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优雅的古希腊文明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的原形：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现在的也拿走。经过梭伦改革，雅典在公民间建立了一个纺锤形社会，在相对公平的体制下，人类社会开始了金融之旅。然而，嗜血的古罗马只是“手中有钱，心中无剑”，在声色犬马中贵族开始无视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当所有公民都无法谨守俭朴和忠诚时，在一次大通胀中，古罗马的辉煌戛然而止。

雅典辉煌的秘密是什么？

罗马共和国真的死于大通胀吗？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动机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古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有人告诉我们，古雅典很辉煌，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一个梦幻之城。古雅典的辉煌，正值世界大部分地区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古雅典当然比几百万年前的猿猴辉煌很多。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雅典当时生产力仍然很低下，单个人或者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剩余产品并不多。发生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摔断了腿，人们就可能活不下去。

一个人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得借债。

于是，雅典城邦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特殊公民—“六一农”：借债者收成的5/6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留下1/6。如果收成的5/6还是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5/6高吗？

如果5/6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1/6能还本金了。说白了，“六一农”的债务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本来就没积蓄，还要交出5/6的收获，还能指望他们还钱？

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变卖自己。

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这就是金融的本质，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会这样，关于这一点我确定以及肯定。

于是，雅典的很多人—很多公民，变为奴隶。

比“六一农”沦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种债务体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雅典公民丧失了获取财富的公平起点。

这个起点是社会的希望。

尽管标准不同，但任何一个社会小康之家的沦落都是社会动荡的开始，贫困固然是不稳定的开始，小康阶层的沦落则会使社会彻底失去自纠能力。这是一个没有支撑的社会，如果就连社会精英（当时的雅典公民）都失去了希望，社会也就真的失去了未来。

问题是，雅典城不能让自由民变为奴隶，他们是雅典公民，没有这些人，雅典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没有……指望贵族关键时刻出钱出枪，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幸好，雅典有梭伦。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动机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增重10%～12%）。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数量被分为四个等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数量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个等级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力量，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中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利。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么弱势群体就会带来革命。若“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最终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将会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东西。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也无可牺牲时，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对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本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惜，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诚哉斯言：

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