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发扬光大，明明御史在瞎弹劾，你还怪不得他，只能自认晦气。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有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奏你几本再说，等你好容易洗净这一身骚，早已在御史台的大狱里，脱下好几层皮了。

讨足皇帝欢心自会有前程，比如宋代宰执，就有从御史中丞升上去的。御史们都憋着劲，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贵政要、皇亲国戚，以为政治资本。舒亶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这个动机。不过以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我也有点怀疑，他说不定，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警惕着的皇家忠犬—可是，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须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顶得住孤独，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质疑干御史的资格；由

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气焰嚣张，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会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御史人选。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出身平民，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恶劳，舍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

最重要的，是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公事上的正直无私。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个性缺点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差使，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区别。拿好榜样来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

舒亶六亲不认，大胆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可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嘛！

他的数据又这么翔实：“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这回捉将官里去，差点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吗？东坡自己也直承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传统？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是道德上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什么？是三纲五常的触逆，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辩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东坡及东坡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绝非正人君子所为。

但是，再回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轼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片面偏执。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旧党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可中国的政治斗争模式，永远是东风与西风，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异见合作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豪英，却沉沦于内斗，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面自我标榜忠君爱民，一面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的动机，互相打击报复，加上君主专制之下，总是政随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又一轮越演越烈的政治迫害……

并非是要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也并非简单的善与恶，人性，也不仅是黑与白。如果对于历史人物仅限于执痛诟与赞美两端，今天的我们，还会泥足于古人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遵循程朱理学，而这两位理学先生对王安石变法及新党是深恶痛绝。修史讲究公允，但词藻上的褒贬偏向却在所难免。这段评述，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确信：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现在这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人们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在一次弹劾官员的过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辫子，以微罪，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十一年后，哲宗继位，舒亶才重新回到官场，后来以边功复受重用，六十二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四十二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虞美人》一词，就是这段时间写的，词中可看不出他有多沮丧。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这几句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当然，这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我决定，不作如是想。因为，我不想对不起那样美好的词境，那样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我们知道那洁白下面可能隐藏着垃圾，但又怎么样呢？至少，梅花在那里。

这个世界，才不会像诗词中写的那样好。可是，美好干净的词句，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思致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

菩萨蛮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人都写离别与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缠绵悱恻者，有欲说还休者，他却另辟蹊径，写出了这情怀里的左右为难。世事沧桑，催行与留恋，且不论人，连潮水都似乎有情了。然后是景物与人心，怀念与别离，又一重重的矛盾 —谁说他是无情之人？最难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笔却又明朗，于诚挚中，自有种高远。

论家也多称赞此词，却少不得带上对人的鄙夷，有人说：“此等语乃出渠辈之手，岂不可惜。”还有人更干脆，说这个词啊，思致细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个格局小的人 —就差直接说是小人之词了。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我发现，他是个颇擅自我宽解的人。对于人生的无常，人情的无奈，他有种坦然接受。他说：“且尽红裙歌一曲，莫辞白酒饮千钟。人生半在别离中。”（《浣溪沙 ·劝酒》）他说：“人生闲亦好，双鬓催人老。莫惜醉中归，醒来思醉时。”（《菩萨蛮》）他说：“相见争如初不见。短鬓潘郎，斗觉年华换。 ”（《蝶恋花》）而最能代表此人一生心性的，应该是这首词：

浣溪沙·和仲闻对棋

黑白纷纷小战争。几人心手斗纵横。谁知胜处本无情。谢傅老来思别墅，杜郎闲去忆鏖兵。何妨谈笑下辽城。

又是一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词，还透着种杀伐气。战争，棋盘上、边境上、政坛上，他从来直面，没有文人的畏惧与犹豫，更没有正义与否的怀疑，他知道战争的本质：无情。

胜败存亡，战场容不得半丝软弱、半点妇人之仁。他愿意继续战斗，不会像谢安那样，老来思归，也不像杜牧那样，闲来怀想。他要做的是实务，是有朝一日为国出征，谈笑下辽城—辽国，被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那属于北宋君臣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梦。

不能将此简单地看作文人的意淫，长期处理军中事务的舒亶，说这种话，也算本色当行了。我想，本质上，舒亶根本是个武人，他的目标，像武人一样简单直接，他的手段，像武人一样兵不厌诈。虽然我很爱东坡先生，但这样的舒亶，也并不因此就讨厌，我甚至很乐意，在尘埃落定，恩仇尽泯之日 —送给他一枝雪地里初放的梅花。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

北宋的精英们都没有等到这一天。斯人都远去了，只留下一首首写于困境中的词，优美的，顽强的，在历史尘埃中绽放。