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才是真正的小农经济，衣食住行甚至手工业都在庄园或者领地内完成，即使领地内存在市场，领主也可以名正言顺去收税。

克洛维常年出去征战，他经常抢到很多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封给手下，获得土地的人也就是后来的贵族。

克洛维的子孙也想这么干。

克洛维的本行就是强盗，所以有入有出，没有问题。到了他子孙手里，就不行了，抢来的土地都分给贵族了，王室领地并不比领主多，实在是没有实力抢劫了。7世纪时，克洛维家族已经穷得叮当响了。

更糟糕的是，他们成了被抢劫的对象，抢劫他们的人，就是宫相。

宫相，大概类似于中国的大内总管、宦官，这在哪里都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何况，这些侍从不但没有净身，而且可以统率军队。

更离谱的是，法兰克宫相是一个可以世袭的职位。

事实上，这些侍从与中国宦官有着本质的区别：宦官或者说太监的权力来源于皇权，宫相的实力却来自地方庄园。也就是说，宫相是一种完全独立于王权的势力，本身就可以制约王权。

克洛维临死的时候，居然把领地分配给了四个儿子，而非遵从长子继承的传统，这无疑为宫相攫取王权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宫相查理·马特授意下，强势国王达戈贝特被自己的教子暗杀，而且死得很惨。据《查理大帝传》记载，这位国王睡觉时被长矛戳进眼窝。随后，马特始终保持着继任国王年龄不超过15岁的纪录，一旦超龄，就将其废黜。

宫相不但掌控着地方领地，甚至控制了王室庄园。此时，国王有了另一个绰号—“懒王”，也就是说，国王完全成了摆设。

有这样的实力，宫相仍旧不敢自立为王。非不想也，乃不能也。因为，在法兰克王国当国王不能仅凭刀把子，还要有教皇加冕。

西方国王不能自封，其权力来自上帝，国王必须经过教皇加冕，即“君权神授”。尽管没有君权神授，宫相却有了国王的实力，长此以往，那是一定会出事的。

造反的宫相叫做丕平（714—768年），他是马特的儿子。丕平很矮，在西欧史上也被称为“矮子丕平”。

执掌法兰克帝国10年，每次看着废物般的国王，丕平总有一种冲动，想取而代之。而且，他有将愿望变成现实的条件。

条件一：丕平之前，他的父亲马特在西班牙战胜了敌对扩张势力，马特家族的声誉在西欧基督徒中如日中天。

条件二：741年，拜占庭在对抗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如果阿拉伯帝国真击溃了拜占庭帝国，西欧基督徒就得改变信仰了，无论西欧居民还是教廷都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对抗敌对势力。

这是个好机会。

第一次觐见教皇，丕平就提出了一个具有辩证意义的问题：“徒有虚名的人做国王好，还是有实权的人做国王好？”

教皇心领神会，答：“掌权者应为王。”

心照不宣，丕平放心了。

接下来，在法兰克贵族举行的苏瓦松会议上，丕平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并把他关进修道院。

在丕平的加冕典礼上，教皇斯提芬三世如期而至，从此，加洛林时代开始了。

作为回报，756年，丕平夺回了罗马教廷统治区，罗马城及附近一部分地区划归教皇管辖。此后，在基督世界里，任何侵占教皇土地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反对上帝，这部分土地就是今天的梵蒂冈城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小片土地，教皇才能跟世俗权力对抗。

丕平有个儿子，叫查理曼（742—814年），又称“查理大帝”。跟查理曼比，丕平甚至算不上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

查理曼从父亲手里继承了法兰克王国，把领土扩张到西欧全境，他在位45年，55次对外征战。法兰克王国成为一个东起易北河、西至大西洋沿岸、北濒北海、南临地中海的王国，占有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几乎囊括了当年的西罗马帝国版图。

按照东方标准，查理曼绝对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开疆拓土，为获得权力和支持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很多时候，一旦社会走进这种循环，很可能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棘轮，但是，西欧没有进入皇权专制的怪圈。

墨洛温王朝末期，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几乎完全消失，货币购买甚至被物物交换替代。此时，西欧是一个地道的未开化社会，“蛮族”兵锋撕裂了罗马文明，这里不再有繁荣的商业、高度的文化，更没有国家行政管理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封建城堡，货币的用处已经不是很大了。

农奴一生都未必能走出领主的领地，要货币干什么？

没有货币，很惨。不过，对多年之后的西欧历史来说，这句话应该反过来：幸亏西欧当时没有货币。

要统治整个王国，必须削弱领主实力，也就是说，要从领主手中把土地拿走。丕平、查理曼想出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铸币，赎买领主土地。755年，丕平重建铸币厂，规定每磅纯银铸币不得超过22个。

顺便说一句，这个法子实在不怎么样。在中国，可以用高价买来好地，但西欧不是中国，用钱买地，就算国王也不好使。

中世纪领主与中国地主，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差别大到泾渭分明，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地主只有土地，西欧领主却拥有土地上的一切。

对中国地主而言，土地只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跟能办多少事、有多大权力基本没有关系。地主是皇帝的子民，佃户却不属于地主，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完全是两个概念。在中国，地主不论有多少土地，谁要是敢在自家地盘上弄个紫禁城出来，立刻就得被灭掉。

以“小农经济”自标的中国小农其实只能耕织结合，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地主压根就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土地占有关系远比西欧脆弱，更值钱的，不是土地，而是权力。于是，我们有了“贫富无定式，田宅无定主”的说法。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更多的是皇族、地主，与西方意义上的贵族相去甚远。

对领主而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土地意味着自己的一切！

国王在领主土地上只能管理领主一个人，至于农奴是从来不需要效忠国王的。封建体制下，西欧土地流动频率要远低于东方，土地兼并也不靠货币交易，更多的是联姻。也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土地制度，保证了西欧在生产力远落后于东方的条件下积存了可怜的社会财富，为后续裂变积累了财富基础。

西欧领主，就是在自己家修一个白金汉宫，也没人能管得了，只要他修得起。

西方农奴在城堡中出生，也在城堡中死去，终生不跨藩篱一步，这不是小农经济，又是什么？

东方小农经济本身就存在于封建城市中，小农中的手工业、商业又不局限于服务某个地主，而是为整个社会服务，工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不会突破原有的经济系统。西欧却不可能在封建庄园中容纳这些商业萌芽，庄园范围狭小，只要手工业和商业稍有发展，就必须与庄园经济分离。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才是真正的小农经济，衣食住行甚至手工业都在庄园或者领地内完成，即使领地内存在市场，领主也可以名正言顺去收税。

用钱买领主的土地，那怎么可能呢！

领主们对付王室的办法是，凡是流通出来的货币几乎都被重铸，当然，里面掺了很多铅和锡。

王室发现自己越来越吃亏，领主越来越有钱，自己却越来越穷。

不仅丕平铸造的货币基本没有派上用场，查理曼及其子孙后代煞费苦心铸造的足值货币基本也都风消云散了。

这种受累不讨好的情况，当然不可能长期延续。

对照今天的西方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与中世纪庄园，我们会发现两者何其相似：无数庄园主（投资者）各自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闭锁自身投资信息），骑士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决斗（资金搏杀），国王也不是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金融市场主宰一切，美联储也不能，否则就不会有1929年大危机或2008年次贷危机）。当然，庄园主有大有小，投资者也有强有弱，但决斗或者资金搏杀的规则是公平的。

时至今日，西方金融市场仍旧保留中世纪骑士的风格：失败者必须自己承认失败。要知道，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是泰国、印尼等国家自己承认汇率浮动。骑士用长矛和利剑击中对手的弱点，一击致命；投资者也要选对出剑的时机和位置，否则，对方就会刺穿你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