好端端地存在着，今天他就没了；上午，那死刑犯还在这世上好端端地存在着，下午他就没了。他的尸体被草草送进了火葬场，化作了灰烟；血，也许，还在他倒下的泥地里丝丝地渗着，然后也逐渐干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